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届80年商灵虚道长听说我在做隐士方面的论文，不断发来短信，提醒我说：隐逸文化，很难越过魏晋南北朝这个特殊时期，更难越过“玄学”这一重大思潮。但是把玄学纳入道家，或者称之为新道家的，都不对。
对于这个问题，她建议我去一趟隐士林，请教一下我们的老师姜钧先生。她不知道这正是姜先生安排的，姜先生认为这是个大课题，值得很好研究。
姜先生一直强调，玄学是儒家阐述和引进道家思想的新阶段，或者说是打着“祖述老庄”旗号的一种儒家哲学思潮。
不能因为“玄”字源于《老子》中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或者因为经学家们解读的是道家经典，就认为这股影响中国思想文化近千年的“玄学”就是道家的。
这股玄风之盛、影响之深远，以至于今日，很多人依然把玄学当作道家思想来看，混淆了玄学及其之后的禅学与道家的关系，也混淆了宗教与学术之间的关系，所以以此释读《道德经》，是包括道教在内宗教界的事，当然可以借用“拈花一笑”“指月之手”“证悟”之类的概念，但是学术走的则是另一条路线，即遵循文本内在逻辑关系，探寻事物发展变化规律。
任何思潮都是时代的产物，两汉时期，先是黄老道术，后是经董仲舒改造过的儒术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得儒家经典的皇权化、繁琐化解读陷入困顿，经学家们常常会因为一句话或一个汉字，而穷经皓首于无穷无尽的考据，琐碎而乏味。
更重要的是东汉后期宦官专权，士人阶层试图通过"清议"的形式与宦官集团分庭抗礼。结果导致了两次党锢之祸的发生，千百年来的道德和政治信仰在强权面前不堪一击，士大夫阶层元气大伤，无奈之下，经学家们转向老庄之学，玄学之风由此兴起，随之而来的是隐逸思想的普及。
就这样，士大夫们选择了缄默甚至隐遁的方式来维持自视清高的人格尊严，守护心中脆弱的理想。在专制体制下，这也是士人们表达对现实不满和批判的无奈选择。自此之后，玄学取代两汉经学，成为思想主流，影响了南北朝的老庄之学、佛学、易学，直至宋代的理学，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
然而，玄学虽然以“祖述老庄”立论，但主流成员却是当时的著名经学家（儒家“五经”），如：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都是当时经学界的大儒、名士。
玄学的产生，宣告了“儒门淡薄”的开始，也开启了以儒解道、以佛解道的千年历程汉武帝时期形成的儒家学风，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经学的繁琐和谶纬神学的怪诞，加之三纲五常的说教，宦官专权的打压，士大夫阶层对儒家信仰的垮塌，使他们不得不转向新的学术领域，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所，老子、庄子之学成了必然选择。
儒家引入或者演绎道家思想是有传统的，从《孔子家语·观周》《礼记·曾子问》，到战国稷下学宫的祭酒荀子，再到董仲舒，特别是汉武帝确立的儒家思想更是杂揉道法阴阳诸家学说而为汉儒新学。但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多数经学家仍然认为“老不及孔”，即老子思想虽然深刻，但相对于封建统治阶级，儒家思想更容易被百姓所接受。
于是，他们以儒道两家的共同经典《周易》的圣人观，来调和儒道两家的关系，也就是礼教与自然的关系，将明教与自然合而论之，认为天地万物乃至人事，不过一“自然”耳，并以儒家观念来重新解读老庄思想，赋予天道以神秘主义和教化功能，给《论语》和《周易》注入新的时代元素，从而将《周易》哲学化，他们还对两汉经学进行了改造，建立起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
这是春秋战国以来的又一次重要的学术争鸣期和成长期，因此中国哲学，准确地说，是儒家哲学进入一个新的天地。
魏晋以后，佛学逐渐脱离道家的依附身份，独立出来，并大规模地参与到谈玄论道之中，南北朝时期，佛学渐盛，形成了儒释道三家争鸣的学术共融局面，高僧大德、博学鸿儒都成了解老释庄的高手，不少皇帝是佛道兼修，贵族、士大夫们的家庙里供奉着儒释道圣人，很多世家大族的人死后也是左手《道德经》右手《金刚经》，或者头枕《论语》。
三教合一
后来，佛学取代了玄学初期的学坛霸主儒学，儒学反而被边缘化，成了纯粹的应试工具，儒学进入“儒门淡薄，把持不住，皆归释氏焉”的黑暗期，直到程朱理学的奋起搏杀，才换来了元代以后700多年的理学繁荣。
儒佛解道的学术繁荣，促进了佛学的兴盛和儒学的升级改造，以及道教的正规化运作，而老庄之学的解读却被不断“玄学化”，蒙上了一层禅学外衣，这一影响直至今日，多数人对《道德经》的解读，到了不借助佛学、禅学或者儒学就无从解读的地步，而很少有人能“以老解老”，在老子的原文中去寻找其思想脉络了。
隐逸文化成了“魏晋风度”的标志性符号玄学兴盛时期，不同的学术思潮开始接触别家思想，进入到“三教合融，兼容并包”的黄金期。这一时期，老庄之学对于丧失政治信仰的士大夫们，无疑是一次跨度漫长的思想大解放、学术大融合的时期，这都要归功于玄学这一学术思潮。同时，玄学的兴盛，以及佛教与道教的繁荣，都为隐逸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社会环境。
东汉经学家们对经学的倦怠，加上西晋中后期的 "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的混战局面，各种政治集团相互排斥，相互攻击、迫害、杀戮，士人们为规避官场迫害，恰巧借助谈玄论虚以解脱，为隐士群的出现提供了社会环境。
老庄思想强调任自然无为，重个性，轻权贵等，佛教强调断绝尘世的杂念与妄想，加上道教的全生避害思想，成为这一时期的思想主流，实现了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哲学突破，使魏晋南北朝士人找到了精神寄托，那是一个摆脱物质利益，不被"物役" 绝对自由的精神世界。
谈玄说虚以求全生避害，也是魏晋南北朝文人士大夫们的处世原则和交往守则，隐逸思想在这种文化氛围内迅速成长，名士、名僧、高道交往频繁，成为这一时期思想交流的大文化景观，于是，隐居山林，枕石漱流，抱琴看鹤，狂放不羁，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成为文人士大夫们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鲁迅先生称之为“魏晋风度”，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魏晋风度的集中记录。
有人将这一时期的谈玄论道划分为五个时期五：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陶令，但是他们只是高峰期的代表，还不是全部，如果全部写出来，可能这一时期的文人士大夫没有几个不善于谈玄论道。清谈到了谢安、王羲之时期，成了当时荣升晋级的“文凭”。
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朝野一片谈玄声，隐士的数量也猛增，尽管隐士们有消极避世的一面，但他们在"立言"和"立德"方面都有不小的贡献。他们安贫乐道、不慕荣禄的高迈之气，成为古代官场中的一股清流，给后世留下丰富的精神财富。
据明代的朱时恩在《居士分灯录》中统计，仅仅在宋代，就有王安石、张商英、李纲这些政治明星和学术大咖进入居士行列，此外，富弼、韩琦、文彦博、范仲淹、赵汴、张浚、刘安世、张九成、钱端礼、钱惟演、杨亿、欧阳修、苏轼、苏辙、黄庭坚、晁补之、吕本中、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等一大批两宋名流也都是著名居士。
所以，影响中国700年的宋明理学，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玄学刺激的结果，并且影响到现在。这也就不难理解了：为什么很多人解读《道德经》，会不知不觉地带有玄禅二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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