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6世纪既是世界远洋航行探索取得重大突破的时代，也是旧大陆以外大量未知世界被发现、征服的时代。郑和与哥伦布的航海成为中西方这个时代航海的典型代表，都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郑和远航与哥伦布远航相比，规模更大，造船技术、航海技术亦更先进。以郑和与哥伦布为代表的中西方航海，在性质、目的、方式和影响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而造成这些差异的深层原因则是二者所代表的文化之间的差异。
1405年至1433年，郑和受明朝皇帝之委任，以“钦差总兵太监”之名义，率27800人、分别乘62艘宝船先后进行了七次航海，同时携带大量的丝绸、瓷器和金银铁器等，途经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和印度洋沿岸的许多地方，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规模庞大。但是，郑和下西洋并不是出于经济需求，而是政治上的需要。究其原因，当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能够使中国在长期封闭的情况下解决生活问题，而无需与外夷通商。
同时，为了维持沿海稳定，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严禁私人下海贸易。这一政策严重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郑和下西洋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政治目的，并不注重经济成本。1492年８月３日，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的资助下开始了横渡大西洋的远航，10月12日首次登上美洲。15、16世纪正是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商品经济在封建社会内部发展日益迅速，促使国内外市场联系加强、商品交换范围扩大。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的授意下，冒着生命危险航海探险就是为了扩充土地、寻求市场、追求利益。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海外殖民活动给美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祸。
以两次航海的社会背景及目的性质分析为基础，每种行为背后必定存在其深层的文化归因，本文将从文化层面对这两次航海进行剖析。
（一）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不同的自然、人文地理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功能需求的差异是造成人类群体民族性格和文化精神迥然不同的重要因素。
首先，中西方文化有着不同的地理基础。中国幅员辽阔，腹地纵深，气候温暖湿润，地形地貌复杂，边缘地形呈半封闭式。这种地理环境形成了中国以农为本的生产方式，故中国文化带有浓厚的农业心态，自给自足、谋生而不谋利，造成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有明显的重农抑商的倾向，政府亦严禁人们私自下海贸易。因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并不是谋取经济利益，而是出于政治需要。
而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古希腊被天然屏障分为若干孤立的小区域，可耕地少，土地贫瘠，气候冬湿夏干，使希腊半岛的农业难以满足人口的生存需求，而地中海海岸线曲折，多港湾与岛屿，水陆交通极为方便，这一环境促使他们转向大海，发展渔业、畜牧业，并向海外迁移，寻求生存和发展资源。地中海这种开放的地理环境铸就了古希腊人勇敢、冒险精神和进攻型品格，也对西方精神与文化产生了深厚影响。哥伦布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其带领的航海活动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二）中庸和平与好战尚争中国文化从群体本位出发，注重协调人际关系，受儒家的“中庸”思想影响，汉族人民崇尚和平，历来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不喜穷兵黩武的扩张侵略。
明朝对“西洋”各国奉行“怀柔”的政策，只不过想维持虚有其名的宗藩关系，并没有建立殖民统治，郑和在下西洋的整个过程中都奉行和平政策，保持与各国友好、和平亲善的国家关系。以个体的商业活动为经济基础的西方文化，鼓励人们积极追求实现功利，并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竞争，他们具有勇于进取和冒进的精神，由此便形成了好斗尚争的民族性格特征。哥伦布为了慑服岛上的印第安人，进行了９个月的征服战争。依靠先进武器进行武装征服，以暴力的方式到处搜刮黄金，剥削奴役当地土著。从第二次西航开始，建立殖民地、劫夺印第安人作为奴隶，开启了欧洲人在美洲大规模殖民的先河。
（三）多元信仰与一神崇拜由于中西方价值观不同，使得他们对待宗教的态度也不同。中国对待宗教信仰的态度较为宽容，在表面上呈现出多神信仰倾向，倾向实用功利主义，凡是可以保佑人们的神都可以为人们所信仰，具有很强的包容性。郑和出生在穆斯林家庭，受伊斯兰教影响，他在第五次下西洋时到过福建泉州的回教先贤墓烧过香。
同时他与佛教也有密切的联系，他曾自称是“大明国奉佛信官内官太监郑和，法名速南叱释”，他在下西洋的过程中也到一些佛寺进香。此外，郑和也崇奉道教，特别是海神天妃，他七下西洋，历经骇浪，都险象环生、化险为夷，他将其归功于天妃保佑。郑和对宗教不加明确的区分，凡是有用的神灵他都信仰，这种开放兼容和实用主义的宗教态度，正是我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哥伦布则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基督教是一神论宗教，其认为统治宇宙万物的是上帝，上帝具有至高地位。基督教宣称自己是世界性宗教，但是却常常排斥异教徒，并因此发生许多战争。
到15世纪，基督教的传教精神更具有好战色彩。哥伦布信仰上帝，排斥其他宗教。他在《航海日记》当中说到：“陛下作为天主教的基督信徒，作为献身传布神圣基督教义的国王，从而是默罕默德分裂教派，以及各种偶像崇拜异教邪说的死敌，却在同一月份里想派我，前往上述印度等地，以及把那里的人转化为相信我主的教义。”因此可以看出，欧洲的海外扩张与基督教扩张不可分离。
（四）天朝心态与欧洲中心论中西方对待世界其他民族的心态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历史上中国人长期将自己居住的地方视作世界的中心，同时认为自己的文化在世界上处于居中地位，基于这些意识，统治者还把自己的朝廷称作“天朝”。
“怀柔远人，则四方归之”历来是中国封建帝王的指导思想，因此郑和的船队从未计划掠夺其他民族的财富，而只是炫耀天朝的财富，并不是要将那些地方占为己有。而在西方文化中，“欧洲中心论”在西方人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他们以一种唯我独尊的心态看待其他民族，西班牙女王在接见哥伦布时，以“各海洋的君主”名义授予他爵位，并规定只要哥伦布取得了新岛屿，就是岛上的将军。他们把自己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看成是主人与仆人、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在新发现的土地上为所欲为，这就是“欧洲中心论”思想的外在体现。
三、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影响程度及历史地位的对比郑和下西洋扩大了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国际往来、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建立了亚非国家之间的和平关系,提高了当时中国在世界上的威望。亚非两洲数十个国家沿着郑和所开辟的航路，不远万里，纷至沓来，与明王朝互换珍贵礼物。郑和船队一次又一次遍历诸国，以“宣教化于海外诸蕃国，异以礼义，变其夷习”为宗旨，客观上给亚非各个带去了中国高度发达的文明，加快了许多国家历史发展的进程，使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输入了大量精美的中国手工艺品，同时也输入了高度发展了的中国封建文化，这对于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有益的。
郑和下西洋对中国社会经济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出使西洋而大规模建造海船的过程直接促进了中国古代造船业的发展，使明朝的造船业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也创造了世界造船史上的奇迹。郑和下西洋以大量的中国丝织品和瓷器，换取海外各国的土特产品，在客观上为扩大这些手工业品的生产开辟了道路。
地理大发现对世界的政治经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给地理科学带来的巨大变革，其意义超过了地理科学本身。地理大发现是充满血腥的近代殖民地掠夺和殖民地瓜分的开端。在哥伦布初次登陆西印度群岛时，印第安人居住在古巴的约有30万人，居住在海地和多米尼加的约有25万人，居住在波多黎各的约有6万人。
但在短短的几年之内，这些无辜的印第安人几乎被斩尽杀绝。地理大发现在欧洲造成的最直接的经济后果是“价格革命当时西欧各国的殖民者和商人，从亚洲、非洲、“新大陆”源源不断运回大宗的金银财宝,导致货币流通量急剧上涨。“价格革命”改变了西欧社会各阶层之间经济力量的对比。资产阶级利用“价格革命”，加快了物价上涨。因此，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开端的西欧殖民者和商人对亚洲、非洲、美洲的大规模征服和掠夺，对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郑和与哥伦布航海是中西航海运动的典型代表。二者无论在历史背景、组织形式、动因、性质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造成二者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为文化差异。中国以农为本的农耕文化重在谋生而非谋利，长期封闭自守而形成盲目自尊自大的大国心态，因此这就决定了郑和下西洋绝非为了经济，而是出于政治目的；且受儒家“中庸”思想影响，汉民族崇尚和平，强调以德怀柔，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也是较为宽容的。
在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始终奉行和平政策，与各国保持友好关系。欧洲由于地理条件所限，因而形成了兼容并蓄的心胸和求新变异的开放性文化精神，在这一文化的影响下，人们积极追求实现功利、具有进取和冒进的精神，同时也形成了好战尚争的民族性格，且基督教排斥异教徒，也因此更加剧了好战色彩。他们带有唯我独尊的“欧洲中心”心态。
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哥伦布的航海活动是一场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海外扩张活动，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他们以暴力的方式搜刮黄金，建立殖民地，开启了欧洲了在美洲大规模的殖民先河。可以说，中西传统文化是他们之间差异的内在根源，而这两次航海事件也是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外在体现。
参考文献：
- 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
- 中西文化比较
- 哥伦布首航美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