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助力学校安全管理、维护学生权益……近年来，法治副校长工作格外令人关注。
据近日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1）》透露，2021年，检察机关深入贯彻法治思想，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扎实推进检察官担任中小学校法治副校长工作，推动全国3.9万余名检察官在7.7万余所中小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
在推动法治副校长工作走深走实的检察实践中，各级检察院检察长示范带动，尤其令人印象深刻。2021年9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第四次走进北京二中，围绕学习贯彻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讲授法治课。据了解，仅2021年9月开学季，全国有23名省级院检察长和1311名市、县级院检察长走进校园，为同学们讲授法治课。
法治理念的传播者
“专业选手”进校园
让孩子“零距离”感受法治
“啪”，法槌落下，“小法官”稚嫩但不失严肃的声音响起……
今年6月17日下午，一场庄严的模拟庭审在湖北省襄阳市第四中学与该市检察院联合打造的法治教育基地举行。审判长、审判员、公诉人、辩护人、被告人、法警等角色，都由这所中学的学生扮演。
模拟法庭上，“审判长”有条不紊，“公诉人”义正辞严，“辩护人”据理力争。这场在襄阳市第四中学同步直播的沉浸式普法课，严格按照真实的庭审要求和程序进行，并将青少年在校生活所涉及的法律知识穿插其中。此前，襄阳市检察院联合该市中级法院一同对参加“庭审”的学生们，就讯问重点、论辩技巧等提供了专业指导。
“这次模拟庭审的案例是根据一起真实案例改编的。案件起因是同学之间发生了小纠纷，由于处理不当，最后小纠纷演变成了故意伤害案件。通过模拟庭审，用身边的事说法，同时融入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中的司法理念，可以让同学们真实地感受到法律的尊严以及违法的后果，更好地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襄阳市检察院检察长、该市第四中学法治副校长梁莉告诉记者。
在梁莉看来，青少年犯罪原因复杂，但有个共同点：青少年缺乏法律知识，经常有一些孩子已经触犯了法律都不自知。“找准了症结，我们在进行法治教育时，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她说。
“新时代，人们对校园法治教育的要求已经从‘有没有’过渡到‘好不好’，对法治精神内涵也更加重视。然而，当前中小学的法治教学课程，大多还只是以具体的法律知识宣讲为主，存在教学内容不够系统、教学形式单调、课时安排不够合理等问题。”梁莉介绍说，针对这一深刻变化，襄阳检察机关运用“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丰富法治课的内涵，在总结涉未成年人案件办理经验的基础上，紧密结合青少年的年龄、特点和身心发育规律，提供“点单式”课程服务，通过情景剧、微电影、法律知识竞赛等新型普法方式，寓教于乐，让法律意识深入青少年心里。
普法只有“接地气”，才能“有人气”。不止襄阳检察机关，其他地方检察机关也在积极探索普法新形式——联合电视台制作少儿普法栏目，以案释法；探索将法治教育与正常教学无缝衔接，实现“督导不替代”；结合学校年度法治教学大纲，设计开发体验式普法系列课程……
为了让每一个孩子都沐浴在法治阳光下，检察机关法治副校长们步履不停，到职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走近低龄儿童、留守儿童、困境儿童，以“一个不漏”的态度为未成年人撑起法律“保护罩”。西藏检察机关“卓吉未检工作室”通过实地了解残疾儿童法治需求，将精选的法律故事翻译成盲文法律宣传手册，送入特殊学校；重庆市綦江区检察院在发现一些行动不便的残疾儿童“普法最后一公里”并未打通后，由法治副校长上门“一对一”进行普法教育；四川省古蔺县检察院创办“纳爱纽扣”课堂，邀请手语律师为特殊学校的孩子讲授手语法治课，为无声世界的孩子们送去法治温暖。
源头预防性侵犯罪
不让未成年人保护
留下“隐秘的角落”
“2021年，检察机关起诉强奸未成年人犯罪17917人，同比上升16.61%，增幅为近四年来最低。”这组数据来自最高检近日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可以说，惩防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依然任重而道远。
实践中，检察机关法治副校长们结合所办案例实时更新法治宣讲内容，将授课对象由学生向老师、家长、社工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群体延伸，积极推动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强制报告制度、入职查询制度等工作落实落细。
今年5月，一节法治课结束后，四川省成都市锦西外国语实验小学一年级的同学们将他们的法治副校长王帅文拉进教室，摸检徽、看制服、说感受，并邀请检察官叔叔参加他们的班会。
“不管男生还是女生，都有可能遭遇性侵害。凡是让你觉得不舒服的身体接触都要警惕，无论对方是谁。”“性侵害犯罪多发于熟人之间，因为我们常常对熟人缺乏警惕心。”“如果不幸真的发生，要及时告诉家长、老师和法治副校长”……2021年9月，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主任王帅文到其担任法治副校长的某中学，以“远离侵害 健康成长”为主题为初一学生讲授了新一学期第一堂法治课。课后，王帅文就强制报告制度的落实与学校教职员工进行了座谈。
一个月后，王帅文接到该中学德育主任打来的电话，称初一女生小燕（化名）在做心理咨询时，将一张写着“我有被性侵”的纸条交给了心理老师。为避免女孩遭到二次伤害，王帅文立即赶往学校摸排相关情况，并将线索移交公安机关。
据查，小燕的父母离异后，父亲带着小燕到成都生活。因父亲忙于打工，小燕常常是一个人在家。2019年2月至2021年8月期间，小燕多次在出租屋内被同租的陈某性侵。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后，陈某因犯强奸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年。
“他有你在上法治课时说的性侵行为。原本我不知道这个行为意味着什么，现在明白了。”案件办理期间，小燕的这番话让王帅文深感法治副校长责任重大。2020年以来，在他办理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孩子主动提供的类似线索近20条。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是社会痛点。想要防止其发生，光靠法治副校长普法教育远远不够，必须多管齐下、多方施策。”王帅文介绍，金牛区检察院与公安机关陆续建立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线索通报、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救助等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推动解决未成年人保护问题。
“我要举报！”2021年4月的一天，江西省某县检察院担任法治副校长的一名检察官上完课，像往常一样和同学们道别时，有一名学生走上讲台说。
源于该举报，校园“大灰狼”方某被检察机关以涉嫌猥亵儿童罪、强制猥亵罪提起公诉，并提出从业禁止建议。2021年12月，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依法判处方某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禁止方某从事与教育相关的职业。今年3月，江西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教育厅会签《关于开展学校教职员工及校外培训从业人员违法犯罪记录查询的通知》，在全省范围内联合开展学校教职员工及校外培训从业人员违法犯罪记录查询工作。
发现难、发现晚，是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面临的重大难题。为此，检察机关结合法治副校长工作，跟踪督促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落到实处，大力宣传推进强制报告等工作。重庆市沙坪坝区检察院结合办理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向涉案学校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将教职工对“一号检察建议”的知晓情况纳入师德教育和考评，清理监控盲区确保监控全覆盖，最大程度提升学生的安全感。山西、河南、湖南等地有关单位将“一号检察建议”落实情况纳入教师考评。
对“甩手家长”说不
将未成年人父母纳入“普法圈”
2021年12月，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检察院检察官王燕和同事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回访，了解其在附条件不起诉考察期间的思想动态、学习生活情况，鼓励其积极向上，活出崭新人生。
“惩罚一个孩子很简单，但挽救一个孩子不容易。每个孩子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他们只是不小心走岔了路，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不离不弃，牵着他们的手，把他们带回正途。”担任多所学校法治副校长的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王燕，已从事未检工作近20年，如何能够更好地帮教涉罪未成年人是她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家庭教育促进法自今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依法带娃”成为流行语，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成为“甩手家长”的必修课。在办案过程中，王燕发现涉罪未成年人小齐（化名）的父母识字不多，且家庭教育手段较为单一，主要是打骂为主，于是决定将小齐的父母纳入“普法圈”，对其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帮助重建健康的亲子关系。
为了确保帮教落实到位，王燕继续追本溯源，针对小齐家庭破裂、亲情缺失、交友不慎等情况，为小齐设置个性化帮教措施。联系家庭教育指导师与小齐的父母开展面谈，定期组织小齐的父母上家庭教育专题课，督促小齐的父母带小齐一起参加公益活动……连续几个月，王燕全程跟踪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开展情况，联合区妇联对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效果开展中期评估，监督帮教团队落实未成年人隐私保护等相关要求。
“这几堂课下来，我们发现之前的教育方法都错了。”从第一堂家庭教育指导课开始，变化不仅发生在小齐的父母身上，同样也出现在小齐身上。他不再去网吧打游戏，开始学习理发手艺，还加入当地的社工团队，到残联助养中心用新学的手艺，为困境儿童理发。
不能止步于护孩子“一时周全”，还要让家庭保护“实时在线”。为了提升家长的监护意识和监护能力，王燕和同事围绕家庭教育主题共同开发了10余门课程，借助法治副校长身份，把它们带到了校园、社区、涉罪未成年人帮教基地等，引导社会树立重视家庭教育的法治观念。
“在此基础上，法治副校长还应当协助学校完善落实罪错行为临界预防、分级分类干预的各项制度和有针对性的教育矫治措施，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报告和早干预，与妇联、团委、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等社会组织一起对未成年人及其家庭开展社会化关爱帮扶，帮助学生纠正心理和行为偏差，降低学生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可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国政法大学检察基础理论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贞会建议道。
参与学校深度治理
法治副校长任重而道远
早在2003年，中央综治委、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教育部、司法部就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兼职法制副校长职责和选聘管理工作的意见》，各地开始为学校配设法制副校长。2016年，教育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发布《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正式将“法制副校长”更名为“法治副校长”。从“制”到“治”，法治副校长不仅称谓变了，职责也由单纯普法走向了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多年来，检察机关法治副校长工作一直稳步开展。为了推动这一工作走深走实，2021年12月，最高检、教育部联合颁布了《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工作规定》（下称《工作规定》，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工作规定》第六条规定，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应当着力督促学校落实“一号检察建议”，落实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教职员工准入查询违法犯罪信息制度，协助学校建立完善预防性侵害、性骚扰工作制度和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等校园安全防控机制。
2021年12月底，教育部在充分吸收司法机关多年开展法治副校长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印发了《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办法》（下称《办法》，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对规范和完善法治副校长制度、实现法治副校长在中小学校全覆盖作了体系性设计。令人关注的是，《办法》大幅拓展了法治副校长的职责，规定法治副校长除了开展法治教育，还需开展保护青少年权益相关工作。
“无论《办法》还是《工作规定》，都是检察机关开展法治副校长工作的‘指挥棒’。这两个文件的出台，意味着法治副校长的角色不再局限于在形式层面单一性地开展普法教育活动，而是在实质层面系统性地为学生健康成长发挥更为积极主动的作用。因此，只要涉及未成年人，法治副校长们能多做一点就要多做一点。”四川省检察院第九检察部副主任杨艳丽告诉记者。
小谭（化名）的生活在一个黑暗的夜晚变得面目全非。两年前，小谭在家中目睹了母亲被父亲杀害。父亲被捕后，年近70岁、无生活来源的奶奶带着小谭生活，陷入经济困难的小谭随即面临失学危险。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检察院检察官在办案中发现此线索后，充分发挥法治副校长职能作用，主动联系晋安区青少年心理健康辅导站，启动了“专人专办 心理疏导 监护救助”工作模式为小谭提供心理治疗。案发四个多月后，小谭的精神状态逐渐好转。
今年1月，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检察院组织家庭教育指导师、志愿者、父母与孩子等在社区交流中心开展帮扶活动，通过观影并分享心得、乐器现场合奏等形式，促进父母与孩子有效交流，提升家庭教育水平。
受伤的心灵需要抚慰，孩子的生活和学习同样也不能被耽搁。经过检察官多方协调，晋安区未成年人保护相关职能单位都积极投入到小谭的救助工作中：区妇联发动公益组织为小谭提供就学资金，直至其高中毕业；市、区两级检察机关协调联动，为小谭申请到司法救助金，还通过联系小谭户籍所在地的四川省渠县检察院，帮助小谭异地申请到国家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补助。
基于对小谭的救助经验，晋安区检察院还推动多部门制定了《晋安区关于建立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和保护救助的工作办法（试行）》，重点解决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存在监护侵害、监护缺失等问题，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信息共享、线索移送、处置救助的一体化长效工作机制。
要求法治副校长参与学校深度治理，也是《办法》的一大亮点。“法治副校长通常能够助力维护学校周边治安秩序、处理涉及学校违法犯罪案件，而在校园矛盾纠纷化解、校园欺凌伤害处理、危机干预等方面作用发挥不充分，且处理方式往往是对学生进行纪律教育和社会公德教育，难以起到警示和惩戒作用。这也是今后在开展法治副校长工作中需要深耕的领域。”杨艳丽表示。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法治副校长们将持之以恒、深耕细作，让法治精神真正抵达孩子们的内心，构建起对未成年人全方位综合保护的大格局。
（检察日报 作者：杨璐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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