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袴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红楼梦·西江月·批宝玉》
吾每常读《红楼梦》，不以贾宝玉为然，甚而痛恶其为“软蛋”，然湘平亦常笑讽余为“假宝玉”，想来，我亦“潦倒不通时务”者也！
书第二回，曹雪芹便借冷子兴之口，介绍荣宁两府，并转述宝玉之言，云：“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
这便是“混世魔王”贾宝玉的第一句名言了，表达了他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境界，也可谓贾宝玉的人生信仰。
在《三国演义》里截然相反，诸葛亮在司马懿营前叫战，司马坚守不出，孔明先生竟然送了一套女人的衣服，以示侮辱。可见，对中国女性的审美价值观念直至罗贯中，依然是男权文化的附庸而已。
如果营帐内是贾宝玉的话，恐怕他要将孔明视为知己了，非但不会认为是侮辱，而且还会主动休兵罢战。
书第十三回，秦可卿大丧，凤姐也劝宝玉，“好兄弟，你是个尊贵人，女孩儿一样的人品，别学他们猴在马上。下来，咱们姐俩儿坐车，岂不好？”
宝玉听说，忙下了马，爬到凤姐车上。脂批云：“非此一句宝玉必不依，阿凤真好才情。”对宝玉之女性价值观的批评，可谓入木三分，也可见凤姐才是最懂宝玉的女人。
然诸葛孔明肯定不会这样认为，堂堂男子且能作女儿态？自然更不会休兵，必要忠君报国，死而后已！
但贾宝玉对此更会不以为然了，作为对审美价值观的绝对反面，——“道德价值观”的真正解构，即是他的论“文死谏，武死战”之说。
其主要理由是：“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拼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地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钓誉，并不知大义。”
其结论是：“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反面春秋的说法。
贾宝玉要表达的是：既然朝廷是“受命于天”，就不会有“昏君”有“刀兵”，就不会要求“文死谏”“武死战”；既然有“昏君”有“刀兵”，要求“文死谏”“武死战”，就可见朝廷不是“受命于天”。
因此，与其为那“不圣不仁”的朝廷去死，倒不如在“女儿国”里徜徉，为这些女儿们去死。
这就不只批判了“文死谏，武死战”这一封建忠义文化的最高道德信条，而且还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讽刺了“君权神授”说。
其实，当曹雪芹说宝玉把世间的男子都比作“浊物”时，个中便已展现了其对封建社会道德观念之极大的不认同。
宝玉说的各种“呆话”，其思想倾向从浅层上说，是对男尊女卑的否定；从深层上说，是对封建宗法思想、制度、伦理价值观念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
因为封建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生存权力结构，即“男权文化”，具体内容即“三纲五常”。女性在这个社会体制里没有独立人格（实际上，男性也无），没有自主权，只能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即“三从四德”。
但是，贾宝玉因“打小就在丫头堆里”，一旦发现了大观园里的少女和女奴们，尤其是黛、晴、探、妙、鸳、琴等这些个性独特，人格魅力十足的女性之后，他的思想、意识、情感发生了根本变化。
因此，他说出了这样的名言：“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而已。”
曹雪芹又借甄宝玉之口云：“这女儿两个字，是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还更尊荣无对的。你们这浊口臭舌，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要紧！”
但如钗、袭、湘辈来规谏他“知经济学问”时，他又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
对此，贾母认为他是“错投了胎”，警幻仙姑则称之为“意淫”。
这种“意淫”是以“死名死节不如死于为诸丫环充役”为其哲学底蕴的。所以，独得此二字绝妙的贾宝玉，“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
我以为，以“尊重”“博爱”“体贴”三个词来解释贾宝玉的“意淫”，而以“尊重”为本，大概是比较切合曹雪芹的原意的。
贾琏的小厮兴儿当着尤二姐、三姐就是这么评说宝玉的：“独他没念过正经学堂，说的话也没人懂，做的事也没人知道，只爱在丫头堆里混闹，也没人敢管，可也不刚柔。”
“有时见了我们，喜欢时没上没下，大家乱顽一阵；不喜欢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们坐着卧着，见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责备。因此没人怕他，只管随便，都过的去。”
贾宝玉作为贾府的“金凤凰”，却“不要人怕”，“只管随便”，着重反映了一种人性解放、个性自由和人人平等的进步诉求，实质上也就是人本观念和人权意识，亦即明清之际萌芽的民主与自由的精神。
尤三姐恰是同司棋一样的自由恋爱者，虽然自刎而死，但她也懂宝玉：“他是在女孩子面前怎么都过得去，只是不合外人的式。”
柳湘莲虽为贾宝玉的好朋友，但他不如宝玉。他之所以悔婚，也是骨子里的男权思想在左右他的行为。三姐死后，湘莲出家，亦为最后宝玉绝断红尘埋下伏笔。
贾宝玉还有一句重要的“呆话”，就是他和紫鹃说的：“我只愿这会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来你们瞧见了，然后连皮带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灰还有形迹，不如再化一股烟，——烟还可凝聚，人还看见，须得一阵大乱风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时散了，这才好！”
“我只告诉你一句趸话：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如何？”
“化灰化烟”，已几成贾宝玉的口头禅。这是贾宝玉的生死观，也是曹雪芹的哲学观。
曹公《红楼梦》未完成最后定稿，也泪尽而逝，后四十回手稿也散失了。难道不是贾宝玉的言论在客观现实里的照应吗？
贾宝玉也为晴雯伤心落泪，几乎伤心欲绝，也借《芙蓉女儿诔》开始向王夫人打响了准备反抗的“第一枪”。
不过，以晴雯、鸳鸯为代表的贾府女奴的反抗，并不是由于贾府的“为富不仁”，正相反是“富而好礼”。
“仁”与“礼”就是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贾府对奴才们的基本态度，不是奴役加践踏，而是奴役加保护。
主子一面把奴才看做猫儿狗儿，奴役他们，一面给他们锦衣玉食，还按月发给“月钱”。这是“王道”和“霸道”的共同特点，即“内圣外王”。
“王道”和“霸道”的区别是在于，对这些“猫儿狗儿”的具体态度上：奴役加践踏，是谓“霸道”；奴役加保护，是谓“王道”。
所以贾府对奴隶实施的主要是“王道”，而不是“霸道”。它以所谓“仁义道德”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用贾政的话来说就是：“自祖宗以来，皆是宽柔以待下人。”
但这丝毫不影响王夫人一巴掌就把金钏送进了井里，这也是晴雯之所以起而反抗的原因溯源，并且“一处不了又一处”，再芳官的加入。
因为，她们朦胧的意识到自己是“人”，不是会说话的“猫儿狗儿”；既然是“人”，就应该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与自主权，就应该能够自由的支配自己的言行，并且彼此处于平等的地位。
很显然，贾宝玉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在整个贾府，也只有他一人这么认为。
王夫人很快就露出了“霸道”的真面目，“抄检大观园”，晴雯、司棋便被赶出大观园，下场皆是惨死。芳官被迫出家为尼。
大观园的“小姐”们更毋庸赘述了，自第七十五回“开夜宴异兆发悲音”之后，一片肃杀凋零，“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秦可卿的谶语开始应验。“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鲁迅语）
一曲《葬花吟》，千红一哭；一首《桃花行》，万艳同悲！是故，《红楼梦》的悲剧是女性被毁灭的悲剧，是美被毁灭的悲剧，是“人”被毁灭的大悲剧。
因此，贾宝玉和林黛玉爱情悲剧是必然的，贾宝玉和薛宝钗婚姻悲剧也是必然的。因就历史和文化的“退化”趋向来说，后者亦是前者的直接延续。
《红楼梦》对贾宝玉的形象塑造，究其哲学精神是寓“生万物之三”回归之于“一”，它来自于儒释道又跳出儒释道，融入了人本主义的思想而扬弃了“霸王道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之本质上极端利己主义成分。从而，使贾宝玉鲜活的个性与思想，跃然纸上，使之成为“今古未有之第一人”。
曹公序诗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一把辛酸泪”从何而来？不难看出，曹公最终并不愿意让贾宝玉遁入空门，却又不得不让他“悬崖撒手”，可以说，老庄的无为和佛家的色空观亦如伊甸园里的苹果一样，萦绕在曹雪芹的脑海里，这便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大悲苦也！
在三百年前，曹雪芹为他塑造的这个贾宝玉，这个“情不情”的“异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在彼人间世界，竟找不到可以为“人”安放的位置和地方！梦阮兄自己，亦同。
这也好比如今身在大城市，心在黄土乡的“打工人”，正因不是“自由人”，故灵魂也无处安放。
如果说耶和华主张的是“神的意志”，尼采主张“权力意志”，叔本华主张“生命意志”，卢梭主张“自由意志”。
那么，曹雪芹主张的就是“人的意志”。且从此打破了主宰中国社会两千余年之“内圣外王”的道德意志。
我之所以不说是儒家或道家的“意志”，并不意味着我贬低或抬高之，仅是它们不足以代表道德意志的内核实质。
且不论西方人信奉什么样的哲学思想，大抵自文艺复兴之后，至少已完成了“人的觉醒”，我们则尚未达成“人的萌芽”。
曹雪芹也仅仅是打破了道德意志，但是打破后的碎片撒了一地，至今仍然闪耀着。人的意志亦为人首先可以称之为“人”，才能定义和向往之。
人若不能称之为“人”，则只是动物。动物不会有意志，也不会有思想倾向，最多只有生存的本能和技能。
所谓“适者生存”，所执行的也不过是“劣胜优汰”的“退化论”法则。
但毕竟是高级动物，所以需要“道德意志”来伪装和教化。比如，再冠以什么“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强者逻辑，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弱势思维，关于这一点，我在《谈“母豹子”王熙凤》一文中已经透彻的指出。
曹雪芹是唯一真正掀开这个伪装，并将其完整解构的中国哲学家。但他不是“三国演义”式的，也不是“水浒”式的。
即不是用“好人”和“坏人”这样的文化来定义历史，也非以“造反”和“革命”这样的历史来解读文化。
而是在大历史观和大宇宙观的宏伟视野下，提出了类似“人本主义”和“存在主义”的人类（前进与发展之）根本性哲学命题。
也不是王阳明或李卓吾式的自说自话，以悟道或觉醒的名义，仍在传统价值取向的范围内反传统。
曹雪芹的思想和“神的意志”不谋而合，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宗教境界。但大大超出了宗教的目的性，即不以目的性为目的的目的。这是哲学存在于人文境界中的超越性，亦为艺术的最高境界。
贾宝玉即为这样一种意志与境界的代言人，即与海德格尔“诗意的栖居”相类，不过贾宝玉的终极目的是“化成灰”和“化成烟”。
贾宝玉即使在神的世界里，即太虚幻境，也只是一个“侍者”，不是什么全知全能的人格化的神，更不是《西游记》里的玉皇大帝或观音菩萨。他只是“和一干风流冤家下世为人”去了。
这就是曹雪芹所创造的“大观园”，它是“神的境界”在人间世界的具象投射。但由“生存境界”如何转向“神的境界”的这个过程中，有最重要的两个字，一是“情”，一是“淫”。
然大部分人不但理解不了曹雪芹的“情”，更无法理解贾宝玉这个“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亦如同人们同样从未真正理解，孙悟空为什么一定要打死白骨精，武松为什么一定要杀了潘金莲。
这便是道德意志的余毒非常深厚的缘故了，人们只是作为“人品”的道德主体的社会性而生存，而完全忽略了作为“人格”的知识本体的个体性的存在。
即人生的本质始终是欲望，而不得不在欲望的驱使下，陷入无尽的痛苦和沉沦的循环。
这欲望是由“人品”来定义的，非“人格”来浇灌的。推及至上古时代，唯一接近这样的思想的是老子，而后隔断了两千年，直至曹雪芹。
三百年又过去了，如果生存问题永远看不到希望，那么存在问题也就永远得不到解答。可是，希望不是求神拜佛，更不在于任何外界的给予或掠夺，仍在人的本性、本真、本心的回归、发现、觉悟之中。
中国人一旦何时彻悟了“情”与“淫”的分野，方才是开始为“人的阶段”了。那时，我们才好来谈谈什么独立、自由、平等这些命题罢！
张锋 辛丑冬写于大理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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