“敌争河东地界，韩琦、富弼、文彦博等答诏，皆主不予之论，会王安石再入相，独言：‘将欲取之，必固予之’，以笔画地图，命韩缜悉予之，盖东西弃地五百余里，韩缜承安石风旨，视刘忱、吕大忠诚有愧也。议者为朝廷惜之。呜呼！祖宗故地，孰敢以尺寸不入王图哉！荆公轻以畀邻国，又建‘以予为取’之论，使帝忽韩、富二公之不用。至后世奸臣，以伐代为神宗遗志，卒致天下之乱。荆公之罪，可胜数哉！具载之以为世戒。
这是邵伯温在其《邵氏闻见录》记载的一段话，这也成为王安石弃地七百里的一个史料佐证被史学家大量采用，依照他的记录，“熙宁和议”后划界失地王安石应该负有主要责任，这真的属实吗？
《邵氏闻见录》
宋辽边界形成历史及“熙宁和议”中的宋辽划界一、契丹族的建国与“幽云十六州”的割让。
公元907年，朱温逼迫唐哀帝禅位，繁荣一时的唐帝国灭亡，朱温即位，建立梁朝，史称“后梁”，从此中原王朝进入了分裂时代。而在朱温篡夺唐朝政权之时，唐帝国拥兵自重的各大藩镇纷纷割据自立，原本依附唐帝国的周边属国也尽皆建国，其中长城以北的契丹部落也在公元916年建立了自己的帝国，不久后，又改国号为“辽”，定都临潢。
至公元926年，辽国向东征服了松花江流域的渤海国，向西扩展到阴山以西，北界远到黑龙江，南界则以长城为界，成为当时疆域庞大，最有实力的帝国之一。
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起兵叛乱，他向辽国求援的同时，将长城以南风“燕云十六州”作为报酬割让给辽国，时辽帝耶律德光听之喜出望外，立即出兵帮助石敬瑭击败后唐，并扶持石敬瑭为中原皇帝，改国号为后晋。石敬瑭在即位后，应约将许诺给辽国的燕云十六州大约十二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辽国，并恬不知耻的尊称耶律德光为“父”，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儿皇帝”的由来。
自此，中国北方大门第一次真正的完全失守，千年以来抵御游牧民族的长城则沦入游牧民族之手，辽国边境深入到内地，无怪乎宋人能发出如此之感慨。
幽燕诸州，盖天造地设以分蕃汉之限，诚一夫当关，万夫莫前也。石晋轻以畀之，则关内之地，彼扼其吭也，是犹饱虎狼之吻，而欲其不饱且嗜，难矣。遂能控弦鸣镝，径入中原，斩馘华人，肆其穷黩。卷京洛而无敌，控四海以成墟。
“儿皇帝石敬瑭”
二、后周柴荣与宋太祖收复“燕云十六州”之战。
公元959年，后周世宗柴荣发动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北伐，战争之初进展顺利，连取瀛、莫二州，克盖津、瓦桥、高阳三关，后周军队士气如虹，正欲攻克幽州重镇时，柴荣忽然一病不起，收复十六州的宏图大业就此中途而废，柴荣撤兵回大梁后不久便病逝。
此次北伐，虽然柴荣未竟全功，但终究还是收回了上千里的国土，这给其继任者发动了“陈桥兵变”的赵匡胤很大启发，但由于赵匡胤过早去世，宋太祖赵光义便继承其兄遗志，欲收复燕云故土。
宋太祖时期，宋军三次发起对辽国的进攻，但最终心有余而力不足，实行了文人统军的宋军再不是契丹人的对手，最终三次攻辽都以失败告终。虽然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宋军在局部也能取得一定战果，所以两国边界围绕着幽云十六州来回拉锯，宋朝此时其实并未吃亏。
周世宗北伐取二州
三、“澶渊之盟”与“西北战争”时宋朝的对辽政策。
公元999年，宋真宗即位第二年，辽主耶律隆绪趁着宋朝皇帝新立，举兵南侵，宋军大败，宋将傅潜惧敌不敢应战，范廷召畏敌带兵潜逃，宋将康保裔陷入重围绕兵败战死，宋真宗御驾亲征，辽国大掠而归，范廷召贪生怕死，至契丹人退。他却虚报战功，云敌人乃自己击退。
公元1004年，萧太后与辽主耶律隆绪再次大举南侵，兵锋直抵澶州，宋朝举国震惊，宰相王钦若居然提议迁都金陵，在此危难之际，大臣寇准极力主张真宗再次亲征，最终将契丹人挡在了澶州城下，寇准本有意乘势收复燕云，奈何真宗与众大臣意在讲和。辽国萧太后想要得到后周世宗柴荣所收回的土地，为宋朝所拒绝。最终宋辽两国以宋朝每年赠予契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达成和议，这便是著名的“澶渊之盟”，宋辽两国最后维持边界线不变。真宗朝与太宗朝相比，太宗尚且有北伐的能力，而真宗则只有赔款求和的能力了。
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契丹趁西夏元昊叛宋，宋朝自顾不暇之际，遂提出索取瓦桥关以南十县的土地，宋朝拒绝割让土地，但达成每年增送契丹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的和议。真宗朝兵临城下方议和，而仁宗朝却因辽国虚张声势便如惊弓之鸟，可见宋朝一朝不如一朝，史学家李焘对此有着精准的分析。
当时契丹实际上是爱惜结盟友好，特意虚张声势来惊动中国，吕夷简等人对契丹的许予过厚，于是成为后世的无穷之害！
澶渊之盟
第四、熙宁和议宋辽划界，痛失国土七百里。
熙宁五年八月，辽国兵马多次擅自越过作为两国边界的拒马河，并遣使入宋，要求重新勘定边界，如果说这是一次试探性行为的话，熙宁七年三月，辽主耶律洪基要求宋朝拆除蔚、应、朔三州的堡垒和驿站，并擅自移动边界界柱，这就属于赤裸裸的敲诈了！辽国派使臣到宋朝提出在这三州的边界应以分水岭为界，但辽国并没有对边界分水岭提出一个确定的形迹，所以辽国此举不过是以此为借口想敲诈宋朝国土罢了。
“其蔚、应、朔三州土田一带疆里，袛自早岁曾遣使人，止于旧封，俾安铺舍，庶南北永标于定限，往来悉绝于奸徒。洎览举申，辄有侵扰，于全属当朝地分，或营修戍垒，或存止居民。皆是守边之冗员，不顾睦邻之大体，妄图加赏，深越封陲……据侵入当界地里所起铺形之处，合差官员，共同检照，早令毁撤，却于久来元定界至再安置外，其余边境更有生创事端，委差去使臣到日，一就理会。”
神宗皇帝看到国书，无奈之下派太常寺少卿刘忱前往边境协商。熙宁八年三月，辽主以刘忱办事拖延为由，让宋朝另行派人进行磋商，神宗不得已，先派韩缜与辽使箫禧商议，同时派出知制诰沈括查阅疆土争执档案，又出使辽国，经过六次会谈，终于按照神宗的意思谈妥了边界争执。
熙宁八年七月，神宗下诏：“国家与契丹通和年深，终不欲以疆场细故有伤欢好大体。既许以治平年盖铺处旧址修盖，勿从和会，即更不论有无照证。”这道诏书明确了在蔚、应、朔三州根据辽方提出的方案进行划界，大致把该地区古长城以北的地方全部割让给了辽国，国土面积大约有七百里。此后，辽国一改大块吞并宋朝国土的策略，而采用蚕食策略。
此次宋辽划界影响深远，不仅仅代表着宋朝在外交上的再次失利，更严重打击了“熙宁变法”，保守派以“丧权辱国”为名逼迫王安石退出了大宋政治舞台，令变法戛然而止，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宋辽西夏形势图”
王安石对辽国的态度来看，宋朝割地之举绝非他所为。此次熙宁划界中，王安石的态度是冷静而实际的，站在宋朝的角度上，与西夏和辽国同时开战显然是不明智的，所以王安石对辽国的态度以熙宁五年为时间线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熙宁五年之前。
熙宁五年三月，河北山西皆呈报辽国骑兵越过国界侵扰宋朝军民的行为，辽国挑衅行为呈报到朝堂后，王公大臣们出现了不同的意见。
以枢密使文彦博为首的官员认为辽国“彼占吾地，如何不争？占雄州亦不争，相次占瀛洲又不争。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辱。”遂发出了“交兵何妨”之语。而王安石却认为在与西夏作战的同时，再与辽国开战实为不智，更何况“河北未有备，如何交兵？”同时认为“朝廷若有远谋，即契丹占却雄州，亦未须争。要我终有以胜之而已。”
在这次朝议中，王安石坚决反对兴兵伐辽，他一方面认为“累世以来，夷狄人众、地大，未有如今日契丹，陛下若不务广规模，则包制契丹不得。”另一方面又认为“契丹大而无略，则多隙可乘，且并诸国及燕人为一，四分五裂之国也！契丹无足忧，彼境内盗贼尚不禁捕，何敢与中国为敌？”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王安石在最早虽然反对与辽国开战，但同时也反对割地于契丹。
该理念与韩琦、富弼的意见类同，皆反对与辽国开战，但反对开战并不代表割地求和，只不过采取的是宽柔徐缓政策，为宋朝急修武备争取时间而已。
王安石论政
第二阶段：熙宁五年之后。
在宋辽两国的边界之争中，王安石一开始便反对割地，史料记载清楚，《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曾记载如下。
许箫禧不当满其欲，满其所欲，则归而受赏，是开契丹之臣以谋中国求赏，非中国之利也！又言：外敌强则事之，弱则兼之，敌则交之。宜交而事之，则纳侮；纳侮而不能堪，则争；争，则启难。故曰：‘示弱太甚，召兵之道也’。
该书于熙宁八年四月甲午又载王安石与宋神宗论契丹事云：“上曰：‘彼必不肯已，则如何？’安石曰：‘譬如强盗在门，若不顾惜家资，则当委之而去；若未肯委之而去，则但当抵敌而已，更有何商量？臣料契丹君臣有何智略？无足畏者，臣所畏者，契丹作难，则宜有受陛下委托与之抗者，乃有人献异议于中，从中挠其机事。’”
从以上所引诸言可证王安石反对割让土地给契丹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 首先，王安石认为不应当满足契丹人的无理要求，满足其欲则是鼓励辽国图谋中国，归以求赏。
- 其次，王安石认为宋辽两国实力相当，宋朝无法解决两国边界之争，但辽国也无法吞并宋朝。
- 最后，王安石认为契丹并不可惧，并不值得忧虑。值得忧虑的是皇帝可以是否完全信任办事的将帅大臣。
从以上的推论我们可以看出，熙宁划界割地之举绝非王安石所为，那么为何要将此事归咎于王安石呢？
王安石与神宗皇帝
既然王安石反对割让国土于辽国，为何有“王安石弃地七百里”之说？他到底有没有割地辱国？其实刘忱也好，韩缜也罢，沈括也算，他们接手与辽国谈判的任务，这本身就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最后等到韩缜与辽国谈判结束后，他奉神宗之命将河东七百里之地割让给辽国，在国内不敢骂皇帝的人，纷纷将矛头指向韩缜，说他丧权辱国，苏辙有奏章云：“韩缜暗弱，遂坏其事”，可见当时韩缜的确是为神宗背上了这口黑锅，为何此事最后竟然发展成王安石卖国之错误言论呢？
- 第一、从政治上来看，是“朋党之争”的结果。
熙宁变法，王安石等人作为改革派与旧党针锋相对，损害了以富弼、司马光等人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党争已经从政见之争发展到为了个人利益而互相倾轧的地步，神宗驾崩，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旧党复朝，神宗与王安石主导的变法被全然推翻，这就是著名的“元祐更化”。在此过程中，为了打击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旧党人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利用宋辽划界之事栽赃于王安石，以打击“熙宁变法”，这才有了“王安石弃地七百里”之说。
- 第二、文人相轻，邵伯温与苏辙的污蔑。
早在邵伯温《邵氏闻见录》成书两年前，苏辙便有王安石弃地言论著于其《龙川略志》中，他以听闻别人谈论呢口吻记下此句。
闻契丹遣泛使求河东地界，宰相王安石谓咫尺之地不足惜，朝廷方措置河北诸将，后取之不难。及北使至，上亲临轩喻之曰“此小事，即指挥边吏分画”。
听闻别人谈论岂可成为事实？无论苏辙相信与否，两年后一个叫邵伯温的人是相信了，他把此时写入他所著《邵氏闻见录》一书中，还造谣王安石曾言“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也”之语，还定论“荆公之罪，可胜数哉，具载之以为世戒”，这简直是赤裸裸的污蔑，奈何自从该书以割让土地之罪归于王安石之后，后世史书多承其说，这千年的污蔑便遗传了下来。
苏辙为何要以听闻的口吻将失地之罪归于王安石呢？是因为当时王安石推行的古文运动使“疑经变古学风”大兴于朝内，在此事上二人理念不同，所以苏辙才会事事处处与王安石作对，这才有了这流行千年的污蔑之言。
- 第三、丧权辱国的割地之辱，非韩缜之流能负责的。
在上文中提到，神宗皇帝之诏命直接让韩缜割地划界，本着“为尊者讳”的理念，无论神宗做的再错也是不能说错的，所以事实上韩缜在划界之后倍受指责承担了后果，但是由于神宗的驾崩，改革派的失利，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则成为此事的最佳背锅者，且此事发生在变法时期，主导变法的王安石则是当仁不让的负责人，所以失地之辱自然就归咎到了王安石头上，那么有这些污蔑之语也就不足为奇了。
王安石变法
那么王安石到底有没有割地辱国呢？我相信是没有的，除却邓广铭先生在《王安石》一书中的驳斥考证外，我们还可以找出其他原因来作佐证。
- 宋辽划界谈判作出结果的关键时期，熙宁七年四月到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罢相远在江宁任知府，根本无法参与朝政，故而影响不了划界决策。
- 神宗皇帝向大臣张方平询问后已经决议与辽国议和，而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再相后反对妥协退让，已然打消不了神宗皇帝的主意，有神宗给韩缜诏书为证。
- 王安石与神宗皇帝在熙宁八年七月对话可以看出最终决定割让土地的是神宗皇帝，而非王安石。
上与王安石论契丹地界，曰：“度未能争，虽更非理，亦未免应副。”安石曰“诚以力未能争，尤难每事应副，国不竞亦陵，故也。若长彼谋臣勇将之气，则中国将有不可忍之事矣。”
根据以上对话可以看出，神宗皇帝在没有听从王安石建议后，又对王安石作出一番解释，望得到宰相的支持，但王安石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长此以往，“则中国将有不可忍之事矣”，此言沉痛至极，这才是王安石真正的态度。
因而，从以上我们完全可以看出，“王安石失地七百里”其实是无稽之谈，而王安石本人也深受这不白之冤但百口莫辩，根本原因就是随着“旧党”的上台，该事件成为他们攻击变法、攻击王安石的一个绝佳的机会，甚至他们将这种观点写入正史史料《神宗实录》中，成为后世官方定论，王安石也就莫名的背负了上千年的不白之冤。
神宗皇帝与诸大臣
结语从“澶渊之盟”到宋仁宗的赔款，从英宗边界争议到神宗划界争议，无不证明宋王朝的国力每况愈下，这也恰恰证明了王安石主导的变法图强是顺应历史所为，而反对变法者们却将政见之争发展成党派之争，为了否定变法无所不用其极，手段卑鄙残忍，毁人清誉污蔑他人，竟将割地辱国之事强加在王安石这个变法者身上，实非“君子”所为也！
参考资料：《宋史》、《神宗实录》、《邵氏闻见录》、《续资治通鉴长编》、《王安石》、《龙川略志》、《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五代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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