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自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以后，为了预防“武将擅权”，他采纳了宰相“赵普”的建议，推行“更戍法”，让禁军分驻“京师”以及“各郡”，以“三年”为一期，定期轮换，营造出一种“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的局面。与此同时，宋太祖赵匡胤又沿袭了“计首受功”制度，以斩获的“敌人首级”数量来作为“军功”的判断标准，借以实现对“军队”的直接控制，加强皇权，把军权收归中央管辖。
宋太祖赵匡胤画像插图
先来说说宋朝“计首受功”制度出现的背景及沿袭？
- 宋朝“计首受功”制度出现背景
“熟能生巧”这个词汇相信大家都知道吧，意思就是做某一件事情熟练了以后，就可以找到窍门，使效率进一步的提升。
但宋太祖赵匡胤所推行的“更戍法”，却赫然是“反熟能生巧”而行之，要的就是武将对军队的不熟悉，换句话来讲，也就是让“武将”没有办法在“军队”中培养自己的“亲信势力”，也就没办法全面的掌控“军队”。
从而达到宋太祖赵匡胤抑制“武将”，预防“武将擅权”的目的。不过光凭这一种制度就想要实现加强皇权，把“军权”收归中央，牢牢控制在宋朝统治者手中的话，显然是不现实的。
毕竟，宋朝统治者也只是“一个人”，他也不可能事事亲力亲为，天天跑到军营中去带兵打仗，如此一来，也就与那些“武将”没有什么区别，甚至还不如那些武将对军队熟悉。
所以，如果宋朝统治者想要实现“军权收归中央”的目的，势必就需要另外一种统治手段来辅助。
也就是宋太祖赵匡胤所沿袭的“计首受功”制度。
战国著名政治改革家“李悝”画像插图
- 宋朝“计首受功”制度的沿袭
据《说苑·卷七·政理》中的记载：“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
说的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李悝”，他在魏国发动变法的时候，首次提出了以“功劳”而论奖罚的理论，借以打击当时所普遍存在的“世卿世禄”制度的弊端。
也就是要打破战国时期“人才选拔”仅仅只局限于“世袭贵族圈”的弊端。
也正是“李悝”这个“以功劳论奖罚”的理论，使得后来秦国变法之时，为商鞅所提出的“军功爵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计首受功”制度也就此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成了“军功爵制”的核心授爵标准。
据《韩非子集解·卷一七·定法第四十三》中的记载：“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
意思就是说，“计首受功”制度作为商鞅变法中“军功爵制”的核心授爵标准，便是以士兵在打仗行军的过程中斩获的敌人首级数量来算的，斩获相应数量的敌人首级，也就是代表相应的“军功”，之后便可以凭借这些“军功”来换取相应的爵位，也就是相应品级的官职。
商鞅“军功爵制”计首受功奖励古今对照示意图
好比斩获一个首级，便是“爵一级”，可以换取年俸禄“五十石”等级的官职；斩获两个敌人的首级，即是“爵二级”，也就可以换年俸禄“百石”的官职，而后逐级递升。
借以激励士兵在行军打仗时候的积极性，使得每一个士兵都能够为了“获取军功”而奋勇杀敌，变相的也就提高了“军队”的整体战斗力。
换言之，秦国之所以能够统一六国，与“计首受功”制度在战争中所发挥出的重要作用肯定是脱不了干系的，否则东汉时期的“王充”也就不会对商鞅做出“商鞅相孝功，为秦开帝业”的高度评价了。
宋朝初年战略局势示意地图
再来聊聊宋朝又是如何通过“计首受功”制度来直接控制“军队”，将“军权”收归中央管辖的之后随着时间的变迁，由于“计首受功”制度在战争中对“士兵”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明显，故而也就一直这样延续了下来。
与此同时，宋朝建立初期，藩镇割据，内乱频生不说，周边诸如“大辽”、“吐蕃”、“西夏”、等少数民族也一并崛起，对宋朝边境多有侵扰，尤以“大辽”对中原的侵袭最为厉害，局势十分的严峻。
再加上宋朝初年所推行的“更戍法”，又让宋朝“武将”没办法全面的掌控军队，也就没办法得心应手的去指挥士兵作战，军队的整体战斗力势必也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在面对强大的外敌侵扰时，难免也就有些力不从心。
所以，宋太祖赵匡胤为了能够激励士兵，同时还能实现将“军权”牢牢掌控在统治者手中的目的，也就一并沿袭了“计首受功”制度，以士兵斩获的敌人首级数量来作为奖励士兵英勇作战的判断依据，一直到后世的宋朝统治者执政之时也一并如此。
宋太宗赵光义画像
就好比《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中的记载：“募边民之骁勇者，并许以得首级者赏钱三千。”
意思就是在雍熙三年，即公元986年，宋太宗赵光义听信“贺令图”的提议，借辽帝年幼，打算兵分三路进攻“大辽”，与此同时，宋太宗为了能够鼓舞士气，所以在边境地区招募士兵的时候，就曾下令许诺，士兵每斩获敌人的一个首级，便可以获得“赏钱三千”的物质奖励。
之后到了“檀渊之役”爆发前夕，也就是景德元年，即公元1004年，宋朝统治者宋真宗“赵恒”又一次下达诏书，发布了一条新的有关“计首受功”制度的奖励政策。
据《宋会要·兵一八之一》中的记载：“逐处如有强壮及诸色人能为首领，纠集愿杀蕃贼者，每人支钱五千；枭十人已上首级，计数赐与外，仰所在给公据，当议更加酬奖，所擒杀到蕃戎职位，优与录用。”
意思就是说，在宋真宗所颁发的这条有关“计首受功”制度的奖励政策里面，已经不再只是单纯的给予钱财奖励了，范围也不再仅仅只是局限于“军队”体系当中，如果有一些体格强壮的人能够自行纠集人马，在斩获敌军首级后也同样会给予“钱五千”的金钱奖励。
除此以外，如果能够“杀敌十人”以上的，还会在正常的“金钱”奖励以外，额外的赐予一些奖励，甚至于斩获敌军“高级将领首级”的话，还能被优先录用，入朝为官领取“俸禄”。
宋朝官员漫画示意插图
大家想啊，封建时期的等级划分是十分鲜明的，士兵入朝为官后与原本的“庶民阶层”相比，首先在“阶级”层面上就已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摇身一变成了“官僚阶级”，可以享受到宋朝廷对官员的一系列福利待遇。
如此一来，这些士兵又怎么可能不奋勇杀敌，继而获取军功，努力去实现“走向人生巅峰”的迁升之路呢？
而且俗话说的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就算没能斩获敌军将领首级换取入朝为官的机会，但是那动辄三、五千钱的“财物”奖励对于普通的“庶民阶层”士兵而言，也是具有着十足的诱惑力的。
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塑像
诸如宋人韩琦所著的《安阳集·卷四七》中，就曾记载着这样一个案例，说的是在庆历元年，也就是公元1041年，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率军南侵，北宋官兵不敌“奔北之余，股栗无斗志”，意思就是北宋士兵已经被打到了一种毫无斗志，就连逃跑时都两腿发抖的地步。
此时专管“勾麟府军马公事”的“张亢”见此情景，在受自己管辖之下的禁军中挑选了数百人，继而前去阻拦“西夏兵马”的追击，并按照“计首受功”制度大为犒赏。
一时间，致使其余禁军士兵“悉惭而奋曰：‘我辈岂不如彼下军者，愿出效死。’军始复振。”
意思就是通过张亢这种“计首受功”制度的刺激之下，宋朝被打的毫无斗志的士兵也得以恢复士气，之后张亢更是凭借着这股子“士气”，率军一鼓作气击破“琉璃堡”，斩首“二百余级”，击退了西夏兵马。
当然，这些用于“计首受功”的奖励，也都是由宋朝廷来“买单”的，武将可没有那么多的钱来供给士兵的赏赐。
宋朝二府三司制度示意图
毕竟早在宋朝初年，宋朝统治者在一边推行“更戍法”，把武将与“军队”分隔开来，让武将无法全面的控制军队的同时，另外一边也不闲着，又虚设了“三省六部制”，转而推行了“二府三司”政治制度体系。
把“军事事务”归“枢密院”、“政治事务”归“政事堂”、“财政事务”归“三司”，严格的将“军、政、财”三权分隔开来，更是把代表“财政税收”的“户部、盐铁、度支”等“三司”牢牢的掌控在了宋朝统治者自己的手中，由当朝统治者直接管辖。
也就是说，在严密的宋朝统治体系之下，宋朝的“武将”除了战时的指挥权以外，几乎就可以说是被宋朝统治者完全的架空了，进一步促进了宋朝“中央集权”的进程不说，就算是对士兵“论功行赏”这等繁杂事务，那也得由“宋朝统治者”自己来亲自完成。
除非“武将”还有另外的“小金库”来单独完成对士兵的“计首受功”，很明显，这不现实，毕竟一个武将一年的俸禄固然丰厚，但肯定还是不足以完成如此巨大的“财政支出”的。
“更戍法”的提出者“赵普”画像
如此一来，宋朝统治者也就得以借助“计首受功”制度的推行。
- 一方面缓解了因“更戍法”所带来的军队整体战斗力被削弱的弊端，加强了士兵在战斗时候的积极性，间接的提升了“士兵的战斗力”。
- 另外一方面又由于“财政大权”在统治者的手中，从而把对士兵的“赏罚权力”也集中在了宋朝统治者的手上，那么士兵想要获得奖励的话，就得听宋朝统治者的话。
由此，宋朝统治者也就这样间接的实现了对“军队”的直接控制，把“军权”收归中央调度，加强了皇权。
但是呢，宋朝“计首受功”制度的推行，固然对宋朝统治者提升士兵战斗力，加强皇权，将“军权”收归中央等方面都有着显而易见的积极意义，也均取得了很显著的效果。
不过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古代战争概念示意插图
宋朝“计首受功”制度的弊端就好比宋朝右谏议大夫“杨偕”，就曾在《宋会要·兵一八之三》中留下了这样一句言论：“有斩首受赏之条，使其众必争之。”
意思就是说，在行军打仗过程中，有了凭“敌军首级”兑换奖励这一条，就使得很多士兵会因为“抢夺首级”而大打出手，无心与敌军交战，甚至是贻误战机，反而得不偿失。
咱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在一场战争中，如果一个士兵刚刚打败了一个敌人，偏偏此时的敌军又处于溃逃阶段，他如果下马获取“敌军”首级的话，势必就会导致敌军逃的更远，无法更为有效的追击敌军。
但他如果不下马的话，等后面再回来的时候，这个功劳可能就会被“别人”给抢跑了，更何况后面还不一定就能打赢了，万一人家只是战略性“撤退”呢？
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这个士兵会怎么选？很明显，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士兵还是会选择先下马“获取首级”，然后再行追击。
就像那个“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寓言故事一样，这些士兵势必不会因为前方那“未知”的奖励以及风险，就愿意放弃现在这已经“唾手可得”的奖励的。
南宋“李纲”画像插图
南宋“李纲”也曾在《梁溪集·卷一四四·御戎论》明文提到过这一点：“战士知首级之为贵也，兵刃既接，幸而胜之，每杀一人，则必下马斩首，久而后得，奔北之寇已鸟散而远遁矣。”
意思就是说，战士在打仗过程中，都知道每一个“敌军首级”所代表的便是一笔高额的赏钱，故而在与敌人交战侥幸获胜的情况下，每战胜一个人，也就必然会先下马斩获首级。
但斩获首级之时必然是需要花费不少时间的，等战士再度上马征伐的时候，逃跑的敌军早已作鸟兽散，跑的不见踪影了。
除此以外，宋朝对“计首受功”制度的推行，其潜在的巨大“利益”，也引起了一些官员的“贪婪”，不惜弄虚作假，联合起来虚报首级数目，借以蒙骗“奖励财物”。
“钟传”画像插图
就好比发生于绍圣四年，即公元1097年的“白草原之战”，宋军大获全胜，不过在“论功行赏”的环节，熙河兰岷路经略安抚使“钟传”却弄虚作假，把实际“首级数量”虚报了近十倍之多。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三》中的记载：“斩获约四千级，及杀获首领颇多。”
意思就是“钟传”在捷报中汇报的数量是斩获了“四千余”敌军首级，而且还有颇多的“头目首领”。
但是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九》中的记载：“止有四百余级在会宁以里弃埋，定验有实。余皆在界外弃埋，难以定验。”
顾名思义，就是这场“白草原战役”，真正能经得起查证的“敌人首级数量”仅有四百余，剩下的都无从查证，也就是说，“钟传”正如上文所说那样，虚报了近“十倍”。
其所代表的意义不言而喻，无非就是官员相互勾结骗取赏金罢了，而且据宋朝廷后来的调查结果来看，参与到此案的官员竟达到了32人之多。
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战争示意漫画插图
结束语当然，“计首受功制度”所附带而来的那些弊端，这些封建统治者自然也不会坐视不理，就这样任其肆意的发展下去。
否则也就不会在其自战国时期出现以后，还会一直被一些朝代的统治者一代又一代的沿袭下去，并加以改良和完善了。
就好比在宋《武经总要·制度·赏格罚条》中，就记载着一系列专门针对这些弊端的限制条例，诸如：“贼军弃仗来降而辄杀者，斩；合战取他人所获首级者，斩；若众力杀获，不辨主名，辄取首级者，亦斩。”等等。
意思就是从各个方面来限制那些投机取巧，企图蒙混过关、蒙骗朝廷奖励的人，包括但不限于前文曾提到过的那些诸如抢夺他人所斩获的首级、虚报首级数目。或者是士兵徇私枉法，残忍杀害平民、肆意杀害俘虏等等状况。
而且惩罚力度也是十分苛刻，动辄就是处斩问罪。
所以，如果我们能把以上种种言论都综合到一起的话，不难发现，单论对封建时期加强皇权，将“军权”收归中央这一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而言的话，宋朝统治者所推行的“计首受功”制度，属实还是有其积极的意义的。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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