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张先慧 访谈/赵令宾 文字/赵令宾、倪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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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上海纺织工业新型纺纱技术开发中心副主任讲述枕流公寓往事。视频由候车式文化工作室提供，王柱拍摄。(17:09)
枕流公寓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华山路699、731号，是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单位。公寓建于1930年，业主为李鸿章之子李经迈，由美商哈沙德洋行设计，华商馥记营造厂施工，建筑采用折中主义风格，时因设施高档齐备、名人汇聚，有“海上名楼”之称。
整个公寓项目占地7970平方米，其中花园面积2500平方米，建筑占地979平方米，地上7层，地下1层，初建成时共约40套住房。公寓平面由内部式、外廊式和跃层式等单元组成，一至五层每层6-7套，设二室户约80平方米、三室户约100平方米和四室户约150平方米。六至七层为跃层，设有五室户和七室户，在当时上海公寓中颇为少见。
1949年以后这里空置的房间被分配给高级知识分子居住，知名住户包括报人徐铸成，导演朱端钧，作家周而复、峻青、王慕兰，文艺理论家叶以群，画家沈柔坚，三栖明星周璇，影剧表演艺术家乔奇和孙景路夫妇、孙道临、徐幸，越剧表演艺术家傅全香、范瑞娟、王文娟等。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联合候车式文化工作室、上海市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共同推出“枕流之声”系列稿件，以口述历史呈现枕流公寓内十余个家庭跨越七十年的悲欢离合，并根据口述史料通过图形建模还原1930年代枕流公寓的建筑特征，记录人与建筑共同书写的城市历史。
张先慧1947年生于上海。原上海纺织工业新型纺纱技术开发中心副主任。1975年入住华山路699号，2000年搬出。2022年2月14日于静安区中心医院离世。
静安之处是我家
访问员：张先生，您是在哪里出生的呀？
张先慧：我出生在石门一路，那时候叫同孚路，一个蛮大的石库门房子，（整栋楼都）是我们一家（住的）。楼下有一个大的客堂，二十几个平方，左右有两个厢房，每个厢房有前中后（三个部分），分别有五十个平方，这叫“三下”。楼上也是这样，叫“三上”，上海人叫“三上三下”。我爷爷曾经在短时期内做过南洋公学（现上海交通大学）的校长。我爷爷家的字辈排行叫“世承先泽，家道欣荣”，我是先字辈，我儿子是泽字辈。我奶奶的父亲是北洋的海军总长，就是海军司令员。（我）小时候没有看到（过）他的照片，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把家里的东西都弄出来，我才看到我奶奶的父亲的照片。他戴着顶帽子，肩膀上别着肩章。
说来巧了，我这一辈子搬了三个家，石门一路是静安区的，但是再往北一点就到延安路了，和那时候的卢湾区只差一条马路。后来搬到枕流公寓，枕流公寓其实也到静安区的边了，过了长乐路，就是长宁区。现在住在武宁南路，还是静安区，再往北过长寿路，又不是（静安区）了。（我）始终是在（老）静安区里打转。除了中间为了迎接我的小孙女出生，到美国待了大概5年多，其他的时间就在静安区。
访问员：你们是几几年搬到枕流公寓的呢？
张先慧：我是1975年搬到枕流公寓的。为什么会从石门一路搬到枕流公寓呢？说来话长了。解放前，（我们）是一大家子住在石门一路这个大房子里的。那个石库门房子如果是一家人住的话是很舒服的，朝南朝北都有晒台，冬暖夏凉的。从解放以后陆续到“文化大革命”，我们能住的面积越来越小，有很多户人家搬进来，相互之间总归有影响的。1975年的时候，我已经认识我的爱人了，两个人相处了三年多。
访问员：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啊？
张先慧：我们是父母之命，不是媒妁之言哦。因为我父亲是上海香料研究所的所长，我太太的父亲是一家大型香料厂的厂长（私方经理），叫鑑臣香料厂。那么他们在工作上面有交集，原来就是朋友。我爱人出生在南京西路泰兴路口的泰兴公寓，那时候顶层一层都是他们家的。
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家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家也受到了冲击，大家都灰头土脸的。偶然一次，我的父亲和我未来的岳父在路上相遇了，大家聊起了（各自的）经历，顺路讲到了家里的情况。我父亲说：“我家里还有一个小儿子，脾气很不好。”因为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他们在“文革”以前就是大学的研究生，“文革”以后就分配到外地去了。那么她的爸爸就说：“我家里有个小女儿，脾气很好。”我爱人家里有六个孩子，她是最小的女儿。那么他们就商量着约个时间，我爸爸带着我到他们家里去。当时他们也已经从泰兴公寓里搬出来了，搬到巨鹿路的景华新村。一栋三层楼的新式里弄房子里也住了好几家人家。
就这样，经过两个爸爸的介绍，我们开始交朋友。一直到1975年，准备谈婚论嫁了，那时候我岳父看中了枕流公寓的房子。于是我拿了石门一路的一间房，他们家拿了景华新村的一部分房子，再加上一个远亲，三户合起来换到了枕流公寓四楼的一个单位。那个单位当时是谁住的呢？是一个作家，叫峻青。和我们一起换过去的远亲又是谁呢？中国刚解放的时候有个组织叫中国华侨联合会，简称侨联，当时侨联主席叫庄希泉，我们的远亲是他的外孙。庄家原本住在乌鲁木齐路静安区文化馆对面一栋沿街的房子里，但是房子没有枕流公寓大。那么他就把那边的房子拿出来给峻青去住。他跟我岳父还有我，三户一起换到了枕流公寓的四楼。
访问员：四楼这个单位当时的格局是怎么样的呀？
张先慧：那时候这套公寓蛮大的，可以讲是五间房，也可以讲是七间房。它是怎么个格局呢？枕流公寓的户号编排很特别，我们现在说401，402什么的，枕流公寓就是41、42、43。有的楼层有五家人家，是“小套”。四楼跟五楼就只有三家人家，是“大套”。因为据说我们搬进去的这个单位，原来是房东自己住的，但不是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单位大门打开以后，是一条比较长的走廊。走廊走到底就是两个比较大的卧室，每个卧室都有二三十个平方，而且每个卧室都分别带一个浴室。这两间卧室出来是一个很大的客厅，大概三十来个平方。厅里面还有这种很漂亮的古铜色的吊灯什么的都装着的。客厅的对面是一个很大的餐厅，餐厅（天花）上面那一圈，都是雕塑做好的灯。紧挨着餐厅就是厨房，厨房很考究，有备餐室，还有做好的橱柜，很多很多白色的橱柜从天花板做到地面，当中是一排操作台。
沿着走廊再往大门口走，在餐室的对面，就是一个书房，大概有二十平方左右，后来就是我们结婚用的房子。（靠走廊）外面还有一个浴室。在厨房旁边还有两个大概六七平方左右的佣人间。我们搬进去的时候，就是这样一套房子。因为那时候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是拿不到那么大面积的，所以最里边那两间正规的卧室，是庄希泉的外孙拿的，他家保留了一间浴室，把另外一间浴室做成了厨房。我们拿了外面三间大房间、一个大厨房和佣人间。单位的内走廊上有一道腰门，可以把我们两家隔开来。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家的大门一开，进出都要经过我们家的走廊，旁边都是我们的房间。
70年代的古董电梯和蜡板钢窗
访问员：你们1975年搬进枕流公寓的时候，整栋楼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呢？
张先慧：1975年搬过去的时候，这幢房子其实已经蛮破旧了。699号的大门外面有一个小的空间，不能停车的，已经很破败了。现在的大门上面有一个弧形的棚，这是后来造的，以前是用链条一条一条斜拉的，有一个像门廊一样的（构造）。进门以后，两道通向电梯厅的小楼梯，有一边是拦住的，全部停着自行车，电梯厅里边也都是自行车。因为那个时候上海还是自行车王国。电梯是一个老式电梯，电梯门的下面是金属的，上面是玻璃的，玻璃里面有金属网，只能看见人影，看不清具体的人。玻璃门拉开以后，里面是一层像窗帘布一样带铰链的折叠的门。这两道门必须由开电梯的人从电梯里面拉才行。进到电梯里面就是一面落地的大镜子，旁边的面板都也比较考究，都是木制的。开电梯是用一个弧形的扳手，一个方向往下，一个方向往上，完全靠人（手动）开的。这个电梯可能很多年没有修了，（开起来）声音蛮响的，就是“轰轰轰”这种声音。一直到我们搬出来以后，才换了自动电梯。
访问员：你们搬进去的时候，离房子建造的年份已经过去了四十几年了，所以70年代的时候，给你的观感可能就比较破旧了。
张先慧：蛮旧的。
访问员：那么进入你们单位之后，刚刚您有说到，内部装修好像还是比较豪华的是吧？
张先慧：对，房子的格局是放在这里的。所有单位的入户门全部统一的，都是那种暗红色的，很厚的，木头的门。然后门上面有个小窗，小窗还可以开开来，看看（外面）是什么人。门边还有门铃。但是墙已经斑斑驳驳的，因为门很重，“梆梆梆”地（开关），门旁边（的墙）就容易裂开来。（单位）里边的地板全部是柚木地板，除了厨房、浴室是用“磨石子”以外，（其他区域）全部是柚木地板。那个时候的房子都是交房租的，没有自己买下来的，（所以）房管所来打蜡的，每一个季度来一次。下面的电梯间，有一个小黑板，（他们）会写好：“几月几号打蜡”，那家里都要留个人。打蜡的那天，房管所的人一早就会来，你要把家里的东西都翻起来，尽量把地方空出来。他先用一个很重的铁丝拖把拉一拉，把表面的东西弄掉，再扫一扫。然后另外上来两个人，带上一个大铁桶，里面都是胶状的地板蜡，拿一个大勺子舀一勺，“噗通”一下倒在地板上，每间房间一勺。再有个人来，拿拖把把蜡涂开。你要把所有窗都开着，让它干一干。这是上午的工作，到了下午2、3点，又会有人带着电拖把进来，每间房“嗞嗞”磨一下。打好以后，地板就亮了。如果当天你家里没人，可以放一个容器在家门口，他们就给你舀两勺地板蜡在里面。我们家里有铁拖把，就自己磨一磨、拖一拖，保养地板。
访问员：打蜡是70年代的事？
张先慧：对，我们刚搬进去时候是这样的，一直到我们走还是这样的。
访问员：就是到2000年也是这样的？
张先慧：对，也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枕流公寓都是房管所管的嘛。2000年以后，有些房子可以买卖了，卖了以后还是不是房管所（管理），还打蜡不打蜡我就不知道了。上海人叫“蜡板钢窗”，打蜡的地板钢的窗，打蜡的公寓还蛮少的。
访问员：你们当时搬进去以后，有没有重新再装修？
张先慧：装修的，是我的小舅子，太太的弟弟（帮忙弄的）。那时候大家还不知道乳胶漆，但他知道有这个东西，就把我们房间都自己（刷了一遍），完全都是他自己弄的。家具是我父母留给我的，我找石门路上老的家具店上清漆、打蜡，全部弄过一遍。
访问员：那么除了刷一刷之外……
张先慧：地板没弄，开关的芯子换了换，面板还是用老式的面板，插座还是用老式的插座，那个插座是在踢脚板下面的。另外自己再装几盏灯，还弄了个音响什么的。
访问员：厨房、卫生间呢？
张先慧：没有重新装修，那个铸铁的浴缸很大很大没有换。洗脸槽也没有弄。厨房很大，水磨石地板，四面都是高柜，我岳父做了一点点改造，装了个脱排，没有大改动。
访问员：70年代已经有脱排油烟机了？
张先慧：有了，搬进去的时候没有，但是不多久就有了，我们就装了。灶头是太太家搬过来的，是最好的方形老式灶头。下面是一个用煤气的烤箱，上面是四个灶头，当中还有两个可以喷火，烤东西的。
访问员：那时候是有煤气的对吧？
张先慧：煤气是一直用的。这个房子原来每家每户都还有壁炉，砖石砌好的（烟道），一直通到楼顶，顶上面（有一个结构）大概有一两个人高，四面有百叶窗，就是通气的。顶楼一般是不能上去的，电梯到了七楼出来，再往上走的那扇门是锁住的，就是有时候放烟花、看灯什么的，会带着小孩到屋顶上头走一走。
访问员：什么时候能看到烟花？
张先慧：70年代，大多数国庆节还是放烟花的。
访问员：是到顶楼上面看吗？
张先慧：对啊，顶楼往人民广场这个方向看，完全能看见。上海那时候其实有不少地方，比如徐家汇、外滩啊，都会放烟花的。每逢国庆节，在屋顶上能够看到上海市几个地方都在放烟花。因为上海那时候还没有什么高房子，上海宾馆什么都还没有造，枕流公寓是附近最高的一栋。
25年的遇见与告别
访问员：您和太太当时结婚的情景还记得吗？
张先慧：当然记得咯，1976年我们原来准备在9月18号结婚的。9月9号毛主席逝世了，上海这种活动都停止了，不能举行。隔了一个月，10月6号，“一举粉碎四人帮”，我们是在10月18号结婚的。在哪里结婚呢？在南京路一条大弄堂里面的梅陇镇酒家。那时候结婚办酒水也很难很难，最多给你两桌。我是托了一个朋友，最后大概办了六七桌，但是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吃。
张先慧和太太戴婉君互为对方拍的结婚照，身后是为结婚准备的被子
结完婚以后，大家都跑到枕流公寓来闹一闹新房，灯开得很亮，整个走廊（的灯）都开着，这个记忆蛮深的。那时候这套房子算很好的了，上海乘电梯上上下下的房子是比较少的。转眼第二年就是1977年，我儿子出生了。
访问员：家里多了一个孩子，生活有什么变化吗？
张先慧：儿子小的时候，你们是不知道那个时候上海人的辛苦啊。我和太太睡一张大床，房间里全套家什放满，大橱、大衣柜、五斗橱、梳妆台，还有一个缝纫机。缝纫机是规定要买的嘛，买到缝纫机也不容易的。那么儿子睡哪里呢？用个矮棕绷装着，棕绷下面装四个脚。白天推到我们床底下，晚上再拉出来。那时候在上海算是好得不得了了。等他长大一点，就睡到厨房旁边那个六七个平方的小间里去了。
访问员：1977年除了儿子出生，您还考了大学是吗？
张先慧：是的，我是66届高中毕业的，原来准备考中国医科大学去读医的，但那年“文革”开始，正好不能考了。我的哥哥姐姐都是“文化大革命”前的研究生，都分到外地去了，所以我能够进上海的工厂工作。1977年恢复高考可以考大学了，人生的路又重新改变了。
访问员：那您对大楼里的邻居有什么印象吗？
张先慧：我们隔壁是一户姓沈的人家，桐油大王。桐油是什么呢？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们小时候的浴盆都是用木头做的，外头都要涂桐油的，他们家就是做这个生意的。我跟沈家有点交往，因为我儿子小时候很（顽）皮，我们平时都上班去了，就交给家里的保姆看着。公寓房间的窗户比较低，而且那时候房间里堆了各种东西。有一次，他大概从床上爬到缝纫机或者什么东西上，然后爬到了窗口。在窗口旁边往外看，半个人已经在外面了。隔壁沈家姆妈看见了，叫起来了，不然（儿子）就要从楼上掉下去了。沈家姆妈还蛮喜欢我家儿子的，所以两家稍微有点交往，但也是客来客去的。
1980年，张先慧与儿子张泽轩在枕流花园中
我搬进去的时候，乔奇还是住在一楼的，若干年以后就搬上去了。我跟乔奇其实也不认识，因为我们是普通老百姓嘛。就是有一次，我的一位舅舅过金婚，举行了一个party，亲朋好友一起来，乔奇也来了。开好party要回家的时候，我就打车把他一起带回来，坐电梯送他到家里。那时候他的太太孙景路还在，女儿徐东丁和女婿崔杰，都出来打了一个招呼。乔奇就说：“哦，是这位张先生把我送回来的，四楼的。”因为我们平时也很少有交往的。
访问员：嗯嗯，可能楼层离得也比较远吧。对其他邻居还有印象吗？
张先慧：七楼王家有一个儿子叫王群，是戏剧学院的老师，王群的太太叫徐幸，是个演员，也是戏剧学院的。那时候电视剧里她有出现过的，我跟他们也没有打过交道。但是王家姆妈的女儿从二军大毕业，是我们纺织厂里的医生。王医生的先生，是我们纺织研究院的科研人员，我们在工作上有一些交集，所以这个世界有时候也很小的。
还有谁呢？余红仙，唱评弹的。照理说，余红仙应该跟我们也没有交集的，对不对？“文化大革命”后期，我的姐姐到德国去了，我的姐夫到美国去了，他们的女儿读小学，没人照顾，就住在我家里了。我的这个外甥女和余红仙的女儿是华二小学的同学，华二小学就在枕流公寓旁边，长乐路的路口。那么放学之后，余红仙的女儿就会跑到我们家里来做功课。但是我跟余红仙也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
访问员：你们是2000年搬出来的吧？
张先慧：是的，2000年的时候，我儿子已经到美国读书去了，太太的妈妈、哥哥、弟弟也都到美国去了，岳父早些年是在枕流公寓去世的，所以只剩下我和太太两个人。当时买了这里的房子，等装修好之后，我们就搬过来了。
访问员：那我们进入最后一个问题了，枕流公寓建于1930年，现在已经90年了。你们有25年的人生时光是在那个房子里面度过的。这25年对您来讲，或者对你的家庭来说是意味着什么？
张先慧：这25年呢，对我人生来讲，是我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阴影里面走出来的，因为我跟我太太是在那里面结婚的，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对我儿子来讲呢，他感觉很愉快，因为那时候小朋友住这样的房子还是比较少的。从整个上海（来说），那时候是以旧式里弄、石库门、新式里弄房子为主，新式里弄房子已经不错了，apartment公寓更加少一点。我儿子跟我讲他小的时候住在这样的家里感觉蛮开心的，没有受到什么委屈，物质条件也挺好的，因为只有一个孩子嘛。他的几个表兄妹来了，他们就在楼下大花园里面玩。所以总的来说，我在枕流公寓结婚、生子、读书，是这里改变了我的人生。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栾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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