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孔子晚年完成的，因为“春秋笔法”，后学需要讲解才能明白。于是有了解经之文，谓之“传”。“春秋三传”是后来极为普遍的说法——《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左氏传》是也。
公羊高和谷梁赤是子夏的学生，也就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可能因为讲授《春秋》的工作需要，整出两本教材解读，这本来也是分内的事，后人争议不多。只是这个《春秋左氏传》——就是大名鼎鼎的《左传》，并为三传之一，却显得有些突兀。
据说《左传》的作者是神秘的左丘明，他还写了《国语》。左丘明是谁？
《论语》中记，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从这语气看来，左丘明被孔子视为前辈榜样，至少得平辈论交。
很多学者言之凿凿地证明《左传》作者左丘明其实就是子夏，这好像是乱了辈分。《论语》中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子夏再怎么牛，在老师口中，也得被称为“商”。这是礼，不能乱。如果两人为一人，这《论语》也太没流儿了。
再者，公羊高和谷梁赤是子夏的学生，写出来的教材解读，和《左传》的风格迥异。全然绕过老师亲近师爷，这俩人也太没流儿了。
还有一种可能，子夏托了左丘明的名儿，自愿把《春秋卜氏传》的著作权让给了老前辈，可这又有什么必要呢？《公羊传》《谷梁传》不也大大方方地留下名字了吗？
所以《左传》的作者一定不能是子夏。可其真实作者也不大可能是孔子口中的那个左丘明。
年龄和地位问题是明摆着的。后儒说德高望重的左丘明怕孔子的弟子们曲解孔子的春秋大义，所以通过对《春秋》的解读给孔子的后学圈定一个框框，因此写成《左传》，这显然是后来学者的一厢情愿。《左传》内容的实事也早已证明，其与《春秋》并非高度统一，甚至不乏龃龉。司马迁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也没有提到“除了国语，还有左传”。
孔子口中的左丘明，被目之“君子”，以至他的故乡肥城至今还有“君子之邑”的美称。其本人不单单是君子，更被尊为“文宗史圣”“经臣史祖”，如此崇高的史学地位难道就是因为他给《春秋》做了一本教参？并且我们再看看这本教参的某些内容——
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汝偕隐。”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介之推不言禄》）
娘俩的谈话，是被哪位史官记载下来的？这分明不是记载，这是描述。写得是真好，只是作为史书不免失实。这等文字怎么可能是“史圣史祖”随意创作的。
最大的可能是，《左传》一书，乃是汉儒依托左丘明的某些著述（大概是拆分了《国语》），又夹带了很多私货，故意对应了《春秋》的时间，硬造出的一部经典。出于私自使用了左丘明某些著述的材料后的良心发现，或者更是出于为这样的一部新作做旧抬身价，著上了左丘明的大名。这也实在是汉儒们很喜欢做的事情。如此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作为母本《春秋》未记之事，在子本《左传》里都赫然在列了。
所以，《左传》大概是汉儒在历史典籍的基础上，新写的一本独立的书，为了使其流传，用了小伎俩——抱了《春秋》和左丘明这两条大腿。这个汉儒是谁呢？刘歆吗？
但是有了《春秋左氏传》的名号，就被更后来的学者们并列为“春秋三传”之一了。是不是应该这样说，《春秋》只有两传，《左传》被挂名，不该算数。
但是，这并不影响《左传》绝对是一本好书，虽然来路不分明，但是经典永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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