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智勇夫妇在深圳城中村中开了一家“寻子店”。新京报记者 罗芊 摄
闫乙人的一双小皮鞋。新京报记者 罗芊 摄
家中留存的闫乙人的照片，母亲说，这是个调皮的孩子。受访者供图
闫乙人失踪前和父母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打工夫妇寻子16年，在孩子失踪地点开“寻子店”，希望孩子长大了，能想起这个地方，一回来就能找到他们
深圳“草埔·寻子店”，是闫智勇夫妇等待孩子的原点。
这是一个不足12平米的小卖部，货物拥挤，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
2002年，他们的孩子闫乙人在这里失踪，音讯全无，他们去过广州、四川、河北等地寻找，希望一一落空。
闫智勇想着，孩子丢的时候已经四岁多了，他在草埔生活过一年多，会有印象，“我要守在这里，等他长大了，想起草埔这个地方，一回来就能找到我”。
为了等这个孩子，闫智勇放弃了朋友回家创业的邀约，带着对其他孩子的歉疚，蜗居在深圳城中村里。
16年过去，隔壁的餐饮店老板换了几茬，街口的理发店变成了小超市再变成皮鞋店，闫智勇夫妇依然在等待。
孩子刚丢的时候，闫智勇的计划是，等到孩子20岁，就不等了。如今，孩子真的20岁了，他又舍不下，“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自己也还能动，要不再等等。”
“半个小时工夫，孩子丢了”
见记者的前一晚，母亲冯梅把家里所有和闫乙人有关的东西都找了出来——领口发黄的白T恤、还没来得及穿的小皮鞋、因为放大很多倍像素变得模糊的照片，整齐码好，扎在一个塑料袋里。
她熟练地点开电脑里一个名叫“闫乙人”的文件夹，展示孩子的照片以及寻人启事，看照片时，电脑显示器有些脏，屏幕里孩子小小的脸变得不那么白净，冯梅扬起手擦了又擦。
擦着擦着，眼眶倏地红了。
儿子丢的时候，她和丈夫来深圳打拼不久，刚借了钱开了一家打印店，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盼着日子好起来。
她记得，自己最后一次看到儿子，是2002年1月22日下午五点半左右，丈夫在装二手玻璃门，她准备上楼冲凉，看见儿子蹲在门口玩沙子，冲他喊了一声，“别玩了，早点回来吃饭”，孩子还应了一句“好”。
没想到，就半个小时的工夫，孩子丢了。
晚饭时分，冯梅没见到孩子，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感笼罩着她，头皮很痛，“像要爆了一样”，赶忙发动全家开始找孩子。
通过目击者的讲述，她大致拼凑出了儿子失踪前的行动轨迹——放学后，四岁的闫乙人问爸爸要了一元钱，在发廊街中小店买了两根雪糕，并把其中一根送给了同学黄育华，两人遇到幼儿园老师，闫乙人还很高兴地告诉老师，“我请同学吃雪糕”。
之后，他跟着一群孩子去了黄育华家楼顶玩，冯梅的朋友温秀清看到闫乙人，问他，“你爸爸知道你在这里玩吗”，孩子撒谎了，点了点头。
村里最后一次看到这个孩子的人，是学校门口一位店老板，他认识闫乙人，清楚地记得，在傍晚6点钟左右，闫乙人跟一个穿着比华利小学校服男生一起走了。
至于这个男生是谁，他不知道，也没看清楚，线索就这么断了。
夜里九点，闫智勇去派出所报案，民警回复，失踪时间不超过24小时，不予立案。
他不甘心，自己找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上八点，他接到一个四川口音的电话，对方说，昨天晚上在华润超市与草埔市场的路边，看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抱着一个孩子，孩子一直在叫“妈妈”，说完便挂断了。
此后，闫家人再没收到闫乙人在草埔的消息。
希望一一落空
孩子刚丢时，闫智勇和所有寻子路上的父亲一样，疯了似的找孩子。
贴寻人启事、登报，听到消息便赶过去，广州、四川、河北，只要消息靠谱，他都会亲自跑一趟。
这么多年，他感觉最轻松的时候，就是在找儿子的路上，列车缓缓开动，脑海里反复咂摸着那几句，“这个保准是你孩子”，像做了一场梦。可到站了，梦醒了，满怀希望却落空的感觉，是最绝望的。
他曾不止一次遇到过骗子。
最远的一次，有人打来电话，说石家庄有人抱养了一个男孩，双手是断掌，右耳后面有一块烫伤的疤痕，说话是南方口音，只要去石家庄，便带他去见孩子。
对方说得太详细了，一定是真见过儿子。闫智勇高兴坏了，拉上冯梅赶往石家庄，由于太激动，手机忘在了出租车上。
等他们到了石家庄之后，对方却迟迟不露面，一直问他们，住在哪家酒店，闫智勇提出，想听听孩子的声音，对方支支吾吾绕圈子，最后撂下一句，“给我账号里打一万块钱”。
他清楚，这个人多半是骗子，“如果真有这么个孩子，能见一见他，听一下声音，给五万十万我都是愿意的”。
这些年，闫智勇也有过几次充满希望的时刻。
一次是2003年，闫乙人丢失后不到一年时间，深圳市草埔、布心、清水河、龙岗一带，有十多个孩子相继被拐卖。这些孩子和闫乙人一样，多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父母亲忙于生计，孩子在市场、超市门口等人流密集处被人抱走。
那一年，深圳成立“9·09”深圳草埔特大儿童拐卖案专案组，2003年10月20日，案子告破，犯罪嫌疑人承认，他们频繁在草埔、泥岗一带作案，利用一个8岁儿童引诱街边孩子回家，然后带着被拐孩子乘坐长途客车前往潮阳或揭阳。一个孩子从拐带到出手卖掉，历时3天不到。
这次打拐行动，前后解救了18名被拐儿童，遗憾的是，里面没有闫乙人。
闫智勇有些想不通，相近的时间、相近的地点、相似的作案手法，为什么别人的孩子能找回来，自己的孩子却找不到呢？
另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是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家重视打拐案，罗湖区打拐办专案组的梁警官为闫乙人的案子重新立案，并提取了闫智勇夫妇的DNA入库。
闫智勇寄希望于“高科技”，巴望着，现在科技发达了，孩子如果有一天也提取了DNA，是不是很快就可以找到了。
希望一一落空，他想不到别的法子，唯一能做的，是不离开，守在原地。
“孩子是四岁多才丢的，和两三岁的小孩不一样，会有记忆”。
他常常想起小时候自己教乙人，如果走丢了，就站在原地，爸爸妈妈会回来找你，现在反过来了，自己守在原地，等着孩子回来找自己。
寻子店
闫智勇守在原地的方式，是开一家小卖部。
起初，他只是默默等在原地，边开店，边找孩子，2009年，他在网上看到有人把寻子海报挂在店门口，专门定做了一块大红招牌挂在店头，取名为“寻子店”。
他在招牌上写了一封信，开头是，“尊敬的各级政府领导、社会各界朋友，您们好”，结尾是，“重金酬谢”。
来来往往的路人，都能看到闫乙人的信息——男，4岁，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人，1米左右，圆脸，单眼皮，右耳后有一个烫伤的疤痕，双手是断掌。失踪时穿灰色上衣，咖啡色带白色条的长裤，脚穿运动鞋。
由于城市改造，如今的寻子店换成了绿色招牌，名字就叫“草埔·寻子店”，招牌左边贴着一张闫乙人的证件照，分外显眼。
为了留在草埔，闫智勇拒绝了四川老家朋友的邀约，不回去做生意。他会打印、做洗洁精等手艺，老乡劝他，“回家合伙开店，还能照看娃儿”，他摆摆手，固执地守在深圳。
店面狭小，只有12平米，闫智勇夫妇夜里睡在二楼隔板上，洗澡上厕所在楼梯间底下的小角落解决，厕所门口支一张桌子放两个锅，便是厨房。
他们每月支付房租3000元，刨除成本，每年能赚5万元左右，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生计。
小卖部靠近学校，放学铃声响起，店里挤满了稚气未脱的孩子，他们挥舞着零钱涌向冯梅。
有时候，来买东西的小学生会好奇地询问，“他现在还是4岁吗？”刮大风时，还有孩子提醒，“阿姨，这个弟弟的脸皱起来了”。
冯梅说，开这个店，一方面是为了找孩子，另一方面也希望提醒其他孩子，一辈子都记住这个店名，提醒接送孩子的父母，看好孩子，不要发生像自己家这样的悲剧。
街道办的管理人员因为心疼他们夫妇，多年来都没有收取这家寻子店的物业管理费。常常有人进来买东西，问起孩子的事情，陪着她掉眼泪。
16年来，这家“寻子店”，就像一枚图钉，牢牢地扎在了草埔的地图上。
都成了留守儿童
照片上这个丢失的孩子，彻底改变了这个家庭。
闫乙人小时候是爷爷带大的，爷爷上哪儿都背着他，种菜担水都不放下。孩子丢了之后，全家人都瞒着老爷子，怕他接受不了，半年后，还是没瞒住，老人家一病不起。
孩子失踪7年后的2009年，闫爷爷含恨离世，享年60岁，闫智勇说，父亲一直到入土，都没有闭上眼睛。
冯梅也走不出来，从2002年开始，往后8年，她没有回过四川老家，不想回去，觉得孩子丢了，找不回来，自己很失败。
直到现在，她每次提起孩子的事，都会反复复盘种种细节，做出诸多假设，所有假设都指向同一个结局，孩子没丢——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生完孩子我就回四川去，这样孩子就不会丢了”；
“孩子本来跟着爷爷奶奶在四川老家生活，接他来深圳那天，一块铁皮灰落到了眼睛里，那时候我就不应该接他过来”；
“或者咬咬牙把我大女儿也一起接过来，多借点钱养着，两个小孩有伴，也可能不会丢”；
她甚至开始相信“命”，孩子丢的那天，自己开的打印店正在安装新的玻璃门，后来听人说，那天不宜动土，她问，“是不是不装那个玻璃门，孩子就不会丢了”。
孩子失踪头几年，她怀过孩子，都拿掉了，总觉得孩子还会回来，再等一等。
2006年往后，为了让老人家高兴，她冒着高龄产妇的风险，再生了三个孩子，她习惯性地称呼后来那三个小的，“老三”、“老四”、“老五”，并告诉他们，你们有一个哥哥，至今没有回家。
闫家的大女儿闫娇，弟弟丢的那年，她6岁不到，什么都不懂，只知道，从那时起，自己在放学后半小时内必须到家，一直到初高中，出去和同学玩的时间都不能超过一个小时。
谈到童年，她几乎没有太多记忆，除了小学一二年级和爸爸妈妈过了一个年之后，再有印象过春节已经是高中之后的事了，一年又一年，就习惯了，觉得本来就应该这样。
小时候，她不理解父母，为什么一直不回来？
后来长大了，她渐渐明白父母的苦衷——因为已经丢了一个孩子，他们不敢把孩子带去深圳抚养，因为要等待那个丢失的孩子，他们又不忍离开深圳。
就这样，闫家的4个孩子，都成了留守儿童。
由于内心亏欠，闫智勇待孩子们极好，他给每个孩子都买了好几份保险，从不打骂孩子，每次回家，孩子要什么便买什么，再忙都会抽时间，陪他们去游乐场。
看着新生的小孩，他很开心，但每次陪娃娃，看着他们和哥哥相似的脸型，心里面都会想，乙人现在过得好不好，他如果在的话，应该很高了。
今年七月，闫娇就要大学毕业了，她放弃了成都的银行工作，考上了家里县城的公务员，父母缺席了她的童年，她想，那就让自己这个姐姐，回家多陪陪弟弟妹妹。
她还记得，有一次，家里下大雨，她和弟弟手拉手走路回家，自己摔跤了，掉进了家门口的小水沟里，三岁不到的弟弟拉着自己的手，走在前面，一路把自己领回家。
“我这一生肯定是放不下来的”
这两年，闫智勇有些灰心，感觉孩子的事情像一粒沙丢进海里，回音越来越微弱。
他现在很少接到关于孩子的电话，会自嘲，连骗子都不找我了。去年冬天，上海有家电视台来采访了寻子店的故事，最后不知为何，也没有报道。
他看到倪萍主持的《等着我》节目，里面好多孩子都被找回来了，边看边流泪，填写多次申请，也尝试打节目组电话，总是占线，他问记者，“是不是要孩子找得有点眉目了，我们才能上电视”。
很多人问过闫智勇，要在草埔等到什么时候？
孩子刚丢的时候，他的计划是，等到孩子20岁，就不等了。娃儿20岁了，该记起来的东西都记起来了，会找过来的话也找过来了。
去年，真到孩子20岁了，他又舍不下，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自己也还能动，要不再等等，等到孩子30岁，自己也奔60了，再做打算。
“我这一生肯定是放不下来的，永远都挂在心里面，让他的弟弟妹妹姐姐都不要放弃。”
这些年来，冯梅常常梦到闫乙人，第一次梦到他，小小的，摇摇晃晃走过来，说要找外公。
最近一次梦到他，他好像要结婚了，问，“妈妈，我什么时候过生日”。
冯梅说，她想看看孩子，看看他过得好不好，远远地看一下就可以了，回不回来都尊重他的选择。
采访结束时，这位母亲列了一些可能会唤起孩子记忆的细节，她请求记者，帮她把这些话带出去——
闫乙人，你小时候在四川老家，爷爷最疼你，去哪里都背着你，常常带你上街给你买你最爱吃的“三角粑”，三角形的，油亮亮、金黄色，吃起来有稻谷的香味。
你小时候晚上睡得晚，早上总起不来，在深圳上幼儿园时，老师每天早上会到家里接你，把你喊醒，帮你穿衣服。
你小时候很聪明，爸爸只告诉了你一次电脑密码，你就记住了，会偷偷开电脑玩“扫雷”，家里电脑密码一直没变过，是“722190”。
新京报记者 罗芊 深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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