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梆子戏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多数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村还没有通电，文化生活极为匮乏。除了个把月县里的电影放映队来演几场电影，到了晚上，夏日坐大街，冬天坐炕头，只要生产队不开会，或聚集在豆腐房的热炕头上摆龙门阵，或在生产队部拉家常，有的干脆蒙头睡大觉。除此以外，最红火，最高雅，最受欢迎的就要数村子里业余剧团演出的梆子戏了。
我的故乡溪源村地处冀、晋、蒙交汇的张家口地区，山西梆子(晋剧)是这一带的主要地方剧种。据村子里的老人讲，早在元末明初，一位风水先生路过这里，看到这里的青山秀水后断言说：“这里的人不久就要扮帝王将相，穿才子粉衣了”。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不幸被风水先生言中，戏曲果然在这个小山村逐渐兴盛起来了。从村口半坡上现存的龙王庙和古戏台及其壁画中我们就可想象到当年的兴盛的情景。
早在清乾隆年间，我们的祖辈霍常老太爷就带着戏班子走南闯北了。到了民国时期，村子里的业余剧团（乡里人叫做秧歌），在附近一带就小有名气了，而且出现了“六六旦”霍成义、“玻璃翠”霍兴基等远近闻名的“角”。他们先后在专业戏班子里供职，走遍了坝上坝下,唱红了山城内外,曾与晋剧名角丁巧云、筱吉仙等“大腕”同台演出，使村里的戏班名声大振。
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以及众多人士的积极参与，致使一大批年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如琴师霍仲庭、鼓师霍汉武、武生霍仲堂、花脸霍荣山、须生韩喜亮、丑角刘生林等。到了1960年前后，村子里的戏班正处于巅峰时期，并由各家捐款添置了新戏装和道具，能够满足像《打金枝》《二进宫》《算粮登殿》等传统剧目的演出。同时把已经在国营矿山就职的霍成义老艺人请回村里担任剧团的教师和导演，更是如虎添翼。至此，村业余剧团发展为行当俱全，文武场兼备，服装道具全新，能够上演30多出传统剧目的业余文艺团体了。
1966年秋天，我随父亲及全家回到了故乡。忙过秋收，业余剧团便开始活跃了。
虽然已经进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传统戏被禁演了，开会，学文件，搞批斗，业余剧团的名称也随形势改为“毛泽东思想红色宣传队”，古装戏变成了现代戏，可村里的领导和乡亲们对梆子戏的情感却丝毫未减。
冬季的农村，老乡们为了节约粮食，一般都吃两顿饭。于是，每当晚霞飘洒在西边的天际，袅袅的炊烟刚刚在村庄上空泛起，劳作了一天而晚上又闲暇无事的乡亲们便仨仨俩俩的，陆续的聚集在刚刚新建的大队部。
头通锣鼓过后，“天不下雨地干旱，累得我老汉汗流干” ——一声荡气回肠的介板，打断了我好奇的思绪。
今天排演的是现代戏《三世仇》。讲的是解放战争时期，贫农王老汉祖孙三代为了一块土地被地主活剥皮逼迫得家破人亡，最后孙子虎儿参加了解放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地主，翻身做主，报了三世之仇的故事。现在看来，虽故事情节结构与戏剧冲突及艺术方面还不够严谨，但在当时万马齐喑的年代，老百姓能够看上戏剧，也就很满足了。实际上，演员还是那些演员，唱腔还是老腔调，只不过是旧瓶装新酒罢了。
这是我第一次这样近距离地接触山西梆子，当时我虽读不懂什么叫戏剧，但那虽不够专业却非常认真的一板一眼，一招一式，以及那铿锵的马锣，悠扬的胡琴声,时而粗犷、时而婉转细腻的梆子腔深深地吸引了我，并在我心中已落下永不磨灭的烙印，以至影响了我的一生。
从那天开始，只要大队不开大会，或者大会散了以后，这里的煤气灯便会天天点亮，锣鼓声、胡琴声，以及那熟悉的梆子腔就会响起，每当此时，我都会同好多人一样站在那里，直到后半夜排演结束，才依依不舍地随人们一起散去。
转眼到了春节，排演了一个冬天的《三世仇》，还有一个短剧《红色联络站》（又名三月三）就要正式演出了。
村里的戏台坐落在村口东沟油坊旁边的山坡上。这座建于清康熙六年，重修于清道光年间的戏台，座西朝东，台基建在溪源河河边裸露的山石上，后面由大石头砌成的地基足有五米多高，加上戏台本身的高度，在空旷的河边显得那样高大、挺拔。虽然经过了近三百年的风雨沧桑，依然巍峨的矗立在那里。戏台下面，有一片五米多宽的的开阔地。戏台对面，顺着山势，是用石料砌成的两米多高，三米来宽的台阶，相当于现在剧场的二层楼。再往上又有一道五米多高石料砌成的石墙，一条用碎石子铺成的的甬道后面，便是三里五乡有名的龙王庙了。平时人们看戏，年轻人一般都站在台下的平地上，年老的和妇女们坐在台阶上面，孩子们跑上跑下，有的干脆坐在龙王庙的山门口，居高临下，倒也逍遥自在。
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戏台下面，二层台阶上已堆满了人。
那时候，村子里还没有通电，煤气灯已经是比较现代的了。今天是除夕，舞台上照例是点燃了两盏煤气灯，直照得半山通明。
不一会儿，或浓妆或淡抹的演员走上了戏台，大家一片欢呼。
接着，手里拎着家什、乐器的鼓匠们（乐队）也陆续上了戏台，按照文东武西的顺序按部就班的坐了下来。
敲罢了头通鼓，鼓匠们又各自点着了旱烟，拉开了家常。
我等的焦急，怎么还不开戏？原来，敲头通鼓是招徕观众，二通鼓是告诉演员们作好准备，三通鼓过后才开戏。
虽然天气很冷，耳朵已经发麻，但大家依然兴致勃勃地在等待。
站在露天看戏，对我一个出生在县城的人来说是第一次。虽然台上的戏文在排练时已经看了整整一个冬天，台词我已经背的滚瓜烂熟，可真正在舞台上观看我还是第一次。
天已完全黑了下来。这时三通锣鼓敲了起来，开戏了。于是，这座已有三百多年的古戏台,便开天辟地的第一次上演了现代戏。
没有大幕，没有布景。还是那一句荡气回肠的介板，“天不下雨地干旱，累得我老汉汗流干”的介板过后，王老汉扶着木犁，一儿一女前面拉着犁从花脸门走上台来。台下马上一个满堂好。
台上演员是那样认真的表演，台下的观众是那样聚精会神的观看。
“西北风吹得我浑身打颤，大雪飘腹中饥好不伤惨”，随着晋剧曲牌《二八望》和这段悲凉的“四股眼”（一名慢三眼）唱起，人们的思绪一下子被感动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是那样的阴沉。当演员唱到王老汉被逼而死，女儿沿街乞讨被恶犬咬伤的情景时，台上台下一片寂静，有的人禁不住呜咽、抽泣起来。我也被深深地感染了，忘记了天冷，忘记了时间，思绪随着剧情飘去……
一声唢呐，散戏了。一直看到演员们都卸了妆，下了台，人们才依依不舍的各自散去。
过去过春节，由于准备的剧目多，一连四天都不会演出重复剧目。而今不让上演传统剧目，且今冬只编排了两出新戏，于是一连四天上演的都是这两出戏。虽说是天天“热旧饭”，可人们丝毫没有厌倦的意思，每晚依然兴致勃勃的去看。
农村有个习惯，业余剧团的开销大多由村民各家筹集，因此，为了回报乡亲，每年除夕、正月初一到初三，本村的秧歌都在村里演出，初三以后，便开始应邀到周围的村镇演出，到了元宵节再回到村里演出。
看了一个冬天的排练，又接连看了四场正式演出，每句唱腔，每个动作，大家都是那么熟悉，可剧团到邻村演出，还是有不少人跟去观看，我也随小朋友一起去了好几次。
这个时候，我发现，我已经不知不觉地，深深地爱上了这充满乡土气息的梆子戏了。
闲暇无事，便用荆条拴成一个鼓架，把称米的升子架在上面，用筷子模仿司鼓敲打。自己还用榆树根镟了一个板胡壳，在牲口棚拣了一把马尾，自制了一把酷似山西梆子领衔乐器——呼胡（俗称大弦）一般的乐器。虽然音色不佳，但也能拉出类似呼胡的声音和旋律，一有空闲，便吱吱牛牛地拉了起来，不久就能够拉一些简单的晋剧曲牌和“四股眼”、“二性板”等腔调。
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是村里龙王圣母的圣诞日。每到这天，照例是要给龙王爷唱大戏的，祈求龙王爷多施喜雨，保一方风调雨顺。过了这一天，除了天旱祈雨和村子里有重大喜庆活动，戏班子一年就不再演出，直到忙过秋，场光地净以后，再重新组织编排。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深入，就连《三世仇》这样的现代戏也不让上演了。社员们白天下地搞生产，晚上开会闹革命，无休止的学习、批斗，社员们被折腾的筋疲力尽，“红色宣传队”也被迫解散了。
尽管如此，乡亲们对梆子戏依然一往情深。白天在田间地头，只要有情绪，便要喊上几嗓子，如果是“臭味相投”的戏迷凑在一起，还要偷偷地唱上几段《二进宫》《明公断》什么的。到了晚上，你如果站在村头的高坡上，就能听到几处悠扬的笛子或胡琴声和几处优美的梆子腔。
有时戏迷们实在是憋得不行了，就凑在一起，挂起铜锣，架起板鼓，操起胡琴，自娱自乐起来。只是怕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文艺路线的帽子，不敢唱旧戏文，或改唱词为哼哼腔，或移植一段现代样板戏，或干脆把《毛主席语录》当作唱词，既过了戏瘾，又宣传了毛泽东思想。有一回，一位老乡拿着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一书当唱本，从导板腔唱起，转四股眼、夹板，二性板、垛板，一直把整篇文章唱完，足足唱了半个多小时，虽嗓音洪亮，唱的水平还算不错，但《纪念白求恩》毕竟是文章而不是唱本，因此既不合辙，也不押韵，为了凑合山西梆子的板式，往往把一句话分开唱，搞得大家啼笑皆非。
“9.13”事件后，开始了批林批孔和学习理论运动。为了配合学习，占领农村文化市场，公社又号召各村成立文艺宣传队，村子里理所当然的又恢复了宣传队，成员还是业余剧团那帮人。
我因会拉几下胡琴，自然也被宣传队选中了。从此，我从一个梆子戏的爱好者变成了参与者。
虽然当时中国的文艺还处在左的路线桎梏中，虽然戏曲的主流还是革命样板戏，但毕竟“满园春色关不住”，这年便涌现出《划线》《渡口》《追报表》等许多优秀的小戏。憋了好几年的戏迷们终于可以放开嗓子唱戏了。虽然当时还不能演古装戏。
我被宣传队安排到乐队拉二胡和弹三弦。那个年代的农民乐师，大都没有什么文化，也不识谱，虽然胡琴拉的有板有眼，板鼓敲的有声有色，水平也不亚于专业人员，但要问拉的是什么谱，弹的是什么调却全然不知。有几个知道“工尺谱”的，也大多只知“工工四尺上，六四上”这类“老六版”什么的。那么何以学会的呢？原来，这些乐师们先学会唱腔，再去胡琴上找音，久而久之，便凭着自己熟悉的腔调和手指上的感觉便拉出乐谱来的。用他们的话，只要能够哼出“哩格愣格”来，就能圆满地演奏出来，这叫作“愣瞪腔”。不信你可以试一试，只要你能唱出来，他便能拉出来，包括现代歌曲。他的老师怎样教他，他就怎样教自己的徒弟。这样，几百年来，戏剧和音乐就这样在那些穷乡僻壤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而那些老演员和导演们，大多也不识字，靠死背硬记把戏剧传承下来。“六六旦”霍成义，半个字都不识，硬是凭着自己的努力成了“角”。据说他的肚里装有100多本戏，不仅能背出全部台词，同时还能背出文场的“愣瞪腔”乐谱和武场的“家伙点”，以及全部动作和脸谱、服饰，被同行戏称为“戏包”。
我虽然生在文明社会，但小学四年级的文化根底，使我在学习戏剧艺术和伴奏上也只能走老一辈艺人的路。后来我学会了晋剧的所有唱腔板式,熟悉了晋剧所有乐器的演奏方法，并在三弦弹奏上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可我至今也读不准简谱。
公元1976年金秋十月，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文艺迎来了百花盛开的春天。
随着毛泽东主席观看了平剧《逼上梁山》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一封信和周恩来总理对昆曲《十五贯》的批示的发表，古装传统戏经历了十多年的禁演后又粉墨登场了。溪源村的业余剧团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
在这段时期内，我有幸全面的接触了山西梆子，参与了50多部传统晋剧剧本的整理与修编以及编排和伴奏，我也和许多老艺人一样，肚子里已装有20多个剧目了。山西梆子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真的已经离不开她了。
1979年，我被落实了政策。24岁的我，告别了我劳动、生活了13年的故乡，返回了我出生的县城。
不久我参加了工作。之后，我又调到宣化、张家口工作。
城市的喧嚣和灯红酒绿，使我与山西梆子的距离愈来愈远，以至我看不到它的影子。可我还是那样执着地追逐、寻觅着她。县城的广场上，宣化的鼓楼旁，张家口的玉带桥，哪里有山西梆子，哪里就会有我的身影。一次，著名的晋剧皇后王爱爱到涿鹿县城演出，我接到妹妹的电话后，正在外地出差的我连夜从东北赶了回来。
在我的家里，山西梆子的光盘、磁带摆满了书架。每次逛书店总要买上几张，以至与卖光盘的老板交上了朋友。
20多年来，只要我在家，录音机、电视机就会播放山西梆子。每到此时，邻居们便知道我回家了。
这多年来，每当我工作遇到了挫折，心情郁闷之时，抑或工作取得成绩，心情欢娱之时，或者有其他什么喜庆、忧伤之事，我都会浓浓地沏上一壶茶，打开电视机，放上一张梆子戏光碟，合着那熟悉的节奏，微微地晃着脑袋，用手轻轻地拍打着沙发扶手，去领略、去回味梆子戏中的那些无穷的哲理与情感，听到动情之处，禁不住地随声哼了起来。这时，我彻底地陶醉了。那份悠闲与情致，若非是同行或有同样经历的人，简直无法言表。此时，一切忧伤惆怅，一切毁誉荣辱，统统随着剧情飘荡而去，我仿佛又回到了20多年前故乡的戏台上。
今年春夏之交，一场SARS疫情突如其来地袭击了中华大地。为了安全起见，单位的车没有要事不准外出，我不能回家，住在了办公室。
没有山西梆子的我，简直无法忍受。我顾不得许多，打车从家中拿来一大摞光碟，又买来两只扬声器，接在电脑上，这样我又可以天天听到和看到山西梆子了。
故乡的梆子戏，我的朋友，我永远的朋友。
2003年7月10日晚于张家口
图文编辑：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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