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与盾的共存:明清时期江西社会研究》，[韩]吴金成著，崔荣根译，薛戈校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8月第一版，68.00元
一
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赞誉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不过这更像是一个初唐时期的预言。事实上，由于偏离中原的缘故，汉唐之前的江西在经济与文化方面并不繁盛。
江西的发达，最初可能起源于西晋末年北方士族的“衣冠南渡”，隋唐之后才日渐起色，至宋明时期则臻于极致，一时领天下之风骚。
据统计，自唐朝开科到清末1905年废除科举的一千多年中，江西共进士一万余人，占全国进士的十分之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明初建文二年（1400年）、永乐二年（1404年）的殿试中，江西人不仅包揽前三甲，而且前十名也占据大半。
不光是科举，二十五史（含《清史稿》）中列传的江西人高达八百余人，其中不乏欧阳修、王安石、文天祥等知名人物，而其他如陶渊明、曾巩、黄庭坚、晏殊、周必大、杨万里、姜夔、汤显祖等，无一不是闻名天下的文坛巨子。
宋明时期的江西何以取得如此耀人的成绩？其中原因，恐怕有以下几条：
首先，江西是丘陵地带，又有长江天堑与北方相隔，历史上战争不多，规模、烈度也不会很大。和黄河流域、华北平原相比，江西的环境相对和平，有利于生产，也能吸引更多的北方移民。
其次，自秦汉至唐宋，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持续向南转移，而作为承接的前站，江西正是这一历史大趋势的受益者。从这个角度说，宋明时期江西的繁荣，实际上是此前汉唐中原文明的再生与复兴。
第三，江西的水土环境有利于农业耕作，气候也堪称适宜，自然灾害较少。因此，在北方移民将耕作技术传入后，江西的经济迅速发展，成为宋明时期的领头羊。
此外，由于宋明时期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西实际成为当时经济区域的中心，而长江、赣江及大庾岭商道如同大十字架一样贯穿全境，对江西经济的发展尤有助力。
对此现象，韩国学者吴金成在其新著《矛与盾的共存：明清时期江西社会研究》中也指出，由于无数商人和商品经此交通线往来，赣江沿岸的原有城市更加繁荣，而且还促生了新的中小城市和定期墟市，各地出产的茶叶、苎麻、烟草、瓷器、纸张等相关农业、手工业也随之繁荣。此外，因贸易而催生的交通创造了船夫、纤夫、脚夫等运输业劳动者，人口的频繁流动也带来了经济活力和各种新事物。
正因为以上几个原因，江西在宋明时期的农业经济及传统工商业都得到了快速发展，而这也为江西文化繁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吴金成系韩国汉城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东洋史学、中国明清史研究，而其着力点又放在了明清时期的江西。近年来，吴金成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其新著《矛与盾的共存：明清时期江西社会研究》即对此时期的江西地方史研究作出不少有益的探索。
在其新著中，吴金成也指出，进入明朝中期以后，江西经济与人文水平虽然大体持平，但已经被江浙（尤其是苏南、浙东）所超越。和后者相比，江西在明朝中期后明显缺乏后劲。如以科考名额为例，明清时期科考名额通常与各省承担的粮赋有着直接的关系，而江西粮赋在明初时排名前列（占10%左右），明中后期位列第二，清朝时退居第三。
对此现象，吴金成认为，这是因为江西在明中叶后陷于动荡、里甲解体、人口大规模外流所致。为此，作者举出王阳明平乱为例证，不过这似乎缺乏相应的说服力。事实上，类似的流民作乱各省都有，里甲归并、户口减少也未必是因为社会动荡，更何况江西人口并未显著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前的江西在经济社会结构并无太大变化。
那么，近代江西为何会急剧衰落呢？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五口通商后，昔日贯穿江西南北、连接“北京-大运河-长江-赣江-大庾岭-珠江-广州”的大商道被废弃，上海逐渐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贸口岸，贸易干道也转为长江航道。
尔后，京广线取道湖南，江西由交通便利之所而变为交通死角，整个区域环境日趋封闭，这对于近代江西的发展无疑是个沉重打击。此外，江西可用于发展工业的资源不多，而且一向固守农业传统，这在走向工业化的时代里显然十分不利。
作者吴金成认为传统商道的废弃导致江西的经济与文运同时衰落的观点可能有所夸大，因为真正令近代江西一蹶不振的，很可能是太平军引发的十余年战乱。1851年后，太平军从广西出发，然后沿贵州、湖南北上，并经过洞庭湖入长江而一直打到南京。在其政权存续期间，太平军曾先后五次大规模进入江西，并与清军展开来回的拉锯战，以致很多地方出现十室九空、甚至城厢二三十日无人烟的惨状。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江西和邻省湖南正好出现一升一降的形态，如时人所云，当时的平乱，是“湖南人出兵，江西人出钱”。据统计，仅从1860至1864年，江西就向湘军提供军费3850万两白银，占同期湘军军费的一半。此外，在人口损失方面，江西战前人口2428万，战争期间死亡1172万，比例高达48%。经此浩劫后，江西在近代一蹶不振也就不奇怪了。
三
在一个走向城市化、工业化的时代，近代江西也存在其他弱点，如在文化习俗方面仍居保守，对于新事物的反应总是慢半拍，所谓革新更是无从谈起。
当时，一些报刊杂志及外省人士对江西的评价就很能说明问题。如有人说，“江西物产虽富，风气未开”；《东方杂志》也说，“江西官绅，多半但奉行故事”；《民国日报》亦称，“江西人性质素来保守”。
有人说，江西是传统的产粮区，有山有水，历史上一向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只要肯勤劳耕种，就不至于饥绥。因此，这种小富即安的盆地心态难免趋于保守。当然，这种说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不过类似的盆地心态在内地很多地方都存在，并非江西所独有。
清末江西籍京官胡思敬倒是在《国乘备闻》中提到一个现象：江西人做官向无党援，如道咸之交，陈孚恩、万青藜、胡家玉同处高位而被人挤陷，一仆不再起。万青藜本有协揆之望，李鸿藻忌其资望在先，后唆清流攻击，以致累年不迁。胡家玉探花出身，原本有大用，因曾国荃弹劾而被逐出军机。之后，胡因江西钱粮事与刘坤一死争而由左都御史降通政司参议，旋即退休。对此，胡思敬不免叹息道：“以家玉之刚直使气而败，以青藜之自守而亦不振，孚恩浮沉于两党之间，宜其更负时谤矣。自家玉罢后垂三十年，江西无三品京官。”
正所谓，朝中无人难做官，江西省内情况也是乏善可陈。如新式教育，江西发展既晚，与周边省份相比差距也很大。直到1903年，江西才派出10名留学生赴日留学。到1908年，江西留日学生近300人，但与湖南等省比仍显落后。而且，江西留学生多局限于日本，赴欧美者十分稀少。
再从文化上看，近代江西的起步也很晚。江西最早的报纸是1890年传教士在九江创办，但没什么影响。戊戌变法期间，萍乡知县顾家相之子顾燮光主办的《时务菁华报》为近代江西首家自办报刊，但因变法失败，只出三期即告停办。直到清末新政时期，江西才报刊渐兴，但无论数量、规模与影响力，都大大落后于沿海与周边省份。
从经济上看，江西的新式企业也是很晚兴办，而且数量很少，发展缓慢，资本与规模都很小。民国年后，江西经济不但没有起色，反而处于持续衰退状态，各种经济指标相继下降为清朝及民国初期的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六分之一。当然，民国年后“赤贫化”的过程并非江西独有，但因为各种原因，江西无疑是比较突出的一个。
新中国后，江西的人口与经济均得到相应的恢复与发展。尤其在改革开放后，兼为内陆与农业省份的江西虽在区位与资源方面处于一定的劣势，但江西人好学与勤奋，同样为北上广及沿海城市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近年来，随着沿海产业向内地转移的趋势及各项利好政策的推出，作为中部经济区重要组成部分的江西也有望迎来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期。（金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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