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贯中所著的《三国演义》中，名将吕布因为先后给丁原、董卓当义子而被张飞骂作“三姓家奴”，以示对他多次背叛的嘲讽和不屑。后来，“三姓家奴”就成了反复无常、不忠不义、以身侍贼之人的代名词。不过在正史中并无这一说法——考虑到《三国演义》诞生于元末明初，深受宋明理学的影响，其倡导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其实并不适用。
“三姓家奴”是小说家言，纯属将后世的观点强加给历史人物的杜撰
因为对于所谓“贰臣”的标准判断和价值取舍，在不同的时期是截然不同的。
“良禽择木而栖”是主流，两宋之后始有“贰臣”。
在夏商周三代乃至之前的传说时代，由于统治能力以及技术条件等方面的限制，只能实行分封制——即天子将土地及人口分封给王室、功臣、前代帝王后裔以及世居于某地的氏族部落（即诸侯），而诸侯在其封国内享有世袭统治权的同时，也负有服从天子命令、朝贡、征战等义务。
所以诸侯虽然在名义上分邦，但实际上同为一国。在这种情况下，诸侯国间的人口流动以及另仕他国，在当时是一种寻常而且普遍的现象，并不被视作背叛。
在分封制下，到异国为官跟现在的出省打工肯定有差别，但在本质上没什么两样，更扯不到背叛上去
像在春秋战国时期，各种人才周游列国、兜售政治理想和学术主张的情况非常普遍，一朝得志反过头收拾起自己的母国来，也毫无所谓的“忠义”负担。比如人才出得最多、出走的也最多的魏国就深受其害，被商鞅、张仪、吴起、孙膑等“自己人”搞得极惨，但似乎没有人指责商鞅等人的行为是背叛。
甚至被视为万世师表的孔圣人也身体力行的践行这一价值观：
“孔文子之将攻大叔也，访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退，命驾而行，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左传·哀公十一年》）
从此“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就成了那些不想在一棵树上吊死的“贰臣”们在选择“弃暗投明”时理直气壮的借口，而且受到了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同。
孔子周游列国以求重用，虽然被讽为“累累如丧家之狗”，但从来没人认为这是叛国行为
即便秦灭六国后以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这种情况也没有发生什么改变。
比如吕布所在的三国时代，像他那样朝秦暮楚的行为其实依然很普遍，而且大多不被视为是多么严重的事情。所以鲁肃在劝孙权抗曹时，才可以坦然说出那句“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三国志·吴书·鲁肃传》）。甚至到了唐初，李世民大帝视若镇国之宝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将近三分之二都有过叛主的不良记录，也没见他们受到过什么猜忌和苛待。比如爵封胡国公的名将秦琼，曾先叛张须陀，再叛瓦岗，又叛王世充，经历堪比吕布，在民间传说中却是气节无双的典范，这让吕奉先情何以堪？
即便是被视为忠谏之臣的典范、有千古人镜之谓的魏徵，也是先叛隋、再叛瓦岗、继叛隐太子李建成。但这些经历丝毫不影响他受到李世民的重用，并名垂青史。
李世民就靠着满朝的贰臣和叛将打造出一个盛世大唐，成为史上最为名副其实的天可汗、千古一帝。
李世民君臣其实大都有“历史污点”，但一点也不妨碍他们建功立业，带领盛世大唐走上巅峰
不过这种情况从宋朝起开始出现了变化。
在此前，无论是司马氏篡魏代晋，还是杨坚抢了外孙的江山、李渊撬了表兄家的墙角，似乎都没怎么挨骂，五代时期权臣武将谋朝篡位更成了家常便饭。可是轮到赵匡胤拿着这个老剧本上演了一出黄袍加身的戏码之后，却屡遭诟病甚至谴责。
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逼迫符太后和恭帝柴宗训这对孤儿寡母禅让帝位，由此建宋。316年后，元朝大军兵临临安城下，南宋谢太后和另一位恭帝、年仅6岁的赵㬎被迫出降，宋朝灭国，于是有人作诗嘲讽道：
“忆昔陈桥兵变时，欺他寡妇与孤儿。
谁知三百余年后，寡妇孤儿又被欺。”（《宋太祖》元·无名氏）
连皇帝都要挨骂，当臣子的再想三心二意，就要承受更大的压力了。
史上被冠以叛臣、卖国贼等名头的坏蛋，大都出自两宋之后。《宋史》中专门为叛臣作传，明朝出现了现代意义的“汉奸”这一词汇，清朝的“耿直boy”乾隆皇帝干脆编纂了一本《贰臣传》，收录了曾在明清两朝做官的120余位人物。
某百科中列举的古代汉奸，除了中行说以外均出自两宋以后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首先，在两宋之前的朝代兴替大多发生在汉人政权之间。基于上古时期的传统以及同文同种的认同，这种以臣代主或是臣子择主而仕并不是什么让人无法接受的事情，也很少被引申到道德层面进行评价，更与民族大义、气节操守无涉。不过自唐末以后崛起的北方游牧民族，不再像匈奴、鲜卑、突厥那样对于中原王朝而言仅仅是边患或癣疥之疾，而是有能力占据中原半壁甚至将汉人政权取而代之，成为华夏共主。这样一来，随着夏夷之间民族矛盾的日益突出，那些贰臣们的行为就不再是同文同种间的“贤臣择主而仕”，而被视为对于家国、宗族以及祖宗的一种背叛。
其次，南北朝时期的刘宋开国之君刘裕曾经首开一个很恶劣的先例，那就是对前朝的亡国之君斩尽杀绝（此前新朝对旧朝皇室普遍能够善待），从此类似的事件愈演愈烈。这样一来皇帝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一旦亡国基本就意味着身死族灭的下场，使得他们即便是为了保命（或者心理平衡），也对臣子的忠诚度要求越来越高，并在两宋以后达到巅峰。比如像往曹操、武则天等人身上泼脏水都是宋儒开始干的，强调正统和忠君。做臣子的再想“良禽择木而栖”所要承受的道德和舆论压力远不是此前几百、上千年前的前辈所能比拟的。
虽然项羽和刘聪也杀过亡国之君，但仅限个例。自刘裕将司马氏斩尽杀绝以后，就成了常态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宋明理学的影响。这套以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哲学思想，严格规定了社会秩序中的上下尊卑，使得忠孝节义成为衡量君臣、父子、夫妻等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使得两宋之前那种“人才流动”的宽松环境一去不复返。
于是像魏徵、秦琼这样的人物若是晚生个几百年，一定会被冠以贰臣、背主等骂名。
不过凡事有例外——若是实力、能力突出或是身处要害之处，那么哪怕他如何不忠、怎样反复，为上位者都得捏着鼻子忍着，起码是暂时忍着。
以秦琼和尉迟恭的“历史污点”，若是晚生个千年左右恐怕没资格被贴在门上，而是录入《贰臣传》的下场
比如明末清初时就有这么一号人物，一生中先后七次叛主，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他的名字叫王辅臣。
先来说说王辅臣的前五次叛主。
王辅臣本姓李，山西大同人，出身寒微。时值明末天下大乱、民变四起，王辅臣也跟着姐夫随大流加入了一股流寇。不过很快他就跟姐夫反目成仇，在将后者杀死后选择了逃亡，并投靠了大同总兵官姜瓖。这是王辅臣的第一次背叛，不过由匪变兵，成为光荣的大明边军中的一员，也算是个不错的结果。
据说王辅臣长身玉面、眉似卧蚕，大家都说他的长相酷似吕布，于是被姜瓖麾下一个叫王进朝的军官看上了。因为老王生不出儿子，便认了王辅臣当义子，从此他就改姓了王。
王辅臣的绰号有两个：马鹞子和活吕布，都有赞其勇武之意
可惜新鲜出炉的王辅臣还没来得及依靠干爹的势力升官发财，形势就发生了巨变——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天下最大的一股流寇在李自成的带领下杀进了北京，皇帝朱由检自缢煤山，大明的朝野上下顿时群龙无首，大都选择了投降。
大同自然也不例外，在总兵官姜瓖的带领下选择在大顺朝的旗帜下继续当兵吃粮。可怜的王辅臣在上官的裹挟之下，官兵没当上几天就又成了流寇。
不过当时的局势混乱至极，简直令人目不暇给。没几天吴三桂又引清军入关，还没把紫禁城内那张龙椅坐热乎的李自成瞬间一溃千里。眼瞅着大顺朝就要完犊子了，刚刚“弃暗投明”的姜瓖再次选择站在了“正义”的一方，毅然率军“反正”，于是王辅臣又稀里糊涂的跟着变成了清兵。
明末朝廷中的忠臣义士是濒危物种，多得是像姜瓖这样擅长站队的毫无节操者
不过在这让人眼花缭乱的乱局中，像姜瓖这样极其擅长站队的前明或是前顺的官员队伍实在太过于庞大，所以老姜这般行云流水的“反正”表演并没有引起清廷足够的重视。在预想中的升官发财、封妻荫子迟迟得不到兑现的情况下，姜瓖的民族大义和爱国情操瞬间迸发了出来，自称兴汉大将军，打起了反清复明的旗帜，决定跟满洲人死磕到底。
清军的报复很快到来，大同城下爆发了一场血战。而正是在这场极其惨烈的战事中，王辅臣终于凭借其武勇一战成名，“马鹞子”的大名从此驰名遐迩：
“清兵之围大同也，辅臣乘黄骠马，时出剽掠，来则禽人以去，莫有撄其锋者。清兵远望黄骠马骋而来，辄惊曰‘马鹞子至’，即披靡走。辅臣与白成功、葛秉贞三人更迭乘黄骠马出，清兵亦不辨乘马者之为谁也，见即走耳。城克，姜瓖降，八王子以辅臣为虾，随入都，都中满汉，无不以一识马鹞子为荣矣。”（《广阳杂记·卷四》清·刘献廷）
满洲人是很敬佩勇士的。所以尽管他们在战后恼羞成怒的大肆报复、制造了“大同之屠”，但却没有杀掉王辅臣。得闻大名的顺治皇帝反而对其青眼有加，委以御前一等侍卫的要职。
清朝的御前一等侍卫可不是普通的卫兵，有很大的机会飞黄腾达
于是王辅臣在一叛流寇、二叛大明、三叛大顺、四叛大清之后，再一次背叛了反清复明的大业，投靠了清廷。
如果说他的前4次背叛行径中，起码有3次是在被裹挟的情况下、随波逐流的被动选择，那么这一次降清，则无论如何都是他主动的抉择了。
起码对于王辅臣的仕途来说，这次抉择让他走上了平步青云之路。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王辅臣随洪承畴出征西南表现出色，小贰臣给老贰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保举他当上了总兵官。而他的好运并未到此为止，很快又受到了吴三桂的青睐，并请旨将王辅臣调入麾下，一起出征缅甸擒获了南明末帝朱由榔。
无论此时的吴三桂是否有叛清之心，但同为汉人、同为叛臣而且勇冠三军的王辅臣都是他极力拉拢的对象。于是在史料中，就出现了“平西之待辅臣，有加于子侄……有美食美衣器用之绝佳者，他人不得，必赐辅臣”（引用同上）这样的记载。
吴三桂麾下无人可用，是他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若是王辅臣没有出走，情况可能会好很多
在金庸先生的《鹿鼎记》中，我们知道了吴三桂有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儿子吴应熊，其实他的另一个儿子吴应麒在坑爹程度上一点也不亚于其兄。本来以吴三桂对于王辅臣的笼络，日后成为其叛清的得力臂助指日可待，结果却全被吴应麒给搅和黄了。
这个自视甚高的蠢货显然对其父给予王辅臣的优待很是妒忌，于是寻找机会对其进行了侮辱，搞得双方很不愉快。后来这件事情传到了吴三桂的耳中，大概还是吴应麒添油加醋的改编版本，变成了王辅臣出言辱及老吴，结果使得吴王二人间出现了龌龊，王辅臣一气之下找门路调离了吴三桂麾下，去甘肃固原当了提督。
后来吴三桂在三藩之乱的中后期一直受困于麾下无良将。若是王辅臣还在，即便不能扭转败局恐怕也不会打得那么难看，起码会给康熙皇帝玄烨增加许多压力。可惜吴三桂的一片苦心毁于儿子的愚蠢和自己的轻信误听，也算是自作孽不可活。
王辅臣的最后两次背叛，成为三藩之乱的转折点。
清廷对于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孔有德等手握重兵的前明叛臣其实并不信任，但苦于八旗兵力不足，只能将其藩镇设在云南、两广和福建等南方省份，以之为前驱对汉人反抗势力和南明小朝廷进行剿杀。
三藩中，吴、耿叛清最终被斩草除根，尚可喜死活不肯叛，最终保全了家族
随着朱由榔被杀、南明覆灭，清廷与三藩间的矛盾日渐突出，彼此间的明争暗斗日益激烈。起码在刚刚亲政的玄烨看来，三藩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通过战争的手段来解决。
王辅臣的请调对于清廷来说是个削弱吴藩的意外之喜，但怎么安顿他又成了个难题——直接砍死固不可取，不给兵权也肯定不现实，但无论扔在南方还是京畿，一旦三藩作乱这货又可能成为隐患。所以最后权衡再三，玄烨还是把他打发到西北，先做平凉提督，后调任陕西提督，既利用王辅臣的勇武稳定西北，又使得他远离吴三桂和中枢要地，即便作乱也不会祸及根本。
当然，在王辅臣上任之前，玄烨也没忘了向吴三桂学习，好好笼络一下这名性情多变的悍将之心——先是大加赞赏、恩赐，又将其抬入旗籍、以“不舍”为名屡次拖延他的行期，最后甚至连老爹的遗物都赐给了王辅臣：
“御座前有蟠龙豹尾枪一对，上指谓辅臣曰：‘此枪先帝所遗以付朕者，朕每出必列此枪于马前，以无忘先帝。汝，先帝之臣；朕，先帝之子。它物不足珍，其分此一枪以赐女（汝），女持此往镇平凉，见此一枪如见朕，朕见此枪如见女矣。’”（引用同上）
可惜人心隔肚皮。王辅臣当面感激涕零、誓言忠诚，结果一转头就毫不客气的一叛再叛，而且居然还成了决定三藩之役战局走势的关键人物。
年轻时的玄烨自然不会像后来那么老道，比如处理三藩之乱就有些操之过急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三藩之役爆发。一时间吴三桂杀进湖南、孙延龄叛于广西、罗森等叛于四川、耿精忠叛于福建，郑经也渡海来攻，整个南方一片糜烂。而清军苦于战争准备和兵力不足，只能处于守势，以扼守江防为要，严防战火蔓延到北方，威胁到清廷统治的根本之地。
就在清廷大举调兵南下之际，王辅臣突然在侧后方捅了一刀，让玄烨痛彻心扉，险些使得大局失控。
早在吴三桂起兵之初，就派汪士荣给王辅臣送去一封信，除了封官许愿以外，还请他出兵策应。王辅臣倒是爽快，直接将汪士荣和招降信交给了玄烨。玄烨闻讯大喜，直接处死了汪士荣，还给王辅臣留在京中当人质的儿子王吉贞升了官。
不过时年19岁的玄烨显然有些得意忘形，居然轻率的任命大学士莫洛为山陕总督，有节制王辅臣之权，却没注意到两人之间有过节。而且莫洛也非心胸开阔之人，到任后处处与王辅臣作对，陕西的形势骤然变得紧张。
康熙十三年年底，二人间的关系彻底恶化，发生了火并，莫洛战死。这下王辅臣没了退路，于是致信吴三桂，表示愿意追随他反清。
王辅臣两次叛清、两次叛明，顺、吴（三桂）、流寇各叛过一次
不过王辅臣并没有按照吴三桂的意愿东进或南下，而是掉头向西进入陇右。他先后攻取沔县、略阳、陇南、阶州、清水、巩昌、兰州等要地，秦州、平凉、庆阳等地则纷纷归附，到康熙十四年初，整个陇右已经尽入其手，王辅臣成了名副其实的“西北王”。
王辅臣出乎意料的举动让玄烨和吴三桂都有点懵圈，但很快都明白了王辅臣不甘为人下、有自立之心的用意。
于是两人分别出招。
王辅臣名义上归附了吴三桂，可是既不听调也不听宣，老吴还拿他没办法，只好破罐子破摔。一方面给老王官升平远大将军、陕西东路总管，另一方面又怕老王嫌他封的官不值钱，干脆砸下20万两真金白银以示诚意。但同时，他又派出亲信王屏藩、吴之茂率部大举北上，名义上是打着支援王辅臣的旗号，实为给后者施加压力。
玄烨则放掉了人质王吉贞，还让他给王辅臣代话，希望他迷途知返，朝廷既往不咎。
有儿子当人质还敢反，说明王辅臣并不怎么在意王吉贞的下场，所以玄烨放了他也没什么损失
王辅臣正春风得意，现在儿子又平安归来，所以迷途知返啥的大可以放放再说。毕竟谁也没有前后眼，说不定咱老王也能过把皇帝瘾？所以他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玄烨的好意，而是选择了自行其是。
玄烨应对三藩之乱的基本策略就是按住吴三桂猛揍，完全不给他留任何后路。同时对其他的叛乱者则能招抚则尽量招抚，以便集中力量打击吴藩。不过王辅臣在西北的叛乱以及招抚失败，彻底打乱了他的布局，使得玄烨不得不推迟在南方的攻势，转过头来先搞定侧后方的隐患。
他先是任命豫亲王多铎的第七子、贝勒董额为定西大将军，出兵陇右平叛。没想到虎父出了犬子，董额到了西北一通乱打，除了丧师靡饷外几乎毫无寸进。玄烨只得急招老将图海出任抚远大将军，赶赴西北主持平叛。
图海果然老辣，到任后并未急于进攻，而实现整顿军纪，继而采取攻心战术使得平凉军民人心涣散。之后出重兵强攻拿下城外要地虎山墩，从而可以居高临下炮击平凉城。至此平凉与外界的交通断绝，城内粮草将尽，彻底陷入了绝境。
王辅臣徒有勇力而无战略眼光，清、吴两边不靠的结果就是自陷死地
此时图海又借与王辅臣有提携之恩，遣参议道周昌（即周培公）入城劝降。
王辅臣由于出身和经历的问题，不可能有什么文化和见识，民族大义、气节操守之类的东西更不会跟他产生任何联系，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只能来源于他的生活阅历和经验。如果王辅臣的运气好、遇到一位类似李世民那样的“明主”，完全可能成为樊哙、尉迟恭或是常遇春这样的猛将甚至是开国功臣。可是他遇到的，却尽是带他投奔流寇的姐夫以及目光短浅、裹挟着他一叛再叛的平庸小军阀。
偏偏王辅臣还在这一次次的反复中走了狗屎运，不但得到了荣华富贵，还成了坐镇一方的主将。这个唯有在战场上才能施展自己才华的莽夫，当他不得不独自决定自己的命运时，王辅臣那可怜的智商所能给他提供的，似乎只能是从再一次的背叛中寻找机会。
而且他名义上是叛清附吴，实际上是两边不靠、当上了墙头草。而他火并莫洛、叛走陇右更多的也是出于一时意气，而非深思熟虑的结果，之所以最初能所向披靡、横扫西北，也是在于清军兵力捉襟见肘，被他打了个猝不及防。等到玄烨对他重视了，遣来了精兵强将进行剿杀时，他也就走向了末路。
徒有勇力而缺乏政治头脑的武夫，最好是因人成事，一旦成了一方霸主，下场往往都很不好
于是面对周昌的劝降，王辅臣只能接受。而出于稳定大局的考虑，玄烨暂时践行了既往不咎的承诺，仍任命他为平凉提督，并加太子太保衔。
没了王辅臣这个肘腋之患，玄烨终于可以集中全力收拾吴三桂。于是三藩之役的局势很快向清军有利的方向发展——各路反叛势力或降或散，只剩下吴三桂负隅顽抗，但也是大势已去。
最后的结局并不出人意料，清朝已经没有贰臣的容身之地。
三藩之乱中各路叛军的结局，只能用一个惨字来形容。
吴三桂在走投无路之下匆忙称帝、过了把皇帝瘾之后便一病呜呼，继承了他“大业”的嫡长孙吴世藩，最终的命运也只能是以自杀告终。三藩中的另两藩，耿精忠在投降后被玄烨秋后算账，最终落了个凌迟处死的下场；尚可喜倒是宁死不叛清，危急时刻甚至欲以死明志。老尚的“英明举动”不但保住了全家老小的性命，甚至连荣华富贵都没丢掉，只有一心一意追随吴三桂的长子尚之信后来被玄烨找了个借口弄死了。其余的叛清附吴势力如孙延龄眼见大事不妙打算投降，结果被吴世琮所杀，吴之茂被俘后押赴北京斩首，张国柱投降后也被砍死，李本深则被“磔于市，亲属坐斩”。
战时说既往不咎，战后斩草除根，还没地方说理去
反正只要等到平藩之役大局已定之后，凡是还活着不肯去死的反叛者，玄烨一个都不放过。
在这一点上，王辅臣表现出了他一生中罕见的智慧，看得很清楚。
所以在他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投降后不久，王辅臣就曾自杀过一次，不过图海看得很紧，他没死成。这件事情也引起了玄烨的重视，他专门下诏给图海，下令对王辅臣严防死守，绝对不能让他死掉。
玄烨这么做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平藩之役正处于战事焦灼的状态，除了吴三桂对清军死打硬抗以外，其余各路反叛势力都是首鼠两端，随时可能见风使舵，清廷正在大力对其分化、招抚。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王辅臣意外死亡，甭管是自杀还是他杀，都会对清廷的招抚工作造成负面影响，让耿精忠、孙延龄等人产生兔死狐悲的情绪。
玄烨此时不想让王辅臣死掉，不代表将来还想让他活着。想清楚了这一点的老王，开始全力以赴的推进自己的寻死大业。
他先是想办法转移图海的注意力，然后将新娶的夫人逐出了家门，又尽散家财分发给部下，最后才饮下毒酒一杯，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玄烨得知王辅臣的死讯后，默然良久，终于没有株连他的家人和部属，只是将王吉贞革职了事。
从玄烨最终对王辅臣的处理来看，或许还不至于非得弄死他不可？
在史料记载中，王辅臣其实是个不错的将军：
“辅臣为人，恭以事上，信以处友，宽以待人。而严以御下，然有功必赏，虽严，士亦乐为之用。”（《广阳杂记·卷四》清·刘献廷）
只可惜他生错了年代。若是能投胎在两宋之前，哪怕王辅臣再叛个七八次，没准也能成为像尉迟恭、程知节、秦琼那样名扬千古的悍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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