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11日，一条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联合发出的讣告震惊了全国。
在那一天，党和国家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全国人民失去了一位鞠躬尽瘁的老大姐。
与周总理风雨同舟51载的邓颖超，于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病逝，享年88岁。
作为一名伟大的革命先驱和马克思主义者，她既是站在斗争前沿的女战士，也是站在周总理背后的贤内助。
这对志同道合的革命夫妻一路从风雨中走来，又携手看过西花厅的海棠花海。
但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只有邓颖超一个人独赏这片花海。
而离去那日，她穿上了曾给周总理送行时穿的旧衣服、用上了周总理曾用过的骨灰盒……
邓颖超的晚年生活，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如果要用两个词语来形容邓颖超的话，那一定是积极和忠诚。对人生抱有积极态度，对革命事业抱有忠诚信念。
从1919年投身“五四运动”以来，直到1988年卸任全国政协主席一职。在将近70年的奋斗生涯中，邓颖超始终用实际行动诠释着“积极”和“忠诚”。
但自从步入老年以后，她的身体状况就日渐衰弱。尤其是周总理病逝后，她在精神方面更是受到了重大打击。
而此时的邓颖超，不仅要继续自己的工作，还要完成丈夫未竟的事业。
1979年，她出任了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次年元旦，她就《告台湾同胞书》发表讲话。
未能亲眼见证台湾回归，是周总理一生的遗憾。而这个遗憾，变成了邓颖超继续攻坚克难的动力。
1982年，蒋经国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虽名为悼念其父，但实则是思念家乡故土。
在看到这篇文章的第一时间，邓颖超立刻组织了对台小组会议。她建议副组长廖承志以私人身份给蒋经国写一封信，因为廖、蒋二人曾是关系很好的同窗。
可惜迫于当时形式，这封诚意满满的信件未能得到蒋经国的回应，反倒是收到了一封宋美龄的回信。
当邓颖超拆开信件后，入目所及便是委婉而又坚定地拒绝之词。众人对此大失所望，而邓颖超只是笑笑没有说话。
如果这条统一之路这么好走，那早就变成康庄大道了。
“我对自己没有任何消极情绪，我认为大家也应该这样，活到老就要革命到老。”
凭着这种积极的心态，邓颖超在对台一事上越挫越勇。
但凡台湾同胞代表团来访，她都不顾孱弱的身体尽量抽出时间接见，并与大家进行多方面的交流和探讨。
因为，台湾问题是所有中华儿女心心念念之所在。
正如邓颖超自己所说的：“今虽卸却政务繁苛，然念念不可置之者，唯国家统一一端耳。”
但在国家大事上呕心沥血的她，却对自己的私事和身体都不甚在意。
自从周总理故去，邓颖超再也没有提起过自己的生日。每年的2月4日，她都好像混不知觉一般忙忙碌碌地度过。
或许在她看来，缺少挚爱陪伴的生日并没有什么提及的必要。因为，不会再有那么一个人通过书信给她祝福了。
而每当海棠花开的时候，那道爽朗的笑声也不会再在西花厅中响起了。
不过1984年的2月4日，秘书赵炜和其他工作人员还是悄悄为她准备了一个庆祝会。
因为那一天，是邓颖超80岁大寿的日子。看着许久不见的老战友，她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而彼时的她早已疾病缠身，大大小小的病有17种，也接受过好几次大手术。
身边人都劝她适当歇一歇，但她却说不敢歇、不能歇。心脏病、肺结核、胆结石等等疾病，都让她回忆起了以往残酷的战争和艰苦的环境。
1986年，邓颖超的脸部和头部骨骼突发疼痛，连喝水进食都受到了很大影响。
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她往往要花上一个半小时才能吃完一顿饭。要是哪天运气不好又犯了食道痉挛，那至少要花上三个小时。
这种情况严重阻碍了邓颖超的日常工作，也让她头一回生出了力不从心的感觉。
在其位而不能谋其政，这是对党和国家、乃至是人民的重大失职。
为了继续发挥余热，她开始频繁出入医院，希望依靠药物治疗再结合顽强的意志共同战胜病魔。
“从四肢到五官，北京医院的各个科室我都去过，已经算是老熟人了。”
而早已病痛缠身的邓颖超，早在周总理在世时就考虑到了身后事。
由于身体原因，导致他们并没有亲生的儿女。在住进西花厅后，也只有周家的几个侄子侄女陪伴在二老身边。
所以出于对身边人的考虑以及树立节俭作风的必要性，周总理和邓颖超也在拟定遗嘱一事上达成了共识。
几次三番交代遗嘱，惟愿身后一切从简他们夫妇俩都是典型的生前鞠躬尽瘁、身后简朴至极，因此二人的遗嘱内容相差不大。
1956年，中央倡议各位领导同志在去世后选择火葬。
这是思想观念领域的一次重大革命，也使火葬在后来成为了一种主流殡葬仪式。
周总理是第一个签字支持的人，而邓颖超也紧随其后。
他们的想法很简单，一是为国家节约人力物力、二是倡导环保理念。
1976年1月11日，周总理的遗体遵照其生前遗嘱实行了火化。
1月15日在追悼大会结束之后，邓颖超亲手将骨灰盒中的骨灰分成了四份。
后来这四份骨灰，一份撒于北京城上空、一份撒在密云水库、一份撒进黄河入海口、一份撒入天津海河。
逝去的周总理，仍以这种方式守护着祖国的大好河山。
在追悼会过去三天后，邓颖超开始认真考虑起自己的后事安排。无儿无女的她，所能记挂的除了丈夫就只有国家。
她不希望因为她的后事而让政府相关部门大费周章，因此早早地向身边的人嘱咐道。
于是，周秉德在接到伯母的电话后立刻赶到了西花厅。她是周总理弟弟家的女儿，从小就在西花厅长大，与伯父伯母的关系最为亲密。
当着周秉德的面，邓颖超郑重说道：“我走了以后骨灰也没什么用了，到时候就像你伯伯那样处理。”
在1978年的建党节那天，她执笔写下了人生中的第一份遗嘱。这份遗嘱内容和周总理的极其相似，也算是他们夫妻间的一种约定。
第一点就是曾嘱咐过周秉德的，遗体先交由医务部门进行解剖，火化之后撒入天津海河；
第二点是不搞遗体告别；第三点是不开追悼会。
等她离世后将这份遗嘱公布于世，也就代替所谓的讣告了。
但当看到这份遗嘱时，秘书赵炜心中却有说不出的辛酸。
她从1965年开始就担任邓颖超的生活秘书一职，两个人可以说是形影不离。
周总理在离世前，还再三嘱托她照顾好邓颖超。而在这么多年的相处中，她也早就将邓颖超当成了母亲般对待。
如今看到这份遗嘱，再想到自己以后还要亲手操办这场后事，赵炜就不禁悲从中来。
于是她一边牢记遗嘱上的内容，一边劝慰道：“大姐，别想这么多，您还远远没到那个时候。”
但话是这么说，可邓颖超却不得不提前安排好一切。1982年的6月17日，她又在第一份遗嘱的基础上添加了一些内容。
除去之前所强调的三点，新添的第四点是反对搞纪念故居。等她去世后，曾与周总理同住的房舍要归还公家安置。
第五点则是严格遵循组织纪律和组织原则，不要对夫妻二人的亲属有任何特殊照顾。
其实除了周总理的一些侄儿侄女外，邓颖超本人只有一个远房侄子。
他的名字叫邓光弼，在退休前只是吉林省人民银行的一个普通科长。
而几十年以来，从来没有外人知道他们一家和邓颖超的关系。
同年11月，邓颖超又以文字形式交代了一些私人事项。
她委托杨德中、赵炜、李琦、张佐良、高振普和周秉德六人来执行，其中杨德中负责全权主持、赵炜负责协助。
在这些私人事项中，包括了如何处理个人文件、照片、图书和衣物等，还特别交代了将剩余工资清点完毕后用于交纳党费。
其中还有一点，是邓颖超认为最重要但也是最难办的。她屡次提及，但赵炜总是面露难色。
于是在周秉德和弟弟前往西花厅探望她时，邓颖超特别交代道，
“这一点赵炜不敢做，我就交给你。我要是得了重病或是临死的时候，千万不要抢救。”
“一定记住，因为那时抢救没有多大意义了，还会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和大家的负担。”
1988年8月19日，当着赵炜、高振普和周秉德的面，邓颖超又强调了一遍遗嘱内容，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她的想法。
所以1991年的那次“胃漏”手术，其实是违背了邓颖超一直以来的心愿。
她也曾躺在病床上请求医生：“不要再抢救了。”
但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应承这个请求，哪怕周秉德也是有心无力。
医生对于患者，断然没有见死不救的道理。而当他们面对像邓颖超这样的革命先辈时，心中的敬重和爱戴也决不允许他们放弃抢救。
不过等到了1992年的7月11日，所有医生都回天乏力了。任凭他们如何抢救，也没能救回大家所敬爱的邓大姐。
缝缝补补的黑色西装，16年前的次品骨灰盒时任北京医院副院长的韩宗琦曾清楚的记得，在1976年，当他准备为周总理换上寿衣时，却发现警卫员送来的是一套缀满补丁的衣裳。
他一开始大为不解，甚至有些生气。总理都已经走了，身后事应当体面一点，怎么能穿这样的旧衣服呢？
然而警卫员却嗫嚅着回答：“这是邓大姐的意思，总理生前也不愿铺张。”
韩宗琦长叹一口气，含泪为周总理换上了这套衣裳。但他没想到16年后，他又再度看到了相似的一幕。
邓颖超的寿衣，也是一套缝缝补补的西装。布料为黑色华达呢，是在60年代的时候定制的。
粗略一算，已经是将近30年前的旧衣裳了。很多地方都磨损严重，破洞补丁比比皆是。
虽然邓颖超生前很喜欢这套西装，但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们都无法接受邓大姐穿着这套衣裳离去。
所以当赵炜将它从袋子里取出来时，周围响起了一片反对声：“这套怎么可以呢？再重新选一套吧！”
但赵炜也是无可奈何，如果让她来选，她也是绝对不会选中这套的。可是，这是邓颖超自己选好的呀！
她不止一次对着赵炜说道：“我走时就穿这套，你帮我换上。”
这套黑色西装，于邓颖超而言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首先她和周总理一样，都坚决反对铺张浪费。而且火化之后，谁还能看得出来衣服是新是旧呢？
其次这套衣服真的很合身，也陪伴她出席了许多重要场合。
最后也是最有意义的一点，当初周总理走时，她就是穿着这一套西装为他送的行。
穿上同样的衣服、走过同样的路、抵达同样的归宿，这或许是邓颖超所认为的极致的浪漫。
而与此同时，邓颖超所选中的骨灰盒也是周总理曾用过的老物件。
16年前，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周总理挑选骨灰盒。
去之前，大家都在认真探讨着该选一个什么材质、什么规格的。最起码，得稍微高档一点吧。
但邓颖超的一席话又使他们打消了这个念头：“骨灰盒只是一个形式，买一个最便宜的就可以了。”
因此，最后进入备选范围的只有两个骨灰盒，而且都属于次品。
其中一个盒盖、盒身没有问题，就是表面掉了一块漆；而另一个漆皮完好无损，可惜盒盖比较难打开。
综合考虑了一番，工作人员还是决定选第二个。因为骨灰盒不用经常开启，这点瑕疵倒是可以忽略不计。
1976年1月16日，当它完成自己的使命后，邓颖超又带着它回到了西花厅。
此时她将这个骨灰盒交由赵炜细心保管，并再三交代：“这个骨灰盒很好，不用再买新的了。将来我死了就用它，以后你们谁有需要再继续用。”
此言一出将赵炜吓了一跳，她其实早就想到了，邓颖超绝不会再去重新买一个骨灰盒。
可是他们夫妻俩用过的骨灰盒，没谁有资格再接着用。
对此邓颖超却不以为意，她和周总理都认为：不管是什么东西，都应该发挥它最大的用处，也就是所谓的物尽其用。
1992年6月，躺在病床上的邓颖超又向赵炜询问了一遍：“我的事你替我报告了没有？”（指临死时不必实施抢救一事）
“等我死了，你一定要替我穿上那套黑色西装，然后用恩来之前用过的骨灰盒。”
闻言，赵炜紧紧握着她的手郑重答应到。
7月9日中午，这是邓颖超最后一次从昏迷中清醒。她已经感觉到自己大限将至了，因此与赵炜说了最后一句话，
“赵炜，我同你见最后一面。”
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邓颖超在睡梦中停止了呼吸。
守在病榻前的赵炜，于她的额上轻轻印下一吻，随后两行热泪无言滑落。
遵照邓颖超的遗嘱，赵炜为她换上了那套黑色华达呢西装，并捧出16年前的旧骨灰盒仔细擦拭着。
前有十里长街送总理，后有群众自发送大姐但关于遗嘱中的其他几项，中央领导在开会商议后予以了否定。
例如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等，这肯定是不行的。
经过商议，邓颖超的遗体告别会和追悼会定于7月17日举行。
此外在7月18日还有一个小型吊唁活动，参与者主要是中央领导和他们夫妻二人的亲朋好友。
7月17日一大早，北京医院、长安街和八宝山聚满了为邓颖超送行的民众。
16年前，他们在这里送别了敬爱的周总理，16年后，他们又要再次送别敬爱的邓大姐。
而也是直到此时，邓光弼与邓颖超之间的亲属关系才为人所知。邓家小辈想去北京为姑奶守灵，却因错过时间而没有买到机票。
为了送长辈最后一程，邓家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违反了规定，他们向省委办公厅说明情况并寻求了帮助。
而除去他们这些亲属，还有很多群众从天南海北自发赶来。
时任政协副主席的马文瑞早在7点钟就赶到了八宝山，足足等了两个小时才看到灵车。
老人家当时都已经80岁高龄了，但他坚决不肯回家休息，苍老的身躯站在路边一动不动。
而邓颖超去世的噩耗也传到了台湾，张一真（张治中长子）听说后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来送别他的“邓妈妈”。
还有来自广州、湖北、湖南和河南等各个省份的群众，看着缓缓驶来的灵车痛哭流涕。
当八名解放军战士抬着灵柩走下灵车时，现场民众哭得不能自已，人群中一直传出“邓大姐”、“邓妈妈”、“邓奶奶”等叫喊声。
当遗体被放置在鲜花簇拥的灵堂内时，无数民众哭倒在邓颖超灵前。上至八十多岁的老夫妇、下至十几岁的小孩子，每个人都在痛心哀悼这位革命先辈的离去。
仅一个上午的时间，灵堂签到簿上的名字就多达上万个，而且还有络绎不绝的哀悼群众正在赶来的路上。
当时的情况大大超乎了所有人的预料，如果让每位群众都进来悼念一下的话，那恐怕还要再花上好几天的时间。
一边是群众情感、一边是遗体火化，为了保证后续事宜能够顺利进行，相关部门只能忍痛劝说让大家早点返程。
7月17日下午4时30分，邓颖超的遗体被送至殡仪馆火化。而赵炜则捧着周总理用过的那个骨灰盒，站在一旁静静等待。
这个晚上，注定是一个不眠的夜晚。整个西花厅静悄悄一片，所有工作人员都在为邓大姐守灵。
7月18日，当中央领导和亲朋好友都一一跟邓颖超告别后，赵炜和高振普带着骨灰盒立刻奔赴天津海河。
由于邓颖超生前曾留言不动用飞机、不惊扰天津人民和领导，所以赵炜等人选择了乘坐轮船的方式。
但其实天津人民早就等候在路边了，而海面上的其他轮船也纷纷鸣笛以示哀念。
中午12时15分，邓颖超的骨灰伴着花瓣随风飘入海中。
16年前，她以这种方式送别了自己的丈夫，16年后，她以同样的方式在海河与他重逢。
一次阔别16年的会面，一场携手51年的金婚，一段伉俪情深、永不褪色的红色爱情。
西花厅的海棠依旧，而周总理和邓大姐也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后记1919年，南开大学举办了一场演讲会。一位名叫邓文淑的15岁小姑娘，率先登台进行了振奋人心的演讲。
而在她没有注意到的角落里，有一名21岁的男青年正用遒劲有力的笔触，一笔一划地记下了她的名字。
后来邓文淑改名为邓颖超，而那位男青年的名字叫周恩来。
1923年，邓颖超收到了一封来自法国的明信片。
上面写着周恩来的告白宣言，不是“我爱你”，而是“希望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一起上断头台”。
在战火纷飞的旧中国，这是两名革命青年为爱、为祖国、为人民而许下的诺言。
1925年，他们在广州的一家西餐馆举办了一场简简单单的婚宴。此后夫妻同心，一起携手走过了51年的风风雨雨。
如今，又是一年海棠花开时。只是时光匆匆，原来故人早已离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