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足情深——父母在，是一家；父母去，是亲戚，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手足情深姐弟情谊?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手足情深姐弟情谊
手足情深
——父母在，是一家；父母去，是亲戚。
父亲，生于1930年，卒于2008年；母亲，生于1933年，卒于2000年。父母生养我们兄弟三人、姊妹七人，兄弟姊妹共十人。自我记事起，爷爷奶奶均不在。全家12口，亦可谓名副其实的大家庭。
80年代前，农村是大集体生产方式，过着三餐不全的穷苦日子，但挨饿也好吵闹也罢，竟是十分的热闹；80年代后，生活稍有好转，又几个姐姐先后出嫁，大家庭逐渐缩小，热闹的家庭气氛也渐渐消失。如今，兄弟姊妹十人，是分散各地的十个家庭，即如春节，也很难齐齐整整聚在一起了。作为十人中间最幸运最霸道的一个，如今过知天命之年，常常想起那个时候，回忆那时无处不在却又并不珍惜的温暖，感慨万千。
一、剪五角星
大姐改云，哑巴。
我记事起她已出嫁。因为哑，只能嫁给成分不好且脚有残疾的东沟王二哥。好在上天眷顾，大姐家不远，隔一岭一河，走路十几分钟。门口好像有枣树。而且王二哥嘴勤腿勤手勤，日子艰难但勉强过得去。小时候常跟着母亲去她们家，受大姐二哥的稀罕。印象中大姐二哥也经常回来，二哥破柴担水扫院子样样都干。大姐虽哑，却也心灵手巧，操持家务和从事生产劳动与常人区别不大。现在古稀之人了，还跟着年轻人学会了刺绣，绣出了仕女图和八骏图。
记忆最深的是，大姐给我剪五角星。似乎我已经上了学的年纪，有一天在堂屋里，大姐不知哪里弄来的一片儿红纸，叠来折去，然后拿起大方桌上针线簸箩里的一把剪刀，只一剪子下去，然后拆开，一个鲜红的五角星就呈在眼前。那个时候，我们只能偶尔在课本上、墙报宣传画上、别人的军帽上见过五角星特别是红色的五角星，五角星、红领巾，也是那个年代像我这样的孩子们最向往的东西之一。当时，我肯定是被深深的吸引了，缠着她。大姐笑着，把那个五角星重新一层层折叠，再一层层拆开，反复几次，然后给我。我把玩欣赏一番之后，再照着她折叠的印痕折叠一遍，拆开一遍。大姐又找来一张旧的纸，是旧书纸还是一片报纸还是贴在门上的对联纸，记不清了，她教我折叠然后开剪。成功了！大姐高兴的啊啊着，先伸出大拇指，再用手拍着我的脑瓜。
后来，大姐又教会我新的剪法，剪出来的五角星外边套着圆圈，圆圈又变成齿状的圆圈，圆圈又变成另一个大的五角星。不方便的时候连剪子也不用，靠着门邦或立在院子哪个角落，有纸张的话，她熟练的一折，直接用手撕就出现好看的作品了。这些，我都学会了。现在常想，我之后喜欢绘画等艺术形式，孩提时期唯一的启蒙，恐怕就是这个。
后来知道，大姐并不是生来就哑。好像是两三岁时的冬天，不小心摔倒在火池里，大人们不在身边，等从火池里挣扎出来的时候，脸已经严重烧伤，此后就不会说话了，脸上的大片伤疤和内心的极大委屈伴随着她的一生。在那国家积弱积贫、百姓穷困潦倒的年代，哑巴，比常人付出了更多的生活艰辛和人生代价。因为曾经会说话，说过话，这种美好始终模模糊糊留在她的记忆中，从说话到不能说话，这个巨大的转折，是她一生的痛苦和心里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所以，我的印象中，看见她笑的时候并不多，只有和同村另外两名差不多同龄的哑巴在一起时，比比划划的交流着她们的内心密码，才高兴的笑着。直到现在，姊妹们凑到一起说笑开心的时候，大姐偶尔还会忽然间拉住四姐的手，半生气半玩笑的比划着，意思是四姐把她推倒在火池里了。当然这只是个误会，四姐也不计较，大家依旧说笑。但是，这就表明大姐心里依然被这个阴影笼罩着，失去说话能力的痛苦以及由此带来的无限委屈，像山脚下的茅草一样，被时间的火烧过一茬又一茬，却从没有彻底死去，根已经深深的扎进她记忆的泥土里。
大姐有三个漂亮的闺女，现在都已成家立业，经济状况和家庭气氛都不错，对大姐是很大的心理安慰。在三个闺女及女婿们的孝敬下，已经70几岁的大姐的身体几乎没有大的毛病，心情也好。衷心祝愿大姐晚年幸福。
二、削铅笔
二姐改玲，忠厚诚恳。出嫁前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吧，跟父母一起参加生产队的各种劳动，挣得工分，换取口粮。后来出嫁，嫁给柳树坑的代大哥。按照习俗，我这个当弟弟的，就是其中的“送客”之一。我多少还有点儿模糊的印象。我毫无印象的是，当时二姐的陪嫁是一幅挑担、两只撮箕、一张铁锨，其他好像连一只简单的木箱有没有。此后几个姐姐出嫁，多少都有些简单的嫁妆。为此，二姐也耿耿于怀，回来娘家没少表达心里的不平衡，但永远仅仅是说说而已，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这个遗憾始终没有弥补。
86年以前，我家宅院是三房一门:一座三间堂屋面西，两座两间的厢房南北相对，南厢房是厨房兼储藏间，北厢房是牛屋兼火池；一个小楼门在堂屋与南厢房之间面南，西面是邻居房屋后墙；这样也构成了一个简单朴素的四合院。院门外靠南厢房的下头，是一个石头磊的猪圈，猪圈旁是一棵大核桃树，与楼门口一棵侧柏树、楼门前一棵巨大的柿树比邻，互为鼎足。
有一天，就在猪圈栅栏口，二姐为我削铅笔。不知是不是入学的头一天，也不知是不是假期后的开学。我俩立在猪圈旁边，我仰着头看她，一支新买的铅笔，一把家用的镰刀，在她手里翻飞，铅笔的木屑一片片掉下来，铅芯又尖又长。好像我从没有削过这样好的效果。那时候，买一支新铅笔要消耗母亲攒在瓦罐里的一个鸡蛋，平时用的几乎都是铅笔头，有的短到几乎三个指头攥不住仍然在用；削铅笔时，不要说旋笔刀见所未见，连一个小小的刀片也没有，常常是镰刀甚至菜刀，刀的钝利以及用力的多少不好掌控，往往把铅笔的铅芯削断了，叫人心疼。那时只为二姐把铅笔削得好而高兴。现在想来，也许是二姐怕我把这新买的铅笔削坏了浪费，也许是怕我用大大的镰刀会伤到手指，也许是不经意间看见我削铅笔赶紧过来，也许本就这样经常为我削铅笔、一直为我削铅笔。记不得她当时的表情，也记不得她当时说什么话，但这种呵护和照顾一定是二姐发自内心的，而且一定是贯穿在我生活的点点滴滴中。
二姐出嫁后，我也经常去她家。她家所在的柳树坑，比我家的山更大些，我曾经和四姐一起到他们那里砍柴，代大哥陪着，一砍就是十几天，那里的杨树沟、高匡崟等大山我还印象清晰。在她家，我曾得过一个铁环，使我获得了和同村孩子一样的快乐；还得到一个口琴，使我获得了同村孩子也不曾有过的快乐。我参加工作后，二姐还常常惦记，送山菜、香菇和公鸡。也许在她眼里，我是永远需要她亲自为我削铅笔的小弟。
不幸二姐因为生活艰苦和劳累过度患上了糖尿病。在医院病床上，使劲拉住我的手，有许多许多话不知从何说起也没有力气说起，只好一遍遍叫我的名字。我听出了她对命运的不甘心，听出了她对家对子女的牵挂，听出了她的遗憾，听出了她的嘱托。但她瘦弱的身体没有能够抗住命运的魔掌，最终还是走了，成为十个兄弟姊妹中最先离开的人。
现在回到家里，一经过原来的猪圈那个地方，脑子里就会浮现当年站在这里看二姐给我削铅笔的画面来。愿二姐在地下安息！愿外甥早日时来运转，成家立业。
三、上学
三姐喜玲，热情刚烈。和大姐、二姐们不同，三姐上了学而且上到高中。
依稀记得院外南厢房墙下，阳光非常暖和，三姐的一群大约初中的同学，晒着太阳，叽叽喳喳的议论着什么，一个个都好像城里人那样，谈笑风生，活泼热烈。我心想，这些人好洋气呀。
的确，三姐出门上了高中，和大姐、二姐、还有好多同龄相比，看见的不仅仅是农田、庄稼，从事的也不仅仅是放牛、积肥，她的眼界开阔了，有了同学，有了朋友，有了自己的生活目标和理想天地。还记得在堂屋的房后，三姐坐在地上哭着，父亲拿着灶火间的火钳，一边打一边教训。后来知道，三姐在高中认识了男朋友，但父亲不同意，这次挨打只是众多冲突与反抗中的一次。在那个年代，普通人家的孩子要上高中，是要经过许多个后门、许多次刺脸、许多回低三下四和忍气吞声的，实在不易。也许是父亲寄希望于三姐上成学，为自己挣得前途，为家挣得荣耀，在村里那些有当兵子弟、有工人子弟的家庭面前，挽回面子。但像许多父亲一样，他并不真正了解子女，不知道子女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在三姐的坚持和父亲的反对中，三姐的爱情在拉锯战中艰难生存，经过好几年，终于迎来了父亲的转变，三姐走进了婚姻殿堂，和张二哥结了婚。
83年，我初中毕业，要考高中了，考点在夏馆高中。夏馆，是我们县十六个乡镇之一，也是当时全县六所高中所在地之一，据说一千八百年前曾经是夏侯惇的馆舍之地，因而得名。三姐的家就在夏馆镇上，距离考点几公里。参加中招考试，她家是理所当然的落脚点。我和五姐骑一辆自行车，和几个同学一起，赶三十多里山路，提前到三姐家里，准备考试。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公社到另一个公社，第一次离开家有三十里这么远。
考试的前前后后都记不得了，受到怎样的热情优待也记不起，独独印象深刻的是，堂屋门后有一洗脸盆架，洗脸盆里是刚打的清水，几个人洗了脸，擦脸。我擦脸的时候，看见盆架上不止一块毛巾，都挺干净的，随手拿起一个用了，过一会听见老掌柜说，谁用这个擦脸了，这是擦桌子的。我扭头看见他伸手拿着那块毛巾，从盆架的上边取下来，重新放在盆架的下边。这正是我用的，顿时脸又红又热。在家里和学校的时候，谁分过毛巾的用法，谁有两块以上的毛巾，不是用袖子一抹，就是在门钌铞上搭着的围裙上一擦了事，偶尔用个毛巾那简直就奢侈的不得了。
从此就怕上三姐家，以为他们是城里人，到处都干净，讲究。偏偏事与愿违，此后，在众多姊妹里，我去过最多的、住过最多的就是她家。
暑假一过，我要上高中了，没有考上县一高中，考的是赤眉高中，又称赤眉三中，是全县六所高中里的三中。高中三年，来来回回几乎都在三姐家停留，特别是去学校的时候，她总是有钱给钱，有粮票给粮票，有衣服给衣服。她给买过一条公安蓝裤子，还织过一件黑色毛衣，都穿了好几年。穿的最多的是张二哥退伍后带回的军服，有裤子和上衣，一直到参加工作还穿过。赤眉高中离家七八十里，坐一趟车要花一块四五，所以我很多时候不回家。有一回，同学书群回家，来的时候捎来6块钱，里面有几毛几分的，是三姐给的。接过钱，心里很酸，还忍不住流了泪。那时，我这个被姊妹们宠着的人，已经懂得了感激和感恩。当时上学，是自己带了粮食，在学校兑换成饭票，吃一碗不稀不稠的糊面条要二两饭票，如果面里有肉或者额外做菜，需要加5分钱或一毛钱，我们山里的学生大多不吃。六块钱，就够一个月的奢侈花费。六块钱，凝聚了三姐不知多少的心血，寄托了三姐不知多少的期望。
86年高中毕业。那时高考要先预选，幸运的是我通过了预选，更幸运的是参加高考也一次冲过了大专分数线。现在想想，自己怎么这么笨，十六七岁才刚上高中，二十岁了才刚刚考上大学。体检时遇到了一点儿麻烦，医院给出一个心动早搏的结论，虽然不影响录取，但担心是不好的病。假期里，在三姐家住了二十几天，在夏馆医院打针吃药，钱都是三姐家付的。
上大学期间，来来往往一如既往的在三姐家停留，补给。有一段时间，三姐怀疑她自己患上了黄疸，我在学校里帮不了忙，就给她写了一封信，说了一些宽慰的话，建议做个检查。后来经过她家，她说起这封信，非常感激我。我知道，真正应该感激的，是她。这是我唯一一封写给姊妹们的信。
参加工作后也时常去她家，而且每次去，张二哥都要做几个菜，或者直接去饭馆要几个菜，以酒招待，怕两个人不热情，还要喊一两个陪着。三姐也不阻拦。我常怀念张二哥的热情，可惜，现在遇到一起了，他总是不愿像当初那样放开了，痛痛快快喝一回。
最近几年，三姐明显老了，血糖有点儿高，情绪有点儿低，日子也似乎没有以前那么舒心。我看在眼里，虽然捉急却无以报答，老觉得心里是一块疙瘩。
四、走亲戚
四姐爱玲，心底柔软，诸事能干。四个大姐中，我与四姐的交往最多。
最有印象的是和她一起走亲戚。每到过年，母亲都少不了拾掇走亲戚的礼物，大多都是油馍、饼干、果子、红糖，一共四样。放在一个小而玲珑的竹篮里，上面放一张纸，再用干净的枕巾盖上。年景好的时候也会增加一块猪肉，这块猪肉叫做礼吊儿，从名字看应是这份儿年礼的核心。因为一次要走的亲戚不止一家，所以总是两个竹篮拼成一挑儿，用一根细竹棍儿挑着。印象中，一年一年，仿佛都是四姐挑着两个礼物篮子在前边，我屁颠儿屁颠儿跟在后边。有时一走三家儿，她就挑三个篮子，一头儿一个一头儿两个，偶尔我也帮忙把其中一个篮子㧟上，累得刺啦着牙，但心里仍然很美。
那时候，家家都穷，穷人的亲戚似乎也都是穷人。但是，亲戚之间就是割舍不了这份感情，再穷，也要想方设法走调一下，哪怕凑不够四样，只是一篮子油馍，或者只是两包红糖，也要坚决把这亲戚走下去。走亲戚又叫瞧亲戚，无论是走还是瞧，都直白的说清了亲戚之间的关系——只是走走瞧瞧，串串门子，看望一下，本质上是情感的联系而不是物质上的利益，正所谓“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走调一词也证明了这个事实，就是通过走动来调整亲戚间的关系，而不是通过利益来调整亲戚间的关系。就连《红楼梦》里王熙凤也说“亲戚们不大走动，都疏远了。”
走亲戚有很多好处。可以在路途上偷吃礼物，最吸引人的当然是果子、饼干，往往还没到亲戚家，果包就已经被掏出了窟窿。至于从亲戚家返回的路上，偷吃亲戚的回蓝儿，就更加猖狂。这时候四姐也没有太多埋怨，无非停下来，在小路边重新整理果包而已。这样既少了面见亲戚的尴尬也免了回家后母亲的责怪。坐在亲戚家的小桌或者火池旁边，吃着一年里最丰盛的饭菜，听着大人们交流一年的家长里短和收成苦乐，不知不觉中认识着这个既满目疮痍又朴实可亲的大社会。临走的时候，亲戚们总是从辛苦一年的捉襟见肘的积攒中，拿出两毛甚至五毛作为压岁钱，通过压岁，寄托亲戚对晚辈的良好祝愿。
亲是父系的，戚是母系的，无论父系还是母系，都有直系和旁系，所谓的近亲和远亲。我家的亲戚那么多，有小狮子沟的姑奶奶家，有柳树坑的舅爷家，有竹园的，有狮子沟的，有板厂的，有下漕的，有阳坡的，有馿踢岭的；有舅家、姨家、姑家、表叔家。至于不需要过年走调的更多。印象中，似乎每一个大人不是表爷就是表叔，不是姑父就是姑姑。后来知道，我家真正的亲戚并不多，真正有血缘的是小狮子沟的姑奶奶家和柳树坑的舅爷家。因为父亲兄弟三个，没有姊妹，所以我也就没有亲姑，几个姑家都是出三服的同宗；而母亲从郾城县逃水灾上来，我的亲舅家在漯河郾城，这里的几个舅家、姨家都是义亲；表叔都是奶奶娘家一辈儿的后人。但是，正是这种在今天看来不算亲戚的亲戚，不但逢年过节要走要要瞧，而且遇婚丧嫁娶、盖房起屋、小儿满月等都要参与，不但在实际生活中互相扶持着帮衬着，而且也是相互之间不可或缺的情感纽带和心理支撑。
亲戚中，最重要的自然是舅家，所以竹园的舅家去的最多，这个不是亲舅的舅家早已是我们心中的亲舅，而且实际关系胜过亲舅。小时候，孩子们都不讲卫生，尤其是农村，尤其是兄弟姊妹众多的家庭，白天在泥土里打滚，晚上直接入睡。我是这类孩子中最突出的一个。有一年过年和四姐一块走到竹园舅家，妗母烧了水，硬是把我拉到水盆前，先给我洗手，再给我洗脚，然后一边开玩笑笑话我，一边把脏得目不忍睹的水泼出去。不知为什么，在母亲眼里姐姐家也是亲戚，所以走亲戚的时候姐姐家也要走，大姐二姐家就走过很多，其他姐姐家我倒不记得。也许在母亲内心深处，总有一架倾斜的天平，要用更多的情感关注生活更加不容易的大姐、二姐吧。
除了跟四姐一起走亲戚，我还跟着她做许多事。比如一起上南坡砍柴，一起割青蒿积肥，一起往地里挑农家肥，一起拾橡子、摘空豆，一起翻槐树沟或者阎王沟去二胶厂。跟着四姐走亲戚，走东家串西家，把我这个猪不吭狗子秋从语言的荒原中慢慢拉回来，尝试运用语言的力量改变自己，愿意和别人特别是大人和陌生人在一起。现在虽仍然不爱说话，但必要的时候还是不那么吝啬一些废话。同时，说起当年的勤快与懒惰时，我这个姊妹们公认的懒汉，也有一点儿上山下地劳动过的资本了。
因为大姐二姐出嫁、三姐上学的缘故，四姐很早就承担了家里的劳动重担。她和男劳力一样上山砍烧窑用的柴禾，和男劳力一样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和男劳力一样在父亲的副业队里干体力活。同时又要和女人一样做家里的活：上山斷葛条做麻绳、纺线织布、处理家务。四姐的青春都消耗在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即使在十七八岁最令人骄傲的芳华岁月里，也很少拥有女孩应该享有的最起码的待遇。有一天在岗头麦场，和改换在一起的四姐对我说“你去找爹，给我要两块钱吧。”后来，忘记是一个人还是和谁一起，我就翻山去了三岔，真的给她要回了两块钱。两块钱，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不是特别的大数，但是天天在劳动的四姐并不能拥有这样的两块钱。我相信，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她不会让我走二十多里的山路；不是万不得已，她也不会轻易
我相信，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她不会让我走二十多里的山路；不是万不得已，她也不会轻易这样张口；我还相信，青春年华的她，连雪花膏和防冻霜也不曾轻易拥有过。她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家，化成家里的柴米油盐，维系着家的运转，让父亲和母亲获得少许的喘息，让我和兄弟姊妹们获得一丝丝更多的温暖。
五、同学
五姐灵芝，是我的同学，柔弱，善良。
上小学时，学校在玉皇庙弯儿。现在这里已经成了坟地。冯庄村、玉皇村，两个人口均不足八百的行政村，学生一凑倒也不少。从家到学校不过是一里地，10分钟的路程。我上一年级时五姐大概上了三年级，四姐大概五年级，六姐大概二年级。来来回回我们一起上学。夏秋季节，河水暴涨，从道川下来的水与从玉皇下来的水在这个地方交汇，在我们小学生的眼里也是浩浩荡荡。上学放学，都要老师一起走，有时候拉成一串儿，有时候被老师夹在腋下。河水小的时候，就自己脱了鞋，裤腿贬的老高，趟水过河。河水带着力度冲击着两腿，河沙从脚底挤进脚趾缝里，那种感觉恍若昨天。冬天日头出来的晚，靠鸡叫计时的我们，常常上了有些公鸡的当。一些调皮的公鸡随便一叫，我们就起床了，实际却只是凌晨三四点。有时候生产队里的学生都互相叫醒一起上学，有时候却只有我们三两个，黑灯瞎火摸到学校，弄开教室的门，煤油灯舍不得点，就点着松木批儿。如果教室里有柴禾疙瘩，生办法拢一堆火取暖；如果没有，就卷缩在课桌旁，听着漆黑夜里的静寂和一两声猫头鹰的怪叫，在寒冷和恐惧中，一直熬到五点多钟老师学生陆续到来。
和五姐真正做同学是到了初中，初三在一个班级。初中叫道川初中，在庙上，应该是扒了以前的老庙而建的学校。学校离家有四里路，但俗话说“山里人不论里”，就是山路拐弯抹角无法用“里”度量。虽然住了学校的寝室，但还有很多时候比如星期天要起早摸黑。有时我和五姐俩人一起走，有时就自己一人走。冬天上早自习，五点多从家里上学校，走过玉皇庙弯儿那段路时天还不亮，左右两边高耸的山只是黑黢黢的阴影，山下河湾在阴影下更加黑暗和神秘，哗哗的河水声和自己嚓嚓的脚步声在寂静的夜色里，格外清晰而且充满诱惑。这时候总有来自心底的忐忑不安，有时走着走着就不住的回头看自己的身后，似乎总有一个人跟着自己，然后想跑但又不敢跑，想问但又不敢问，唯一能做的就是硬着头皮只管朝前迈步。我知道那时为了节省，五姐在学校食堂吃饭少，就是回家、上学的次数更多，一个人走这段早夜路、晚夜路的机会也更多，作为女孩，她比我经受的心理恐惧也更多，更深。
道川初中两进两院，前院是学习区，后院是办公区。我们初三年级只有一个教室，在前院最西边。在这个教室里，我们度过了一年的时光。有一天的夜自习上，石棉气灯的光把教室照的雪亮，同学们叽叽喳喳的讨论着当天的数学作业，讨论到兴奋处，我也被那气氛感染了，高声杨气的说道，我也算出来了，等个8.但是教室静下来，没有了声音。过一会儿才听见杜晓岚接一句：0.8!然后，哄堂大笑就把教室淹没了，把我也淹没了。好长时间后，我偷偷看看座位稍后的五姐，她低头做着作业，那样子比我更加不自在。她和我一同承担着这份尴尬。
学校的伙房和我们教室挨着，但是五姐很少在伙上吃饭。虽然初三学习很紧张，她还经常往返回家吃饭。有一天中午她要回家，我不想回，在哪个同学的点拨之下，我借了班级谁的自行车送她。天气很热，蹬开自行车前行，虽然是热风，毕竟爽快许多。从校门口出来，过了操场，兴冲冲急哄哄的我飞快旋转着脚蹬，刚过了符德军家前面的路口，我、车子、还有车子上的五姐，就一同窜到靠河一边的大路下边去了。后来，不知怎么收了场。
还有一个中午，我们在教室里吃饭。五姐拧开从家里带来的菜：一个罐头瓶，里边盛着母亲拌的还没有成熟的番茄块以及辣椒片，然后她就到自己的座位上，一边吃一边看着书。我在这里吃着饭就着菜，似乎五姐不存在一样。不知道哪个同学看不下去了说：“嘿，拿点就吃，你一个儿吃，咋不叫你姐吃？”我的脸红了。这是我记得的，不记得的当然更多。从小被姊妹们宠着、护着、捧着的我，什么时候想到过她们呢？从生活用品到学习用品，我不记得和五姐分享过什么，多吃，多用，多占，在我的潜意识里已经是理所当然，而她从来没有埋怨过，没有计较过，更没有争执过。她从三姐那里得到一个笔记本，厚厚的绸缎封面的硬皮本，也被我据为己有，现在还在我的书架上。
五姐是个薄命的人。初中毕业了，我到赤眉上高中，五姐到夏馆上高中。三年过去了，我上大学，五姐却没有如愿。所谓造化弄人，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其实，五姐的学习能力很强，学习成绩也优秀，初三时就比我成绩好，所以一直得到父亲的看重。五姐考高中时没有考出本有的实力，上的高中又是较差的高中，高考失利。后来父亲千方百计托人，送五姐到西峡县蛇尾高中复读，可惜这所学校不久也被合并。但我知道，五姐自初中起就是带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的，四姐辍学回家，六姐辍学回家，只有她和我一起继续就读，她一个人仿佛代表着四姐、六姐和她三个人，这种过大的压力实际上成了她学习上的巨大包袱。后来，年龄较小的我和她一个班，无疑进一步加重了她的使命感和紧迫感；而复读，同样是饱含着社会口水的沉重石头。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就这样，五姐的大学梦破灭了，一些奢侈的理想也就此搁浅。而我，除了在小学因为老师的当众惩罚而有一段厌学逃学，一直到大学毕业，几乎没有感受过一点儿压力。
因为从小就体弱多病，五姐适应不了农村的繁重劳动；也因为父亲头脑深处的非农情结，回家的五姐就做起了代课老师。代课虽然比农活轻松，但工资少得不足道，最初好像只有八九块。但即使只有这不足十块的工资，五姐也全部交给了父亲，自己一分也没有留。和四姐当年一样，已是芳华岁月的五姐放弃了自己的天地，把个人的全部交给了家庭。家就像一艘笨重的驳船，载着父母和我们，在弯曲坎坷的河道里奋力前行，而她把其中一根纤绳深深的勒进自己瘦弱的肩头。代课两三年，那点微薄的工资，像一道涓涓细流，绵绵不断的流进家里，流进我以及弟弟的学费生活费里，流进我们的血液和骨骼里。
五姐嫁人了，嫁给了一个知冷知热的张哥。张哥岁数比我还小点儿，但仍然是哥。因为年龄相近，我们玩的更融洽些。这些年五姐早已适应了生产劳动，也彻底释放了过去的压力。看着她过得舒心，我由衷的高兴。
六、吃訇柿
六姐灵芹，大我两岁，聪明能干，任劳任怨。
奇怪的是，我与六姐年龄最近，应该是一起玩乐一起成长的事儿特别多，可实际记忆中的事儿却恰恰相反，几乎都模模糊糊的，就像刚揭开的蒸笼，明明里面都是蒸熟的馍，却隔着一层水蒸气看不清晰。
家乡柿树多，就我生活的生产队里，树龄树冠较大的就有几十棵。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有：家门口的那棵大平顶柿、家堂屋后的大冬柿，前院的一棵大冬柿、岗头四亩地的一棵大火柿、打麦场旁边的三棵火柿和尖顶柿、后岭的一棵尖顶柿、门高大渠上的一棵小柿、还有山顶老齐家地边的一棵勒腰带柿。现在要画一个柿树地图也能十分准确的画出来。
这么多柿树，在那个经常饥荒的年代，既是生产队里的财富，也是孩子们打发饥饿的宝库。一到割麦之后，我们的目光就盯上了柿树，寻找那些长得大的，摘下来埋在渠沟里、淘菜的水坑里、上学的河沙里，过三两天扒出来就变成甜的了，咔嚓咔嚓当水果吃。进入八月，柿子就陆续成熟了。一放学，也不回家，先把顺路的柿树搜罗一遍。记得有一阵子流行说疙孑，就是一说话就要带上疙孑二字煞尾。那天放学，我们有几个就爬上了打麦场旁边的那棵火柿树，一边找熟透的红柿子，一边嘻嘻哈哈你一句疙孑我一句疙孑的胡扯。我上在柿树高处，摘一个鲜红的訇柿扔下去，高喊着“灵芹疙孑，接訇柿疙孑。”惹得树上摘红柿的地上拾红柿的都哈哈大笑起来。这件事足以说明，我和六姐曾经是一起上学又一起放学回家的，可上学的其他印象就是不清。
按说，六姐是应该上学的，但好像只上了两三年，因为要回家照看七妹。七妹比她小六岁，如果从七妹一岁时就要照看，那六姐恐怕连一天学也上不了，而实际六姐又确实上过几年学。但不争的事实是她回家很早，先照看七妹，后就参加劳动，是继四姐之后的又一个主要劳动力。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我家虽然不是深山区，但庄稼也总比平原晚十天半月，每年最热的时候是收割小麦的时候，十几岁的她就和父母、四姐一样起早摸黑下地劳动。那时候已经联产承包了，自家的地虽然不多，但都要抢收，否则半年心血会葬送在夏季暴雨里。还没有长成大人的六姐和大人一样在烈日下忙碌，弯着腰追赶着大人，不想看着自己割的那一垅落后于大人们，自己割，自己还要学会捆绑。渴了，有时候是自家烧的开水，泡上竹叶和二花，在地头树荫下放凉了喝；有时候没有，就直接咕嘟咕嘟的喝凉水。饿了，一般都是忍着，实在忍不了的时候，去菜园剥两个莴苣杆儿，或者能找到一个黄瓜。有一回，我给他们送井拔凉水，一到地头，六姐就过来了，用铁瓢舀着喝，舀一下喝了舀了再喝，仰着头，脖子上领子上头发上都是麦芒，手腕上胳膊上是麦芒麦叶连扎带喇的一道一道的喇痕，被汗水浸泡着。喝完，又跑回去弯着腰继续割了。麦收最难的是挑回家。山里不比平原，平原每家都有架子车，山里是用肩挑。大人们一次挑四个麦捆，我和六姐只能挑两个。钎担都是木棍做的，有的不但不直还有些疙瘩，轧在我们稚嫩的肩膀上，来回晃着、扭着、搓着、磨着，不到一晌就血啦啦的。挑的时候两只手要一前一后拽着麦捆，否则稍微不平衡，麦捆不是前头掉下来就是后头掉下来，要么散了架。一遇到乌云翻滚白雨要来，再疼再难都要坚持挑着甚至小跑着。六姐只大我两岁，那时个子不比我高，体格不比我结实，我的感受如此，她的感受肯定有过之而无不及。
麦收后，牉麦茬，种玉米，伺候玉米也是非常熬人的劳动。小苗期要抗旱浇水，一桶一桶的挑，一瓢一瓢的浇；中苗期要剔苗；盛苗期要除草，钻在跟个子差不多的玉米林里，蹲着身子，忍受着闷热以及玉米叶的刺划和蚊虫的叮咬，一把一把的薅；掰玉米的时候，㧟着大萝头，走一段挪一下，最后不是肩扛就是肩挑。这些受罪的劳动我都做过，但做的很少。为什么？因为六姐在家做了，替我做了，我本该受的罪，六姐替我受了。
秋季深处，火红的柿子挂满枝头，前岭后岭，岗头大洼，到处是。而提前卸下的柿子，或者一切四瓣做成柿牙儿，或者旋皮晾晒做成柿饼，扎在柘刺上挂满一院墙壁，整齐有序，火红如画，独成风景。六姐就是作者之一，因为切柿牙、晒柿牙、捏柿饼、扎柿饼，道道工序里面都少不了六姐的付出。
夏收秋收是紧张的，但夏收秋收之后粮食的晾晒储藏也许更让人操心费力；春播秋播是繁忙的，但春播秋播之前的翻耕和备种也一样困难重重。一年四季的田间劳作只是看得清听得多的农活，更多的繁琐都在它的背后，穿插于其间的农活非农活不计其数，比如晒红薯干。为了便于储存，大部分红薯要转化为红薯干。父亲不停的在板凳上擦着，一个红薯变成几块薯片，一回儿就是一篮或一堆，像流水作业一样，我们不停的把竹篮扛出去，把另一个竹篮放进来，然后把薯片撒在后岭裸露的地面上，有时来不及就直接撒在红薯地里，再把相互挤压相互覆盖的一块块摆放。过三五天，还要一块块翻过来，晾晒另一面。这时候多是初冬，很快晒干并不容易，往往还没有晒干就下雨了，必须披着雨布带着草帽抢收，等雨过天晴重新重复每一道工序，直到完全晒干，收回储藏。如果遇到连阴雨，就只能像柿牙一样一块一块扎在刺上，挂在房檐阴干。
除了庄稼还有牲口。养牛，养猪，养鸡。我没有放过牛。以前是四姐三姐她们放，在我该放牛的年纪，是五姐六姐她们放，后来是弟弟放。放牛不很累，但同样受苦。风刮雨淋少不了，有时候牛不听话，天黑之后还赶不下山来；有时候牛啃了别人山上的小片儿荒，还要受骂；因为没有像样儿的鞋，在山上跑来跑去追赶调皮的牛，不是被荆刺扎就是被石楞划，失足摔跤也是常事儿；放牛时还要割牛草或者拾柴、砍柴，或者搞摘山楂、拾橡壳、挖血参等季节性的副业，几乎没有闲着的时候。放牛，是她们记忆里永远抹不去的回忆。
除了粮食还有蔬菜。在相当依靠自给自足的山区农村，粮食关系着温饱，蔬菜关系着健康和品味，小到葱蒜辣椒，大到萝卜白菜都要自家种植，少了哪样，生活的品质就打了折扣。而侍弄这些远比庄稼娇气的蔬菜，投入的精力也远非城里人所想象。此外，还要见缝插针，种些金针花（萱草）、藏红花、木耳，凡是能提高一点儿生活质量的，凡是能卖得一毛两毛的，农村人都会不惜体力，不惜汗水，当然包括我的父母和六姐们。
除了地里还有家里。在田间六姐是劳动力，在家里六姐也要和所有的农村女人一样学会操持家务，蒸馍做饭，缝补浆洗，一样不能拉。硪酸菜，就是她们冬季到来之前的一个重要工作。因为人口多收成差，红薯作为半年粮的我家农村，祖辈父老就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把红薯的每一个部分都运用到了极致：红薯是过冬的粮食，红薯秧晒干了打糠喂猪，红薯叶硪酸菜几乎是半年的菜谱。下霜前，她们就好几天在红薯地里，采摘红薯叶，坐了蹲蹲了坐，哪怕腰酸背痛也要坚持，然后把几百斤的红薯叶反复淘洗，再上锅蒸煮，最后分放在三四口大缸里，用酸浆浇沏，用顽石压紧，几天之后变成酸菜了，成为今后半年的蔬菜。
农村的劳动永远比我们知道的多，农民的苦和累永远比我们想象的深。在那个年代尤其如此。以上学为主、偶尔涉足农活的我，对农活有着如此深刻的痛苦记忆，而我所做的农活不及六姐的百分之一，她所经受的折磨和痛苦可想而知。已经赶上改革开放年代的六姐，本应该像我们一样上了小学上中学，上了中学上大学，放弃了自己的学业，牺牲了自己的自由，为了一姐一妹和两个弟弟，屈服命运，在几亩薄地、几座大山里劳心劳力，流汗流泪，直至嫁人。
有一天放学回到家，见邻村的靳义召坐在堂屋门口，就随口招呼说，召子来了。过后，忘记是三姐还是四姐，出我洋相说，召子来了，召子是谁？事后我才知道是来提亲的。说起来，我和六姐夫还是玉皇庙弯时候的同学，放学路上跟他和其他几个学扯口哨的情景历历在目，而且记得他字好，会画房脊上那种古老的装饰图案。
六姐把母亲的许多手艺继承了下来，蒸馍、炒菜、做黄酒、硪酸菜，都很拿手。现在回趟老家，总少不了从她家带几疙瘩她手工做的东西。感觉不仅仅是好吃，好像总能吃出几分以前大家庭的温度，吃出几分手足深情。
七、挨打
七妹灵阁，全家老幺。老幺应该是被稀罕的对象，起码被当哥的关照着，可是七妹很不走时候，经常挨打，打人的就是我。
有一天，母亲对我说，去大队叫你爹回来。那时，母亲躺在床上，非常难受。我就去岭南，好像经过下漕的时候，那里也是学校，只有三间房子的那种，似乎六姐在那里上学，然后，我们一起去岭南。岭南就是大队部所在的地方，所以称大队。父亲正在打面机房里忙碌，身上衣服上好多白乎乎的，机器转动的声音十分聒吵。那天应该就是七妹的生日。我常常回忆童年，回忆之后就暗恨自己太笨了——六七岁以前的记忆几乎没有，而人家很多人三岁时候的事都能记得。独有这极少极少的几件留在脑海，虽然也不够清晰准确，但又确有印象。掐指算算，那时也不过四岁而已。
我上小学时，对七妹也没有太多印象，按常理推算，应该是同在那所小学，如果我上五年级，那她应该是一年级。对玉皇庙弯小学，我倒有几个记忆片段。一个是代丙华老师，教体育，教我篮球三大步投篮，教我打镲说三句半到会战工地演出。二是邵炳友老师，在放学集中站路队的时候表扬我勤工俭学积极说：某某锁儿，不大点儿，柴禾一大撮儿。大小同学都笑起来。三是有一回故事会，轮我上台后，讲了几句，就再也没有下文，想不起来了，最后灰溜溜下了台，自卑却一直刻在心里。四是，一个冬天的早操上，两只脚却没有穿鞋，踏在干硬的路面，冻的难以忍受，那种冻和疼就像冰块里的一颗石子，到现在冰早化了，石子却还是那样。这所学校或正或反或中或偏塑造了最初的我。这个时候好像没怎么打过七妹，有也只是习以为常的霸道式的蛮横，和打五姐、六姐差不多，只是一种唯我独尊、为我独享的心理惯性。
到了初中，特别是初三到高一吧，七妹无缘无故的挨打就经常发生。我不记得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但记得中间无数次。
抓子，是广泛流行于70年代80年代抓石子的一种游戏，像踢毽子、踢沙包、跳绳一样，游戏的主角主要是女孩。因为抓子，七妹挨我好多打。记得有时在楼门底下，有时在平顶柿树底下，有时在院子里，她和同龄的邻居改仙在高高兴兴的玩抓子，我一旦从那里经过，必然不由分说就踢她几下，如果她立刻站起来逃走了就罢，如果没有意识到我把她们赶走的目的依然不动，我就会再踢几脚，直到她哭着走开，散了游戏。这个游戏一般都是蹲着或坐着，所以我印象中总是用脚踢她。时间久了，改仙过来和她一起玩的情况就少了很多，失去了朋友和伙伴儿，有时候她就孤零零的一个人坐在地上玩抓子。但我并没有收敛，只要碰见，照样踢她，以至于即使她不是在抓子，不是在游戏，不是在做任何一件有碍于我有碍于人的事儿，我也会条件反射一样打她，不仅仅用脚还用手。后来，她看见我就躲开了，在她眼里，前边远远走过来的不是一个哥而是一个瘟神。
事实上，那时的我对她而言真的就是一具瘟神，带给她的，不仅仅是皮肉之苦，更是心灵的创伤。一个家里最小的妹子，两个年龄接近的哥哥，本应是在一起打闹游戏的伙伴儿，却成了打和被打的冤家；不但没有受到呵护和保护，反而承受着痛苦和恐惧；不但没有学习上生活上的指点和关心，反而在无休止的压抑中战战兢兢的成长。
在那个时候，就有人包括改仙的哥哥等邻居指责我，你为什么打你妹子啊？我却说不出，几乎什么也不为，几乎没有导火线，就是毫无来由。好像自己是个大哥，上了初三了，上了高中了，自己的妹妹应该是一个多么优雅多么高贵的妹子，绝不能容忍自己的妹妹坐在黄土地上。但是这种潜意识里的并不清晰的理想返照在面前的真实的妹妹面前的时候，却不会用善意的语言去引导、去鼓励、去沟通，而是诉之于沉默和野蛮的暴力。其实，处于那个自我意识刚刚觉醒、实际又似醒未醒的年龄，我自己就是个不讲卫生、不修边幅、不求上进的人，在同学的眼里，尤其是那些衣着得体生活优裕的同学的眼里，自己完全就是一个穷酸埋汰十分可笑的山里娃。但自己又确实滋生着青春的自我意识，开始用牙膏刷牙，开始洗头洗脚，开始在一些女同学面前慌张。记得初三的时候，大妈不在了，大哥一个人住在房子的西间。我用杂志的封面，把房屋的东间的墙裱糊了一大片，放一张柴床，再把家里我的铺盖被褥搬过去，就成了自己的房间。那种渴望独立的愿望，那种拥有个人空间的兴奋，充满着那个破旧潮湿的房间。虽然夜里常常想起当间里摆放的大妈的灵柩，有时梦见大妈的音容，又常常被众多的蚊子叮咬，但硬生生坚持了近乎一个暑假。就是这样的一种“长大”的自觉在身体里膨胀，催生着自己的妄想和幻想，不但给自己描画着不切实际的虚幻目标，也用一种想象的标准苛求着别人，当然，实际上就是苛求着七妹。
现在姊妹们聚到一起的时候，说笑间难免还会提起这段过往，七妹自己也会提起，几个姐也会提起，自己真想像土行孙一样钻到地下去。这是一种惭愧，也是一种躲避，一种没有勇气面对更没有勇气道歉的无可奈何。
其实，一方面任何深浅的道歉都无法挽回当年的错误，无法弥补七妹心灵的伤痛；另一方面，即使是如此巨大的伤害，七妹现在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耿耿于怀。也许在她心里，这段历史就像一本寡淡无味的书的一页，翻过去了就并不想刻意翻回去重读，只是在不经意间被提起时，才重新回看那些伤疤，仍旧有灼热的疼痛。我常想，如果不是七妹是另一个人，另一个同样具有隐忍、包容、仁厚之心的人，他也必定会与我记仇乃至与我为敌，而我现在仍然能被她以哥视之、以哥待之，真不知是几世修来的福。
七妹初中毕业后也回家了。我参加工作时，她也在村里的小学代课。和五姐当年一样，她代课的微薄收入也全部交给了家里。拉着家庭这艘船的纤夫们，以前是父亲、母亲；以后加入了大姐二姐；大姐二姐出嫁后，三姐四姐接过了纤绳；三姐四姐出嫁后，五姐六姐接过了纤绳；五姐六姐出嫁了，七妹作为家里的老小儿，又接过六姐的纤绳，成为这个家的最后一名纤夫。每次看见《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这幅世界名画，我总会联系到自己的家，仿佛这幅画上弯腰弓背赤脚拉纤的人就是自己的父母长兄和姊妹。如果这个家真的是一艘船，船上的纤绳真的存在，那一定是若干条浸透了两代人汗水和血水的纤绳，一定是凝结着七姊妹青春苦乐和无私奉献的纤绳，一定是纪录着两兄弟来之不易的幸运和幸福的纤绳。这纤绳，我会永远挂在心的墙壁上，挂成心里永恒的图腾。
七妹也出嫁了。一个十二口之家，只剩下大哥一人，守着空落落的一个大院，就像这艘船的唯一的主人和乘客。但是，出嫁的七妹没有一走了之，她和六姐一起继续做着家的忠实看护者。因为六姐家与我家只有一里地之遥，七妹家与我家也不过区区四里地，她们或者几天一次或者一天几次的回到这个家，既是大哥衣食起居的照管人，也是大哥在众多乡邻中独立生存的人脉和精神支柱。所以，这艘船在冯庄玉皇两村之间的方寸山坳里近乎搁浅了10年却没有沉没，船上唯一的乘客在风雨飘摇中也没有遭遇多大的惊险，他平安的生活着。
八、笔记
小弟，勉强算得上十个兄弟姊妹中唯一的成功者，但成功的道路却非常坎坷。
爷爷兄弟三个，父亲兄弟三个，我兄弟三个。父亲行三，大爹膝下无男，父亲便把大哥过继给大爹；二爹膝下有男但不能理事，父亲便把小弟过继给二爹。这既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道统，也是父亲上对父母下对兄弟的情谊。小弟去二爹家的时候应该是两岁多点儿，我不记得。
依照中国的惯例，二爹是哥，家居宅左即北；父亲是弟，家居宅右即南。两家堂屋山墙挨着山墙，仍然是一个大院子，后来我家盖了北厢房后，一个大院成了两个互通的小院。堂屋的地基都很高，从院子里回堂屋要上好几阶台阶，台阶都是稍微成型的长石，并不规整。中间厢房与堂屋之间是一个通道，两家人往来自如。总体来看，我家的条件要优于他家，但我略有印象的是，小弟过去后受到巨大优待，仿佛生活得比我好很多，常常令我眼馋。
首先是小弟能吃到更多的东西。秋收刚掰回来的玉米，捡一些嫩的在火上烤熟，很香；冬天红薯挖回来储藏在窖里，常常拿出来在火池里烧；有时候有玉米渣和柿牙拌在一起的蒸馍，有时候有蒸熟的榆钱或者槐花；最诱人的是有熟的红薯干，就是把蒸熟的红薯再切成小块挂在柘刺上晒干，饿或者不饿的时候都拿出一小块啃着，因为干，一块儿就能啃很长的时间，一会儿在嘴的左边，一会儿在嘴的右边，翻来覆去，就像后来人们吃泡泡糖，看起来简直是一种天大的享受。在学校看见同学吃过，在家看见小弟吃过，可惜自己好像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体验过，更可惜的是，这个东西就像二爹搭在肩上晃来晃去的旱烟袋一样，现在已经消失了，留下的只是想象的滋味儿。
其次是小弟有人背着。经常背她在肩上的是四姐，其次是六姐。当然，这里的四姐六姐非前边说的四姐六姐。按照习惯，我家的兄弟姊妹十个与大爹家的一个姐姐、二爹家的三个姐姐一个大哥，十五人排在一起，大爹家的是大姐，二爹家的三个是二姐、四姐、六姐。走路的时候她们背他，或用手拉着他，睡觉的时候她们哄他。而他从那个小院儿过来了，这边的几个姐们照样有背的，有拉的，有哄的。我回忆自己，就似乎没有被哪个姐姐背着拉着哄着的记忆。但记得很清的，是冬天早饭都做好了却总是不想起床，几个姐们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就把我的棉袄棉裤拿到火池上烤，烤到热乎乎了拿给我，我才钻出被窝穿衣起床，有时候干脆就是她们帮我穿。
我和小弟相差两岁，真的应该是整天丝绞在一起的儿时伙伴，比如一起上学、一起写作业、一起摘红柿、冬天一起玩房檐下长长的冰凌吊儿等等，可回忆里偏偏没有这些，甚至连两人咯噎的印象也不多。有一回倒不知前因后果，我被生气的他紧紧追赶，一直追到我走投无路，逃进堂屋北间——好像这件房子还被一堵墙分成了前后两小间，我逃进后间的床上去，却被一根缝被褥的针扎进了脚底，哇哇大哭，追到面前的他也就罢了。我们曾一起在三岔父亲的副业队那里住过几天或一段，有一个镜头很清晰。一辆解放汽车，在三岔澡堂往上那段路上，紧紧追着我俩，车头与小弟几乎挨着。司机一边追一边摁着喇叭，头还探在车门外，嬉皮赖脸笑着，自然他是故意的追着两个山里娃逗乐寻开心。我在前边一边快跑一边不住回头看小弟，小弟当时个子跟车头差不多，拼命似的甩着胳膊迈着腿，但永远摆脱不了恶意的司机和汽车。我终于忍不住了，鼓足勇气，返回来拉住他一起跑，实在跑不动了，那司机也得意洋洋的拐弯儿扬长而去。
我大概已经十几岁的时候，一天晚上二爹病的厉害，几个姐们不知怎么好像都不在家一样，我和小弟在父亲的安排下，乘着月亮头，去请玉皇的刘村医。过河的时候，水哗哗的流着，河面反射着明晃晃的月光，偶尔有几点灯火几声狗叫，踩着脚踏石，心里好慌。走阳路口、经靳家前头的竹园、绕过四爷家门口，每走一个地方，心都是咚咚跳着。那个时候，听老人们的瞎话儿（就是鬼故事）多，走夜路就有不自觉的害怕。
小弟上学以后，二爹家的二姐、四姐、六姐都出嫁了，虽然她们还时常回来看二爹二妈和小弟，但毕竟不像以前经常在一起，小弟因此孤单了许多。因为父亲一直把上学看的非常神圣而重要，又因为本就生活在一个大院的缘故，后来小弟就又从那院儿回到了这院儿，重新回到了家，以便继续学业。不知道他小学是怎么上完的，记得玉皇庙弯小学有个叫刘忠国的平地老师，似乎被小弟的作文水平打动了，喜欢给他辅导作文，教他写“玉皇山顶万丈高，云彩缠在半山腰”一类的打油诗，那时我也眼馋。
小弟的初中当然也在道川初中，似乎上学放学我们根本没有一起过，路上如何，学校如何，回到家又如何，竟没有太成型的印象。但我知道小学到初中这个阶段他是放过牛的，而且相当经常，应该是先后放过两家的牛。而我几乎从未放过牛。仅从这点看，我对他所谓的眼馋，就像今天坐宝马的人眼馋三轮车夫偶尔吃个烤红薯一样，不知三轮车夫更眼馋宝马里的面包。
不记得是初中毕业那年还是上了高中以后，有一个暑假，大妈娘家的侄子从二郎坪过来，帮着锄了几天地，走的时候，大哥、小弟和我三人一起跟着去他们家。翻石庙黄沙岭十八盘，经二郎坪到弯潭，顺着公路边不显眼的小路，曲折攀登两三里，才到他们住在深山的家。几个舅还健在，但家境比较荒凉。在那里大约二十几天，主要是砍坑木，几个老表和我们一起，从他们住家的高处寻找合适的树木砍伐，再肩抗到临公路的山岭，从山岭垭口处，推下坑木，顺山势滑到山脚下的公路边，由老表们卖出去。二十几天里，顶着炎热的暑气，住着破烂的草房，吃着不是很饱的三餐，出着和年龄不相配的力气，流着流不完的汗水。只记得早上有一些黑馍，中午没有捞面而是稀面条，至多有用一个黄瓜拌盐做的半碗儿菜，晚上喝汤或者没有。不记得小弟我俩是一人扛一根还是两人抬一根，一天一天，度过了那段时间。最后总共挣了多少钱也没有印象了。
小弟上高中了。有一天，在老家二楼我的房间里，小弟说，这个本子给我吧。我一看是一本三十二开的笔记，忘记是高中的笔记还是大学的笔记，主要是文学常识和文史常识。我还挺有点儿骄傲和激动，能被小弟看中，能对他学习有用，当然自豪，就爽快答应了。那个笔记陪伴了他的高中生活，但现在不知早被他扔了或者遗失了还是保存着，至今倒没有过问过。
我刚上大学的时候，父亲把家里的老房改建成两层五间的小楼，小弟上大学的时候，父亲又把二爹家的老房改建成两层五间的小楼，这两座小楼都是全家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所以小弟上高中和大学期间，我家虽有新房子但仍然是穷得叮当响。小弟上大学时我已参加工作，参加工作第一年，工资六七十块，每个月给父亲二十块，对小弟上学多少有点儿作用，但是记得将到而不到一年的时候父亲就不让给了。但此后，我也没有给在校的小弟寄过钱，他在大学仍然过着高中一样非常节俭的日子，直到毕业。
2014年中秋，我在陕西神木县西沟乡的黄土褶皱里，望着明月想到了小弟，就作词《木兰花》一首寄他。诗曰：少小追逐伴左右，长大谋生走先后；一年一聚难期许，今夜南阳月明无？我似子瞻君子由，我漂麟州君苏州；何当老屋看桂树，兄弟妯娌并儿女。人，只有失去的才懂得珍惜，越是分离过越渴望相聚。其实，少小追逐伴左右只是我按照常理做的推测，何当老屋看桂树倒的确是实在的心情，真的希望后半生里兄弟们经常相聚弥补儿时的缺憾。
九、牙疼
我对大哥的印象，是他经常牙疼。
大哥过继到大爹家是什么时候，我没有问过几个大姐，但知道好像那时他也不大，因为据说大妈也经常背着他。他的年龄在大姐之下二姐之上。他没有上过学，一方面是因为穷，一方面是智力不好，而没有上学进一步加剧了他智力的落后，最终导致他没有成家。但他也有求知的欲望，他曾经比葫芦画瓢的学习写字，但最终除了一个“周”之外没能写出自己的名字。他也尝试算数，虽然没有规范的写出九个阿拉伯数字，不过能够心算一些常用的简单的东西，诸如几斤几两几块几毛的生活账目能够应付。他也有和大众交流的欲望，因为在与人交往中不被重视或受到冷落，刺激着他，他的交流意识更强烈，话更多，更主动的和乡邻以及到家的客人攀谈，喜欢和人玩笑，也因此能记住一些某某的生日和年龄之类常人不去记忆的零碎东西。他对自己的不足缺乏自知和自省，因而不太自卑，反而会笑话自以为不如自己的人，会自以为是的指导别人，所以他也没有太多的忧愁和苦恼。他不怕干活，多重多苦多脏多累的劳动都不在话下，事实上他就是家里最主要的体力劳动者，以前是大爹家的主要劳力，大妈不在以后他回家了，回家后也是家里的主要劳力。他出的力不必姐姐们少，但因为体力好一些，也因为内心的感受少一些，似乎没有繁重劳动带来的痛苦。
大哥也有难受的时候，那就是牙疼。不知为什么他得了牙疼病，但俗话说牙疼不是病，农村人就这么认为，何况是那个贫穷的年代。牙疼发作的时候，从来没有去看过医生，疼的半边脸都肿着。母亲总是着急，让大哥去竹园砍来几棵一年两年生的竹子，裁成半米左右的小段儿，捆成一小捆，架在火堆上烤，慢慢的，竹沥流出来了，赶紧用大碗接住，接了这头儿接那头儿，接了这根儿接那根儿，最后攒成半碗，再生办法借点儿红糖，就这么喝了。这个土办法也许能起点作用，因为竹沥的确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也许更多的是心理安慰，但这个办法是当时能够缓解大哥牙疼的最主要的途径，所以经常用，不是在院子里就是在南厢房墙外或者柿树底下。我看得多，印象非常深刻，后来读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时，就对“汗青”二字有着特别直观的理解和不一般的情怀。除了这个，母亲还会用竹叶、二花、老槐花、小灯草等泡凉茶给大哥服用，但效果都不那么理想。
我上小学和初中时好上山砍柴，一上山总是把勤工俭学的憨劲儿积极劲儿全使出来，本来能扛三十斤偏要扛四十斤，能扛七十斤偏要扛八十斤，当然就经常的扛不动，从南坡下来常常拉在后边。有时和几个姐姐一起上山，她们就快一点儿走一段下山路，然后返回来接我。有时没有一起，或是中午早已经到吃饭的时候了，或是下午天快黑了，姐姐中的一个就会上山来接我。这个印象里，也有大哥接我的记忆，或是接到庙台岭，或是接到石板凹，或是更高的地方。
在大哥的心里，两个弟弟是他的骄傲和依靠。父母不在之后，大哥一人在家，坚守着一院老宅，继续种着几分薄地，过着传统的日子。几个姐妹经常回家照看，特别是离家近的六姐和七妹更是三天两头回家，十年如一日。但是，每逢节假日来临，大哥都要打听我和我小弟什么时候回来，尤其是春节和暑假来临，他更是打听的勤，有时到村口或河边等几回。春节回家，他把早早准备好的压岁钱拿出来，塞给侄子，从原来的十块二十块到后来的一百二百。但一直照顾他的几个姐妹的孩子，也就是外甥们，他却从来不给，有时姐妹们开玩笑假装要要，他尴尬地找些理由推脱了。在他心目中，姐妹们嫁出去了是外人，外甥们当然不能和侄子们平起平坐了。后来，有邻居说你去养老院吧，他就坚决顶回去说，我有俩兄弟，去了人家笑话。所以我们一回来比如春节，他就士气大增，端着饭碗前后串门，意思是显摆一下——俩兄弟没有忘记大哥，回家来了。
这些年，随着年轻人外出和新农村建设，传统的农村村落凋敝了，原来近百人的小村庄剩下不过一二十人，其中能和大哥说话愿意和大哥说话的人少之又少。交往圈子的骤减和交流对象的匮乏，使大哥承受着孤独，孤独对身心和智力的损害远远超过了饮食和劳动，所以大哥的身体和精神大不如从前了，幸亏六姐和七妹的经常的照顾。现在，由于担心大哥一个人在家劳动或睡觉时发生意外，兄弟姊妹们就多次劝说他去附近的敬老中心，既有现成的吃住，又有说话的对象，但他抱定了自己的信念——有两个弟弟，去敬老院会给两个弟弟摸黑，因此仍然在空空的大宅院里，守着家，守着他心中的真正意义上的“家园”。
后记
父母在时，尽管兄弟姊妹们也已经各有各的家，但春节快到，姐妹们纷纷回家，蒸馍的蒸馍，煮菜的煮菜，杀鸡的杀鸡，说笑的说笑，整个厨房和大院充满了热闹和喜庆。初一过罢，姐妹们携夫带子再次陆续回来，一连几天，喜气洋洋。真的是，只要父母在，兄弟姊妹无论分散在哪里，都会回到这个家，家的形象就像家所在的院子房子那样鲜明直观，就像家里人的语声笑声那样有血有肉，生动可感；父母不在，兄弟姊妹各在各的家，平时有事儿往来，没事不见面，只靠逢年过节一聚，真的成了亲戚一样。
都说，喜欢回忆是老的表现。但我宁愿相信自己还年轻，因为我不是因为老才回忆，而是因为怀念家的温暖才回忆。孔子当年说人的一生：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人过知天命之年似乎真的知道天命了，所以就会自然而然重视家庭，珍惜亲情，理解天伦了。
我这里没有专门回忆父母的，因为初衷是要写手足之情。古人讲：兄弟如手足。这里的手足就是兄弟姊妹，因为姊妹如兄弟一样情深意厚。这里也很少回忆长大以后的情景，因为只想写一点小时候的记忆，至于长大后的事情，让它继续在时间里沉淀，最后过滤出来的就是最值得记住的。如果真要把家的温暖、家的真情写出来，留给自己，分享给兄弟姊妹们，正如四姐所言，她一个人的半生就是一部大书了。
我想把这种回忆持续下去，并分享给兄弟姊妹以及我们的下一代，让大家在回忆中重回大家庭的温暖，让下一代也了解一点他们的父母，认识一些父母的不易和生活的艰难；再强化一点儿家的意识，尽量把以后的相聚增加一些，把我们这群失去父母的兄弟姊妹的十个小家过得不仅是亲戚，而仍然像一个大家。
年年中秋，今又中秋。在中秋将来的时候，记下这个，分享给大家，只当是与大家共享中秋明月了。
2018年9月19日与秘鲁圣加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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