酱园弄的一幢楼房里，殷红的血，从后楼地板缝中往下渗漏。
嗒!一滴血裹着尘灰，变成了浓黑的粘液，落到了底层过道的楼梯口，呈现出一个带有幅射线条的星状。
嗒！又是一滴，重叠在原来的位置上。嗒——嗒——嗒——血缓缓地，有间隙地，有节律地滴着，在地上漫成一个不规则的圆，圆的外沿慢慢漾开，漾开……它似乎要引起人的惊觉，要向人呼喊，要告诉人们，这里正在发生着什么。
天色微明，惯于晚睡晚起的上海市民，此时还在梦乡。整幢楼房一片寂静。
浓稠的血依然缓缓地滴着。
亭子间里算是有了响动，二房东嫂嫂跨出房门，扣着纽扣，下了楼，侧身向右一拐，就弯到他男人王瞎子卜卦算命时接待顾客的客堂间，拿了洗漱用具，径直向后门过道上的自来水笼头走去。不料，脚刚踏出后客堂门槛，漱口缸边却滴上一滴脏兮兮的东西。房东阿嫂不由抬起头来，朝上一望，只见楼板缝里浸润着黑黑的粘液，正往下滴。看看地上，脚边已经积了黑糊糊一滩。
“怎么像是血啊！”房东阿嫂有点疑惑，赶快回进屋里，拿了张白纸出来，又把白纸放到地下那滩东西上。霎时，薄薄的白纸上清晰地泛出暗红的血色。“啊呀！不得了啦！”房东阿嫂惊呼着，心急慌忙地直奔上楼。“瞎子快点出来，后楼出事了。”瞎子闻声连忙披了衣服，摸到后楼门口。
“嘭”！“嘭嘭！”后楼房门被夫妻俩敲得震天响。“春兰！春兰！“开门哪！快开门哪！”夫妻俩喊着，狠命地敲着，还是没有回音。
足足间隔三、五分钟，才听到拨动弹子锁的声音，门呀地一声开了。
一个小样的女人，蓬头垢面，垂着一双血淋淋的手，双目滞呆地立在门里。
“春兰，你怎么啦？”
“大块头被我杀死了。”
“你杀了你的男人？杀死的人呢？”
“装在箱子里。”
二房东夫妇大惊失声地问。被问的只是机械地回答，语气出奇地平静。
“出人命了！”保甲长匆匆而来，看了实情，又匆匆而去。接着，新成警察局的警车，常德路验尸所的吉普也相继呼啸而来。
赫然，是一件杀人碎尸案！
法医的验尸单上，清楚地填写着尸身分割情状：头胸一段，两膀臂两段，腹部（骨盆）一段，两大小腿四段，连腹、腿、臀割下的皮肉共16块。受害者正是春兰的丈夫詹云影。
杀人者周春兰被拷上手拷带走了。警车和吉普车相继呼啸而去。
报人们更是闻风而动，他们耳朵灵，腿脚长，头脑活，笔头快，刚刚发生的事，立刻就成了新闻。“悍妇詹周氏杀死亲夫，支解尸首，装在箱子里”的标题，醒目地登在当天报端。报上的日期是1945年3月20日。
各种新闻媒介像阵阵紧风，把詹周氏杀夫消息，传遍上海滩大街小巷，诱发得上海人兴头十足，一连好几个月都离不开这个话题。马路边，弄堂口，厨房间里，麻将台上，到处都议论纷纷，谴责声声，骂杀人的女人“心狠手辣”，“地道一个母夜叉”，“最毒妇人心！”
她是杀人的人吗？杀人的女人果真是个恶魔？许多人怀着一种好奇心，想看看此人是不是长得凶神恶煞的样子。杀人案特刊出版后，詹周氏照片随处可见，人们却没有看到三角眼、大扒牙和满脸横肉。她那圆兜兜的脸，配着一对细眉，一双细目，虽是极其平凡，却也很透出几分善相。问问邻居，邻人们都说她从来不与街坊拌嘴，待人很和气，脾性也爽直，绝不是那种面慈心恶的人。
那么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人们很想了解她的身世。
可她在上海举目无亲，很少有人知晓她的情况。只有在审讯室的笔录上，书记员记录着她的概况：
被告詹周氏，女，丹阳人，30岁，住新闸路酱园弄85号。
审讯时，她陈述了她简单的履历：没有读过书，原姓杜，从小父母双亡。由亲戚抚养长大，就随了亲戚的姓，取名周春兰，9岁来沪，被亲戚卖给人家当丫头。17岁时由主人做主，与詹云影订婚，21岁正式结婚，婚房租赁在王燮阳家的后楼，至今已有9年。
几句话，百来个字，就给30年生话打上了一个句号。平直的语调，几近冷漠，没有留恋，没有不平，更没有屈辱和眼泪。但不管怎样，人们总能从中看到她的过去，体察到她曾经有过的悲哀和辛酸。
苦难的遭遇，生就了她淳朴厚道的性格。人们从她的邻居中还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新婚2个月后，她就发现丈夫有了外遇。虽说当时她很吃惊，也很难受，但她还是没有大吵大闹。她相信丈夫一定会回心转意，詹云影最终总归是属于她的。
插足者名叫来喜，与她一样，也是替人家当丫头的。一天，来喜自己找上门来，哭哭啼啼，说是与詹云影的关系让东家发现，被赶了出来，一时没有地方落脚，只好投靠她丈夫了。面对着这样突如其来、令人难堪的事，她茫然不知所措，也不知丈夫会作怎样的处置。谁知詹云影竟暴跳如雷，一把揪住来喜头发，撩起手来就是重重两记耳光，一边还直着喉咙大吼：“你来靠我，我去靠谁？”来喜捂着留有五指手印的脸，只是嘤嘤地哭。倒是站在一旁的她，看了不忍，说是暂且先挤一挤，往后再想办法吧！
来喜是住下了。日子好好歹歹地挨了一天又一天。而詹云影一看见来喜就惹气，横竖看不顺眼，三日两头拳打脚踢，把来喜时常打得鼻青眼肿。女人看着女人受罪，那是什么滋味？她的软绵心肠更促使她阻拦丈夫，常在背地里劝丈夫说：“人家也是十月怀胎，娘肚子里生的，怎么可以要打就打，横加虐待！”
不久，来喜在医院里生下一个男孩。她去探望她，来喜又感激又内疚。她默默地注视着那张苍白消瘦的脸和那样的一种求乞的眼光，渐渐紧锁起细细双眉。是呀！再这么下去，凭着詹云影的脾气，这来喜也不会有好日子过。唉，人到这般地步，也是够可怜了！可怎么才能解这个困，救这个难呢？她没作声，只在心中感慨着，寻思着。
终于，她想出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把男孩送给邻居。再请人说媒，让来喜正式嫁个男人。事情处理完毕，两个女人的心事了了，两个女人的忧思也解了。
原来她是这样一个通达情理的好心女人！
只在顷刻之间这样的人也会挥刀砍人？真是不可思议。但事实是那个充满血腥的恐怖现场，偏偏由她一手造成。
那是一个阴沉漆黑的夜。她裹着薄衾，抖索索地绻缩里床。空空的胃腹，透心的冷，搅得她转辗难眠，心绪不安。这天，她已连续二次去东方饭店找詹云影。她告诉他，家中米缸又朝天了。上午，詹云影说，下午再讲。她回家了，等着。等到傍晚，不见丈夫人影，又等到7点过后，为肚子所驱，她又去找他。他摊着两手，说是没钱，答应等一会儿一定回来。
“夜这么深了，他会回来吗？”她想。
时钟敲过三下，楼梯上响起脚步声，门推开了，灯也随之而亮，宽大的身影侧立床边，唬着个脸，脱衣服时使着蛮劲，又狠狠地把条西裤往桌上一丢，接着就熄灯上床。她静观着，知道他一定又赌输了。本想开口讨点买米钱，也只好不提了。但明天怎么过呢？往后那漫长的日子怎么过呢？她暗自担忧，想与他商量商量日后的生活打算。
“大块头，你明着啦？”她问。
“没有。”他答。
“我想啊，阿拉还是想办法做点小生意好。’’
“想得倒开心！我有钞票做生意，还不如上赌台。”
“你哪能三句话不离一个赌啊！”
“我就是不做生意也要赌，你这种女人也配管我！”
“你——”
一个声音渐次而高，满嘴污言秽语，不堪入耳。另一个则是抽抽噎噎地哭。终于，大块头吵累了，骂累了，声音渐次而低，旋即鼾声大作。她想起他平日的许多不是，她的脑海里又映现出几个月前曾经发生过的真实一幕：她向他索讨生活资用，他则手持劈柴斧头，活活要将她劈死……
她似乎听见一种由弱而强的声音：“他要你死，你该杀了他！”她身不由己地下了床，跨过几步，就近拿了把菜刀，走到床边，看准了他的颈项，举刀就砍。
“救命！”大块头挣扎着，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声。她只管疯狂地乱砍。她已经全无理智，也不再有思想，甚且不再有感觉。她一下一下地下着死劲，误伤了自己手背，也全然不知。斩罢，又梦魇似地搬过箱子，箱子是空的，里面的衣物早已经当尽卖光。脑子仿佛也是空的，只是机械地打开箱盖，又机械地把斩下的尸块，一块一块地放进箱里。房门被捣得快要砸开，喊声震耳，她置之不理，依然机械地放置着剩下的几块尸块，然后盖上箱盖……
哀莫大于心死“天哪，我犯下了什么样的罪啊！”面对森森四壁，她陷入沉思，不由得回想起9年间，她与他的生活龃龉和感情纠葛。
当初她嫁了他，她好欢乐！他在典当当朝奉，有一份不算很差的职业，长一码大一码的个子，方头大耳，卖相好，讨人喜。重要的是自己的姓氏上加了他的詹姓，这使她觉得有了切买可靠的依傍。她和他住在那样的小屋里，沉醉了，觉得好开心，好惬意。
她真心爱他，即便是新婚期间就撞进了来喜，她也没有埋怨过他。他丢失了朝奉职事，她省吃俭用，安慰他不用着急。他操起旧货行业，赚了点钱，她为他添置衣物，拣他喜欢吃的东西，买买烧烧，端到他面前。而他的笑容却一日一日地减少，常常莫名地发上一顿火，先是骂骂咧咧，继而拳脚相加。来喜的厄运临到了自己头上，她好委屈！可她依然关心他的冷暖饮食，照料他，伺候他。她老是猜想：他可能遇着了不如意的事。
日常开支用完了，她急急地托人找门路，寻工作。好不容易进了一家香烟厂，每天天不亮起床，匆匆安排好家务，赶着上班，又赶着下班。厂里生活重，工资少，她却干得欢快。她觉得她总算也可以为男人分担，心里很是舒坦。他则老大的不高兴，硬是被他逼着辞了工。回了家，与他大吵了一场。他竟像猛兽似地扑去，揪住了她的长发，按住她的头，狠狠地向桌角撞去，只因她跃歪了身子，额上才没有留下伤痕。
可伤痕留在她的心里，使她痛苦了好一阵子。但她毕竟不是大小事情都耿耿于怀的女人，她原谅了他，以为他早晚会收心的。岂知他的心早已收不回来。他生意不肯做，整日整夜地在外面吃喝嫖赌，她劝他好好做点生意，不要成天不务正业，毁了自己。他高兴时也会应承几旬，不高兴时就骂天骂地，打她一顿，随后拨脚就跑，不知几时再回。
她苦恼，为有一个不讲理，不争气的男人，也为自己生活无着，无依无靠。男人她是管不着，管不得了。而自己咕咕叫的肚子却不能不管。她只好出入典当，仅有的衣物典完了，她只得向人借钱，可有借无还，谁能借她？只有前楼的贺大麻子一直对他有份同情。前楼和后楼，仅隔薄薄一层板壁，她男人的蛮横绝情，她的种种不幸，全都落在贺大麻子眼底。所以大凡她开口借钱，贺大麻子手头再紧，总肯多少匀一点。日子一长，借多还少，她觉着很欠了大麻子的情。大麻子后来失了业，妻子回乡过年，她看出大麻子进进出出，见着她就红红脸，对她很有点意思，她于是半是还情，半是还债，竟与大麻子意思上了。
此后，她常常自责自谴，觉得对不住自己男人。想起男人，她又恨他气他。她想，他要是正派点，做点正经事，她也不至于做出这等事来。
大麻子失业自顾不暇，哪里还有钱借给她！自己男人呢，非但不给分文，连个影儿也寻不到。她陷入了生存维艰的困境，体验了生活的无趣、无味、无望，便掏尽了口袋里仅剩的几个钱，去药房买了瓶“来沙尔”，躲在家里一口吞下。
她要死，可人们不让她死。邻居们把她送到宏恩医院救活了。可他依然故我，依旧日赌夜赌，还经营了个向导社，与社女鬼混在一起。她也还是照样受饥饿，挨打骂，寂寞凄苦。她一天天地过着非人的生活，复又煎熬了三百六十五日，还不知哪日是尽头。
希望泯而复生，生而复灭，循环往复有过多少次？她没有留意。但她自忖，希望在她心中从未真正死去。她固然怨他，恨他，却又总为他保留着一份爱意。她不会也不曾想过要仇杀他，可为什么在那天清晨会狠了心肠去砍杀了他？她想了许久，没有想出名堂，只能暗暗自叹：“现今算是到了尽头，他完了，我也完了。”
她其实是苦水里浸渍太久，孤苦无援，精神上抑郁过长，欲诉无人，而所爱所恨又只在詹云影一人。当她那最低最起码的追求一次次落空，当她连生物自存的最必要条件也难以获得时，她崩溃了，失常了，爆发了。于是便产生了那可怕的一刻。那一刻由9年的屈辱隐忍积聚而成，由13年水火煎熬酝酿而成。
终是法律无情案子从警察局移送检察署，又由检察署起诉到法院。审查的内情和她的供述，不时被披露，经由了人复一人的传接，变幻得虚虚实实，加上了有意无意的渲染，更变得离奇曲折了起来。而事实上案情很简单，侦查很顺利。案发以后，她对自己的罪行就供认不讳。交代时，对犯罪的具体情节也毫无掩饰。
使人觉得离奇，也使人始终怀疑的是：一个矮矮小小的女人，怎能杀了一个大块头男人？
怀疑显得不无道理，检察署即追查了这一问题，于是引出了些许曲折，牵出了一名嫌疑：贺大麻子。
贺大麻子与被告过从甚密，断断续续有过几次不正当关系。出事当晚，他独自一人居宿前楼，后楼出事他不应该不知道。但案发的那天早晨，他即跑得无影无踪，且又一天一夜未归，行动鬼祟，像是不敢露脸。第二天巡捕找到线索，把他逮捕归案。
他供称说是刚从乡下回来，正患疟疾，出事那夜病发得厉害，头蒙在二床被里，睡着了，确实是什么也没听到。早晨醒来才知春兰杀了丈夫。因为胆小，又因为从乡下替人带出两封信和两双鞋需要转送，所以赶快往外跑，跑了两家人家，老乡所托之事办完，又走了两家亲戚。夜里在亲戚家里，想起后楼杀了人，心里好害怕，不敢回去睡，亲戚将他留下了。才宿了一夜就被抓走了。
法院传唤了他的亲戚和同乡，所述都与贺大麻子供词相吻。邻里多人都证明他确实一向患有疟疾，春兰也口口声声说从未与他预谋杀人，他更没有参与杀人，不可冤枉了他。贺大麻子的嫌疑遂被排除。
排除了该排除的，案情的基本面貌就清晰地突现眼前。于是，法庭贴出公告，定于五月三日正式开庭审判。
那一天，法院门前人山人海。旁听席上座无虚席。接着法定程式，她回答着审判官的审问，供述她已经供述许多遍的一切：她的概况，她的简单履历，她的杀人经过……人们关切着她的命运，专致地听着，屏息静气地等待着法庭判决。终于，律师辩护以后，审判官宣读判决：“詹周氏杀人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菜刀一把没收。”
“唉！到底是法律无情！”审判结束的时候，有人大声发着感慨。更多的人带着一颗沉重的心散去。与此同时，舆论开始转向，越来越多的人生出了一层怜悯、同情和理解，越来越多的人为她辩解和申诉。
仅隔一月，一家名为《杂志》的月刊即登出一篇仗义执言的文章，篇头用大写字鲜明地刊印“为杀夫者辩”的标题。文章慨叹詹周氏杀夫前对丈夫的态度“千古贤妇也不过如此”。分析詹周氏杀夫原因完全在于“生活悲惨，精神郁伤”，“常受了委屈和难堪，经年累月的苦闷使心理变态。”
然后是一石千浪，申辩文章如浪头一般前后追至。《杂志》又在七月号特辟《杀夫案笔谈》专栏，刊登了《詹周氏与潘莲》、《法理人情》、《我以为》等多篇文章。撰稿人纷纷指出，“谋杀亲夫的主题就是死里求生，拼命求活。”
在社会舆论和许多律师的支持下，在监狱中的詹周氏受了鼓励，决定上诉。上海高等法院9月4日收案，9月14日结案作出判决，判决称：詹周氏秉性之狠毒，手段之残忍，世所罕见，自应以杀人罪论处极刑，以昭炯戒。”
詹周氏接到判决书后并不甘心。强烈的求生欲望，驱使她再度上诉。至1948年2月20日，南京最高法院致函上海高等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改判理由是：“本件事犯系民国35年12月31日以前，因而可以依罪犯赦免减刑令”“予以减刑”。
詹周氏捧着一纸文函，久已干枯的眼眶，复又满盈泪水。她没有想到，她居然还能死里逃生。她想，是不是命运曾经过分亏待了她，所以因此要补偿她？她却没有想到，命运对她的补偿，还在后头。
重获新生的她解放后，她从提篮桥监狱转送到苏北大丰劳改农场。在那里，她获得了自由。对着朗朗天空、明丽阳光，她深深地感悟到：她所面临的世界，已经变得簇新。昔日的悲凉凄惨已经一去不返，旧时的詹周氏、周春兰也不会再有。这以后，她为自己起了令新名字，叫周惠珍，开始了她从未有过的，真正的人的生活。
她也没有想到，四十五年以后，还会有人记起她。先是有篇文章，写抗战时期轰动上海的两件血案，其中就提到她的旧事，还误说她已服刑而死。文章登在《上海滩》杂志1990年3月号上。她不识字，自然无从知道。后来该刊的一位记者，发现了她的近迹，立即循迹而往，追到大丰采访，又把她这个早已湮没了的旧闻人物，发掘出来，告诸于人。人们这才知了她的消息，知道她还健在，并且还过得很好。
在那里，她拥有人间应有的温暖。领导照顾她，把她从野外大田劳动调到托儿所工作。她则把爱心回报给了一群群孩子，花了半辈子精力，带大了那里的二代人。她没有生儿育女，可退休后却也儿孙绕膝，一遇喜庆佳日，并不缺少孝敬她的儿女子孙。
曾有记者十分谨慎地向她提起过詹云影，很怕触着了她的隐痛。她有些猝然，但略一沉思，即坦然回答：“和詹云影相处一场，也全是缘份，后来出了那样的事，怕也是缘份已尽。”她说话神情安详，心中平和，没有怨言和仇恨。但看得出，她不再想旧事重提。
她的一生：前半生从生路上把她赶往绝路，逼她做出绝事；后半生从死路上让她重获生趣，使她有了宁静、舒松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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