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此政治文化的氛围之下，三衙管军的选任层面，皇帝的内降、内批，尽管受到了官僚士大夫集团的种种制约，依然是史不绝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宋代及宋代以降的皇权，都具有强烈的军事底色，从本质上说，皇帝也不外一大军头而已，“兴亡以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确乎为宋以降古代中国的不二法门三衙管军的人事安排，与京城兵权紧密相关，真正是“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是皇帝须臾也不能放松的头等大事三衙管军“除授之恩”，“必归于人主”，以此来交换和保证众将只效忠于皇帝一人，可以说是最起码的帝王权谋手段在某种意义上讲，那些因各种具体的因素，较少或难以自选三衙将帅的皇帝，其皇权的权威性不可避免地就要大打折扣 ，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宋代相权对皇权制约?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宋代相权对皇权制约
在如此政治文化的氛围之下，三衙管军的选任层面，皇帝的内降、内批，尽管受到了官僚士大夫集团的种种制约，依然是史不绝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宋代及宋代以降的皇权，都具有强烈的军事底色，从本质上说，皇帝也不外一大军头而已，“兴亡以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确乎为宋以降古代中国的不二法门。三衙管军的人事安排，与京城兵权紧密相关，真正是“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是皇帝须臾也不能放松的头等大事。三衙管军“除授之恩”，“必归于人主”，以此来交换和保证众将只效忠于皇帝一人，可以说是最起码的帝王权谋手段。在某种意义上讲，那些因各种具体的因素，较少或难以自选三衙将帅的皇帝，其皇权的权威性不可避免地就要大打折扣。
当然，南宋皇帝的内批、内降、御笔等等，许多实际上是出自于权臣之手，反而成为权臣掌控朝政的工具，宋宁宗时的韩侂胄、史弥远等人，皆惯用此一手法。这就是另外一个性质的问题了。
三
正是因为三衙用将的最高决策权，皇帝总是要千方百计地集中于自己手中，皇帝身边以宦官为代表的佞幸群体，时常也能对三衙管军的选任发挥相当大的作用，有时甚至是旁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个中道理，正如时人所说：“王者深居九重，不能尽知臣下之邪正。”(100)皇帝高高在上，他对朝臣又能真正了解多少？其印象、好恶，往往是先入为主，不可避免地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宋哲宗即位伊始的元丰八年十月，摄政的太皇太后高氏以“中旨”的形式，任命苏辙等五人为台谏官，执政章惇就不客气地质问她：“故事：谏官皆令两制以上奏举，然后执政进拟。今除目从中出，臣不知陛下从何知之？得非左右所为？此门不可浸启。”(101)章惇此语，真是击中了“中旨”的要害。宦官等佞幸群体，作为皇帝的“左右”之人，环绕皇帝身边，近水楼台自然先得月，他们的态度，总会对皇帝的人事安排产生或多或少的直接影响。文臣尚且如此，三衙管军等赳赳武夫，又何尝不是如此？
更何况，除了宋太祖是久经沙场的开国皇帝之外，宋太宗、宋真宗、宋高宗也算是多多少少有些征战的实践经验，其他宋代的多数帝王，诚所谓“深居九重，岂常习闻军旅之事”，(102)都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同军队和官兵接触的机会很少，他们对军事能有多少真正的了解，都是可想而知的。即便是宋太宗、宋真宗、宋高宗，虽然惯于故作高深，以“运筹帷幄”的军事天才自诩，其实是连真正的军事内行也很难算得上。宋代绝大多数的皇帝，对军官能力的判断，要想不依赖于旁人的介绍，几乎是不可能的。宦官群体，尤其是执掌皇城司事务的高级宦官，其“耳目”作用，受到皇帝的高度重视，是必然的。
宋仁宗朝郭承祐得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除了他是宋仁宗向来倚重的外戚之外，就是颇得益于宦官的引荐，史书记载：
卫州防御使、知澶州郭承祐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尝有中使过澶州，遽延入，问：“管军阙补何人？”使者曰：“闻朝廷方择才武。”承祐起，挽强自炫，左右皆笑，已而果有是命。(103)
很显然，郭承祐得以出任管军，宦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又如宋哲宗朝的姚麟，元祐二年(1087)，他在步军都虞候的任上时，就曾遭到过台谏官的弹劾，揭发他结交宦官阎士良，还遵照阎士良的授意，从轻处理了犯罪士兵。(104)元符二年，姚氏业已升任殿前副都指挥使，但宋哲宗曾就事评论他说：姚麟“曲奉中使，拣人之际，升黜惟命，麟唯诺而已”。步军都虞候曹诵也说：“麟盖欲因此以交结也。”(105)看来，姚麟能由步军都虞候而殿前副都指挥使，与他和宦官交结有自，对宦官素来唯唯诺诺，显然是有着一定关系的。
上述郭承祐、姚麟两人，只是两个较为典型的个案而已，类似的情况，绝非罕见。宋神宗朝，李宪、王中正、宋用臣、石得一等四名宦官，就深受宋神宗的倚重，是他推行新法的干将。旧党则将其合称为“四凶”。元祐元年四月，旧党执政伊始，在罢黜蔡确等外朝新党宰相之前，就先将此四人解职，(106)可见他们在当时政治上的特别重要性。四人当中，石得一主持皇城司；宋用臣多次主持京师扩建等大工役，并职掌内东门司；王中正曾提举在京教习在京马军所，主持三衙等在京禁军骑兵的训练，同时训练开封府界的大保长、保甲等，是宋神宗在开封府界推行将兵法、保甲法的重要倚任者之一。元丰五路伐夏时，王氏曾一度出掌泾原路经略司，担任一路主帅。
李宪更是以内臣“当将帅之任”，多年执掌熙河路经略司，主持对西夏和地方蕃部的战事，隐然被宋廷视若西边长城，宰相王珪曾有言：“朝廷以边事属押班及李留后，无西顾之忧矣。”(107)李留后，指的就是李宪。李宪也确有相当建树，在与西夏以及地方蕃部势力激烈的军事较量当中，多能稳占上风。宋神宗、哲宗两朝的三衙管军，出自于李氏麾下者，颇不乏其人。例如宋哲宗元祐三年位至殿前副都指挥使的苗授，就是“昔在西边，谄事李宪，以军功欺罔浸贵，遂授节钺，领殿帅”。(108)此外，姚麟、李浩等人得以晋升三衙管军，李宪的保举、推荐同样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宋哲宗元祐年间，太皇太后高氏以女主摄政，倚重宦官势所必然。她所倚重的大宦官陈衍，即“交通权要，窃弄威福”、“傲狠不恭，威行宫省，遇事专肆，多不奏闻”，(109)并内与梁惟简、张士良等宦官结党，外与首相吕大防等“交结”，(110)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左右朝政和陟黜文武官员的实际能力。范纯仁除右相、召文彦博平章事等最为关键性的人事安排，皆出自于陈氏之手笔。宋哲宗亲政之后，也是首先将陈衍等人一网打尽。
宋徽宗朝，正所谓“宦竖纵横”，“自崇宁以来，内侍用事”，(111)宦官群体更是极其活跃，李光就曾经对宋钦宗言及：“近年以来，宦官用事：或殖货利，或治宫室，或开拓边境，或进退臣僚，皆能窃弄威权，以厚自封殖。”(112)政治与人事安排方面，宋徽宗信用的宦官先后有黄经臣、梁师成等，时任左正言的陈禾曾弹劾过黄经臣，他说：黄氏“怙宠弄权，夸炫朝列。每云诏令皆出其手，言上将用某人，举某事，已而诏下，悉如其言。夫发号施令，国之重事，黜幽陟明，天子大权，奈何使宦寺得与？臣之所忧，不独经臣，此途一开，类进者众，国家之祸，有不可遏，愿亟窜之远方”。(113)不过，黄经臣得到了宋徽宗的庇护，陈禾反而因此被谪官。梁师成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凡御笔号令，皆主于师成。于是入处殿中，多择善书吏习仿奎画，杂诏旨以出，外庭莫能辨。阴窃用人之柄，权势熏灼，一时嗜进之徒，争先赴趋之。(114)
梁氏得拜太尉、河东节度使，位武官最高的正二品官，他自号“隐相”，又自称为名流苏轼的“出子”，皇帝“御笔手诏”多出其手，甚至于有能力决定宰相、执政和侍从大臣的人选，影响三衙管军的人事安排更不在话下。军政方面，宋徽宗最为倚重的是童贯：
贯握兵三十年，权倾四方，奔走期会，过于诏敕。道路目语，莫敢谁何。贯颇疏财，后庭妃嫔而下及内侍无大小，致饷无虚月。凡上左右，交口称誉一词。宠煽赫然，乃至阴谋摇东宫。声焰震天下，服食逼乘舆，金宝充私室。又招伉健少年万人，号“胜捷军”，以为亲兵，环列第舍，持兵呵卫，僭拟宫省。一时啗利乐祸之人，趋附成市。侯王柄臣，多出其门。厮台贱隶，自承宣使而下，凡数百人；庖夫厩兵，亦官至防团刺史。(115)
童贯之外，谭稹、梁方平等大宦官，也都曾经“久握兵柄”。
宋徽宗既然如此信用宦官，“内侍所主，乃得好官”，文武百官“啗利乐祸”，遂汲汲奔走于宦官门下。宰相张商英就曾“交通中贵，求为右仆射”，同知枢密院事王襄亦“密交近侍之臣，妄肆荐延之论”。(116)甚至连位高权重的蔡京“爰自崇宁以来”，也需要“交通阍寺，结托宫禁”，“交结阉宦”、“结附戚里内侍，交通宫禁”，他和童贯之间虽然有争权夺利的一面，但互相勾结之处更多，蔡京在政和二年(1112)得以复相，就是靠“密结纳内臣童贯”。(117)宰相、执政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了！
三衙管军当然也不会例外。当时众将为求升迁，奴事宦官，与宦官相“交通、假贷馈遗、借役禁军”，都是极为普遍的事情。正因为宦官“用事日久，将士习熟”，当时竟然广泛流行着一则三衙禁军官兵“但知中官，不畏从官”的政治笑谈。(118)
比较复杂的是，童贯此人虽然臭名昭著，但也不好说毫无军事能力，他选将、用将的眼光其实也是有的，如南宋三衙的名帅刘锜，就出自于童贯的门下。童贯是畸形的双重的身份，他既是宦官，但同时也是宋朝的太师、领枢密院事，也就是枢密院的长官，三省、枢密院的执政大臣，并多次以执政身份外任兵柄在握的宣抚使。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之统领军政，主要还是行使三省、枢密院执政的权力，与东汉、唐代、明代那些纯粹的“家臣”、纯粹的城狐社鼠式的宦官专权，还略有所不同。
南宋时期，宦官为代表的佞幸群体，对三衙管军选任的干预程度，较北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三衙和都统司的高级将帅结交宦官，几乎始终是南宋军界司空见惯的一大痼疾。宋孝宗被吹捧为南宋最“英明神武”的“寿皇圣帝”，但起码在其即位早期，对金和战大计，一误于史浩，二误于汤思退。三衙用将，宋孝宗也是大受宦官之流的操纵和愚弄，把庸将戚方当作干才，提拔到了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主管马军司公事三衙管军的位置上来。乾道年间，时任太府丞的袁枢，曾在上奏中直言不讳地劝谏宋孝宗说：
比年或谓陛下宠任武士，有厌薄儒生之心，猜疑大臣，亲信左右，内庭行庙堂之事，近侍参军国之谋。今虽总权纲，专听览，而或雍蔽聪明，潜移威福。愿可否惟听于国人，毁誉不私于左右。(119)
宋孝宗晚年倦政，“诸将差除”，更多出自宦官之手，他身边的宦官等佞幸之流，有能力把三衙管军的职位公开标价出售，金钱到手，即“特旨专除”，上演了多幕赵宋王朝史上以往还不多见的闹剧。时任殿中侍御史的张大经就曾借旱灾“诏求言”的机会，直言不讳地向宋孝宗进言：
中外兵帅多出贵幸之门，营利自丰，素召众怨，教阅灭裂，军容不整。且近习甲第名园，越法逾制，别墅列肆，在在有之，非赂遗何以济欲？愿陛下疏斥腐，抑绝幸门，垂意人主之职，责成宰辅，一提其纲，则天下事必有能办之者。(120)
张大经上奏之后，据史书记载：“俄而池司郝政降充统制官，殿帅补外，盖用其言也。”(121)显而易见，殿前司的主帅和池州都统司的都统制郝政，既然都因为张氏所言而受到了较严厉的处分，他们殿帅和都统制职位的来路不正，来自于宦官和佞幸等“贵幸之门”，是可想而知的。可以说，终宋孝宗一朝，袁枢所谓“猜疑大臣，亲信左右，内庭行庙堂之事，近侍参军国之谋”(122)的问题，一直都是存在着的。
有鉴于此，陈傅良曾向宋宁宗高度评价过宋光宗，认为宋光宗长于宋孝宗的地方之一就是，宋光宗：
每事付之外庭，采于公论，左右便嬖，绝不预政，不唯不听其言，又禁切之，而金缯酒食之赐，则不吝啬，此一可法也。八厢罗事之人，置而不用，未尝以浮言危动群臣，此二可法也。(123)
宋光宗能否与宋孝宗相提并论，宋光宗朝是否真正做到了宦官“绝不预政”和皇城司“置而不用”，这里暂且不论，但在陈傅良的眼里，宋孝宗一朝，“左右便嬖”大肆预政，皇城司活动频繁，是确凿无疑的。南宋其他各朝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四
众所周知，在古代由士大夫所主导的主流政治话语体系当中，宦官为代表的佞幸群体，往往是最臭名昭著，最为土大夫所切齿痛恨的角色，往往是最为士大夫集中火力猛攻的对象，其干预朝政也往往被视为王朝政治走向黑暗的一个显著标志。魏了翁就曾对宋理宗言及：“儒生与戚宦不两立，而用儒受言，与声音酒色亦异途。此重则彼轻，势使然也。”(124)但是，从专制君权体制下的王朝政治来看，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宦官、佞幸此类群体，纯属与皇权互相伴生的“城狐社鼠”，他们是皇权须臾也不可替代的重要附属品，但他们更离不开皇权的庇护，依附皇权是其本性。只有在特殊的个别的情况下，宦官、佞幸势力极度膨胀，才有可能威胁到个别皇帝的宝座。
即便如此，由于其依附皇权而存在的特性，要自我走上前台，真正从整体上威胁皇权，上演改朝换代好戏的可能性，还是微乎其微的。正因为这样，宦官等佞幸群体权力的强化，通常既是皇权在制度外满足自身糜烂享受、自私自利的重要工具，也是皇权制衡官僚士大夫集团的爪牙利器，确实有相当大的皇权有意为之的成分。其实质，不过是皇权延伸的一种比较特殊的、比较畸形的形态罢了。
洪咨夔是南宋后期比较著名的谏官，他在监察御史的任上，曾经向宋理宗上奏说：
臣历考往古治乱之原，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权不归人主，则廉级一夷，纲常且不立，奚政之问？政不出中书，则腹心无寄，必转而他属，奚权之揽？此八政驭群臣，所以独归之王，而诏之者必天官冢宰也。(125)
“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126)这应该是南宋君臣、朝野大致共同认同的理想的政治理念。问题是，“权归人主”与“政归中书”之间，本来就是有矛盾的，尤其在士大夫官僚政治渐臻高潮的宋代政治大气候之下，在“政归中书”的理念之下，宰相权重，“人主举国以听”，(127)确是宋代现实政治上非常明显的常态。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权相相继揽权，“纲常不立”的情况，在南宋时期也绝非罕见。三衙管军选任的大权，事实上也主要操控于权相之手。(128)既然如此，皇权较有意识地主动扶植宦官、佞幸等爪牙群体的势力，使得宦官、佞幸与官僚士大夫群体之间彼此制衡，就是专制皇权王朝政治体制下的应有之义。宋孝宗就是“独运万机”，“颇以近习察大臣”。(129)端平年间(1234-1236)，袁甫亦曾对宋理宗上奏说：“臣窃谓宰辅之职，固贵乎专，亦戒乎太专，不专则责不归一，太专则失于独运。”(130)从君主的角度上来看，不如此，则无法牵制宰相，无法避免宰相权力过重，无法实现“权归人主”、“独运万机”。所以，愈是官僚士大夫集团集中火力猛攻宦官、佞幸，皇权反而愈有必要加以庇护。这就是所谓的“帝王权术”。
在事关京师兵权谁属的三衙用将问题上，宋代，特别是南宋，呈现出皇权、宦官为代表的佞幸群体、宰相为代表的官僚士大夫集团三者之间犬牙交错的局面，完全合乎王朝政治运转的逻辑。至于因人划线、任人唯亲，主要以政治取向、私人关系而非以军事才能决定将帅升降，军队战斗力因而削弱，自然也就是无法避免。说到底，这是专制王朝体制无法较彻底克服的一大痼疾，只不过南宋表现得尤其明显，在宋、金、蒙古对抗的客观历史背景下，其负面恶果表现得也特别严重罢了。
注释：
①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四○《任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二之三八，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3024页。
③胡宿：《文恭集》卷八《论除授宿卫帅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元祐五年十一月壬申”，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814页
⑤《宋史》卷四○一《柴中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175页。
⑥柳开：《河东先生集》卷八《与郑景宗书》，《四部丛刊》本。
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建隆二年七月壬午”，第51页。
⑧《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太平兴国三年三月癸卯”，第424页。
⑨《宋会要辑稿》兵一四之一四，第6999页。
⑩《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至道二年九月己卯”，第852页。
(1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太平兴国二年九月丁未”，第412页。
(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雍熙元年二月壬午”，第573页。
(1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雍熙元年二月壬午”，第573页。
(1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淳化二年四月辛巳”，第714页。
(1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景德二年五月辛亥”，第1335页。
(1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八“熙宁六年十一月戊午”，第6046页。
(17)文莹：《玉壶清话》卷四，郑世刚、杨立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9页。戴兴，误作“戴恩”，据《宋史》卷二七九《戴兴传》改。
(1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咸平四年十月己亥”，第1074页。
(1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咸平四年十月己亥”，第1074页。
(20)《宋史》卷二七九《王能传》，第9479页；卷二七九《陈兴传》，第9484页。
(2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七“景德四年十一月戊寅”，第1506页。
(22)《宋史》卷二九○《夏守赟传》，第9716页。
(2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九“康定元年十月戊子”，第3051页。
(24)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二三《上徽宗乞今后内降所属无得辄受》，邓广铭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33页。
(2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五“景祐元年八月庚午”，第2692页。
(2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治平元年五月辛亥”，第4868页。
(27)《宋史》卷一三《英宗本纪》赞曰，第261页。
(2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治平元年闰五月己丑”，第4884页。
(29)《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七之七，第2737页。
(3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治平元年十月庚子”，第4911页。
(3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治平元年十二月丙午”，第4926页。
(3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治平二年六月癸巳”，第4968页。
(33)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六四《上哲宗请内外臣僚各举堪任将帅者》，第716—717页。
(3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三“元丰八年三月戊午”注引《哲宗旧录·燕达传》，第8459页。
(3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二“元丰八年三月甲午”注引《哲宗实录辨诬·燕达传》，第8421页；卷三五三“元丰八年三月戊午”注引《哲宗旧录·燕达传》，第8459页。
(3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三“元丰八年三月戊午”注引《哲宗旧录·燕达传》，第8459页。
(3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二“元丰八年三月甲午”注引《哲宗实录辨诬·蔡确传》，第8422页。
(3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元祐五年十一月壬辰”，第10807页。
(3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七“元祐六年四月丁酉”注引王岩叟《系年录》，第10941页。
(4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五“绍圣四年四月丙戌”注引曾布《日录》，第11520页。
(4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四“元符元年正月戊寅”，第11739—11740页。
(42)《宋史》卷三五○《张整传》，第11087页。
(4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四“元符元年正月戊寅”注，第11740页。
(44)《宋史》卷三五○《王恩传》，第11088页。
(45)陈均编：《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七“崇宁四年八月”，许沛藻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87—688页。
(46)《宋史》卷三五二《吴敏传》，第11123页。
(47)参见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徽宗皇帝·四辅》，李之亮校点，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50页。
(48)(49)《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三○“靖康元年正月辛未”，第774页。
(50)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建炎元年六月己未”，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42页。
(5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五“绍兴三十一年十二月庚子”，第3289页。
(52)参见《宋史》卷三八八《李浩传》，第11903页。
(53)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八“绍兴三十一年二月甲寅”；同卷“绍兴三十一年二月庚申”，第3150页。
(54)《历代名臣奏议》卷三《君德》。
(55)佚名：《宋史全文》卷二五“乾道七年七月乙未”，李之亮校点，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45页。
(56)《历代名臣奏议》卷一四四《用人》。
(57)《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四○《任将》。
(58)叶适：《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一四《忠翊郎武学博士蔡君墓志铭》，刘公纯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57页。
(59)吴泳：《鹤林集》卷一九《论今日未及于孝宗者六事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0)《宋史全文》卷二四上《宋孝宗一》“隆兴二年五月癸卯”，第1651页。
(61)《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二之三九，第3025页。
(62)《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二之二，第3034页。
(63)《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三之四，第3035页。
(64)《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四○《任将》。
(65)周必大：《文忠集》卷二附录《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6)不著撰人：《翰苑新书》前集卷五一《诸路将》；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七四《将帅门》；富大用：《古今事文类聚》遗集卷一○《殿司部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7)《历代名臣奏议》卷一四五《用人》。
(68)张端义：《贵耳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9)(70)(71)(72)《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九《法祖》。
(73)《历代名臣奏议》卷四《君德》。
(74)《宋史》卷四○六《崔与之传》，第12263页。
(75)《宋史全文》卷三五《宋理宗五》“宝祐五年九月庚辰”，第2339页。
(76)陈升之：《谠论集》卷三《上徽宗谨名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元符元年八月庚辰”，第11931页。
(78)《宋史》卷三九七《薛叔似传》，第12091页。
(79)《宋史》卷四○六《许奕传》，第12269页。
(80)《宋史》卷三二○《彭思永传》，第10411页。
(8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八“元祐元年闰二月丁酉”，第8885页。
(82)曾肇：《曲阜集》卷二《上徽宗皇帝论内降指挥不可直付有司》，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3)(84)《宋史》卷四○五《刘黻传》，第12247—12248页。
(85)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七《淮东西湖广总领所》，徐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91页。
(86)《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之二二，第2340页。
(87)《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之一二，第2442页。
(88)《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之四五，第2352页。
(89)楼钥：《楼钥集》卷二一《奏议·雷雪应诏条具封事》，顾大朋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18—419页。
(90)《宋史》卷四○○《王介传》，第12153页。
(91)《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之七九，第2369页。
(92)《宋会要辑稿》职官八之三一，第2573页。
(93)《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三之五，第3035页。
(94)《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六，《听言》。
(95)《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八，第2375页。
(96)《宋史》卷三六○《赵鼎传》，第11294页。
(97)《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三之二，第3034页。
(98)《宋史》卷三八九《尤袤传》，第11928页。
(99)《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二之一九、二○，第3015页。
(10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一“元祐五年四月辛丑”，第10613页。
(101)《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之五四，第2424页。
(10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元丰八年十月己丑”，第8623页。
(10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八“庆历二年十月辛亥”，第3314页。
(104)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元祐二年五月乙亥”，第9770页。
(10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三“元符二年七月癸亥”，第12201页。
(106)参见《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六之三三，第3884页。
(107)《宋史》卷四六七《宦者二·李舜举传》，第13644页。
(10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元祐六年六月甲寅”，第11003页。
(109)《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七之八，第3891页；职官六七之九，第3892页。
(11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五“绍圣四年四月己亥”注引《哲宗旧录·吕大防传》，第11535页。
(111)《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之二四，第3083页。
(112)李光：《庄简集》卷八《论梁师成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3)《宋史》卷三六三《陈禾传》，第11349—11350页。
(114)《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九“宣和二年十月”，第737页。
(115)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一二“宣和六年”，王瑞来校补，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02页。
(116)《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一二二“政和元年”，第761页；卷一三“靖康元年”，第841、840页；卷一二“政和二年”，第764页。
(117)《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一一“崇宁五年”，第724页；卷一二“政和二年”，第765页。
(118)《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九三《近习》。
(119)《宋史》卷三八九《袁枢传》，第11935页。
(120)《宋史》卷三九○《张大经传》，第11954—11955页。
(121)《宋史》卷三九○《张大经传》，第11954—11955页。
(122)《宋史》卷三八九《袁枢传》，第11935页。
(123)《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九《法祖》。
(124)魏了翁：《鹤山集》卷二○《乙未秋七月特班奏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5)(126)《宋史》卷四○六《洪咨夔传》，第12265页。
(127)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五二《奏议·召对札子》，王蓉贵等点校，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47页。
(128)参见范学辉：《南宋三衙管军制度若干问题考述》，《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2期。
(129)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五《考史》，栾保群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99页。
(130)《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五○《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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