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慎宁 李鹏飞 吕铁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大体遵守了“库兹涅茨事实”的规律，但仍呈现出一些独有特点。可发现，中国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存在“三个典型问题”：（1）为什么中国农业、工业劳动力份额不是一直下降、上升而是呈现出“波浪式”的有升有降特点？（2）为什么中国农业劳动力份额在某些时间段能“企稳回升”？工业劳动力会一部分“逆向”流入农业，而非转型至服务业？（3）为什么中国服务业劳动力份额增速会忽然“降档”？而工业劳动力份额增速会忽然“提档”？本文建立了包含非位似偏好和差别化生产率的多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在此基础上将“两驾马车”纳入其中，并对其进行需求侧的核算分析。结果发现，“两驾马车”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是解释中国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三个典型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本文认为，只有通过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两驾马车”依赖度，实现可持续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式，才是加快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的根本手段。
关键词：产业结构转型 两驾马车 多部门经济增长模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JEL Classifications: C14, L16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投资、净出口与消费“三驾马车”带动的增长模式。然而，“三驾马车”中真正的“马车”只有投资和净出口，消费仅起到了“牛车”的作用（沈利生，2009）[1]。相比投资和净出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较为有限。内需不足一直都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之一。由此，可引申出一个问题：投资和净出口“两驾马车”驱动是否会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structuraltransformation，也称为structural change）产生影响？独特的经济增长模式会否导致独特的产业结构转型特征？本文试图对此问题进行解读。事实上，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产业结构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发生了显著变化[2]。从中国三次产业的就业占比看，可清晰地发现，早在1994年，服务业便已超过了工业，且在2011年超过农业，成为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产业部门（见图1）。农业劳动力份额总体呈现下降态势，而工业劳动力份额总体呈现上升态势[3]。
日本、韩国的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农业劳动力份额一直在下降，服务业劳动力份额一直在上升，而工业劳动力份额先上升再下降，符合典型的“驼峰”特征（Uy et al., 2013）。但在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农业劳动力份额呈现出“波浪式”下降特征。农业劳动力份额在1988-1992、1998-2004年间，均进入了短暂的“企稳上升”式波峰阶段。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工业劳动力份额显现出的“波浪式”上升特征。工业劳动力份额在1988-1992、1998-2004年间，均进入了短暂的下降式波谷阶段。此外，在服务业劳动力份额的动态上升过程中，日本、韩国均保持在较为平稳的增长速度上。中国服务业劳动力份额在经历了1991-1996年的较高速增长后，却忽然增速“降档”，之后较长的时间内维持在了一个相对低的增长速度层级。而工业劳动力份额在经历1997-2003年的低谷后，却忽然“提档”，在2004年后几年里迎来了1978年来增速最快的阶段。针对这些特点，我们可以提出关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三个典型问题”：（1）在经历“驼峰”之前，为什么中国农业、工业劳动力份额不是一直下降、上升而是呈现出“波浪式”的有升有降特点？（2）为什么中国农业劳动力份额在某些时间段能“企稳回升”？为什么当工业劳动力份额下降后，工业劳动力会一部分“逆向”流入农业，而非转型至服务业？[1]（3）为什么中国服务业劳动力份额增速在工业出现“驼峰”前会忽然“降档”？而工业劳动力份额增速在经历波段式下降后会忽然“提档”？这三个典型问题表明，我国的产业结构转型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甚至可以说是有些“拖沓”。
据我们所掌握的文献，尽管产业结构转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国内外少有学者针对中国情况进行系统性研究。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发生重要变化这一事实，现有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其对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吕铁，2002；郑若谷等，2011；吕健，2012），较少分析其背后的驱动因素，尤其是在不同阶段引起产业结构变迁的原因。特别是就中国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三个典型问题”，尚未有研究关注。中国这种产业结构转型的特征既存在一般性也存在特殊性。三次产业结构变化的总体趋势符合一般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Kuznets(1966)最早总结了国家产业结构的变迁过程：农业所占比重下降，服务业所占比重上升，而工业所占比重则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驼峰”特点。这也被称为产业结构转型的“库兹涅茨事实”。Maddison(1991)通过对不同国家的长期跟踪研究，发现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变迁均呈现出这三个特征。
“库兹涅茨事实”的广泛适用性引发了学术界高度关注，诸多学者对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库兹涅茨事实”的原因展开了大量研究。一些学者认为产业结构转型会受到收入效应的影响，而这主要通过消费者的非位似（non-homothetic）偏好表现出来（Echevarria, 1995;Kongsamut etal., 2001）。随着收入的提高，消费者对满足收入弹性较低的食品与工业消费品渴求会逐步减弱，而将更多地消费收入弹性大于1的服务类商品，这将推动劳动力要素从农业、工业流向服务业。同时，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不同的生产率增长率也被认为是导致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原因（Ngaiand Pissarides, 2007; Rogerson, 2008）。当商品和服务间的替代弹性不等于1时，三个产业部门的不同生产率增长会使生产要素从全要素生产率（TFP）较低的部门流向TFP更高的部门。生产率因素能较好地解释工业“驼峰”式的产业结构变化路径：当一国工业生产率达到一定程度时，其会通过相对价格形成的比较优势，从其他行业手里抢来市场份额，从而推动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入工业，此即为“驼峰”中的上升阶段。然而，当工业生产率持续增长后，该国便可以逐步缩减劳动力规模，用更少的劳动力投入生产产品供应市场，此即为“驼峰”中的下降阶段（Duarte and Restuccia, 2010）。
然而，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尽管中国产业结构的演进路径大体遵守了“库兹涅茨事实”的规律，但仍呈现出一些独有特点。现有产业结构转型研究中的收入效应与生产率效应假说仅能解释“库兹涅茨事实”，并不能解释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中出现的这三个问题。Delke 和 Vandenbroucke (2011)认为，鉴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复杂性，除了非位似偏好与生产率效应外，还有其他诸多因素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有着重要影响，政府部门规模的削减就能解释15%的农业劳动力规模下降。这就表明，我们可能需要从中国过往的经济增长模式——特别是“两驾马车”中，挖掘产业结构转型的其他影响因素。事实上，已有研究认为对外贸易与投资会影响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化。首先，对外贸易程度深化可以强化一些行业的比较优势，外需增加会提高产品的相对价格，扩大行业生产和消费规模，从而在行业间对部门就业人员数量进行再分配。Author等(2013)发现三分之一的美国制造业就业占比下降是由与中国间的贸易导致。Uy等(2013)研究了韩国的产业结构转型问题，指出对外贸易是影响韩国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因素，加入对外贸易后的模型能够完整地解释韩国工业“驼峰”式的变化路径。其次，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可以带动大量工业产品的需求，推动劳动力流入相关行业。Mourmouras和Rangazas (2009)认为尽管基建投资的边际收益会随着投资增加而减少，但当投资总量不断加大时，投资总收益仍会继续增加，从而保障了经济增长率不会下降，并将影响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型。
中国“两驾马车”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延缓了产业结构转型？本文将对此问题进行分析，通过建立开放环境下的多部门经济增长模型，系统性研究中国的产业结构变迁过程。我们将首先建立包含非位似偏好与生产率变化的基准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分别加入资本产出弹性可变与对外贸易，构建出封闭模型与开放模型。通过这三个模型之间的比较，细致地量化核算需求侧的投资与外贸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程度，并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三个典型问题进行解释。本文主要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模型构建；第三部分为参数设定与数值模拟；第四部分讨论“两驾马车”是否延缓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最后为结论与政策内涵。
二、基本模型
我们建立一个三部门经济增长模型来刻画经济增长进程中劳动力的跨部门配置。参考Rogerson(2008)、Duarte和Restuccia(2010)、Huang(2011)的建模思路，本文分析所采用的三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包含两个特征：一是消费者偏好是非位似的，二是三个产业部门间的技术进步或生产率增长是不平衡的。具体而言，三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包括生产、消费和均衡三个方面。在基准模型设定中，不同部门间的生产率和非位似偏好是解释“库兹涅茨”事实的重要因素。随后，我们将扩展成包含资本产出弹性可变与开放部门的模型，考察“两驾马车”的影响。
（一）生产
假定经济中有农业（A）、工业（M）和服务业（S）三个部门。所有生产活动都需要使用劳动（L）和资本（K）这两种生产要素。每个部门都是同质企业的连续统，各部门代表性企业的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1]由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建筑业劳动力份额一直呈现出平稳上升势头，同时服务业也保持上升态势，因此对于农业劳动力份额在1988-1992、1998-2004年间进入短暂的“企稳回升”期的原因，只能是工业劳动力份额的“净流出”所致。
四、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中出现的三个典型问题的实证解释
（一）“两驾马车”导致了中国农业、工业劳动力份额“波浪式”地“有升有降”？
通过比较模型模拟数据与历史数据之间的统计指标差异，无论是对于均值、标准差还是偏度，可发现封闭模型较基准模型与历史数据之间的统计指标差异更小，而开放模型又较封闭模型进一步降低了与历史数据之间的误差（见表3）。可见，当基准模型加入投资与外贸后，对历史数据的模拟明显更为准确。这就意味着，投资与净出口“两驾马车”是导致我国三大产业劳动力份额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进一步地，从三大产业的各自模拟结果看，基准、封闭与开放模型的拟合误差又不尽相同。对农业而言，三个模型拟合的误差并不大。对服务业而言，三个模型之间的误差要大于农业。工业则是三个模型之间误差最大的部门。这表明，“两驾马车”对工业的影响最大，服务业次之，农业最小。从三个模型拟合情况的时间维度看，1978-1988年间，三个模型对三大产业的模拟结果与历史数据相比误差均很小，而1988年后，误差则开始变大。这表明，1978-1988年间，中国经济主要是依靠生产率提高与改革制度红利带来的内生性增长模式，而1988年后，“两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两驾马车”导致了中国农业和工业劳动力份额“波浪式”地“有升有降”。
投资和外贸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需求增加带来的规模效应与生产率效应。中国投资尤其是基础建设类投资可以直接带动工业相关行业需求，对产出带来较强、持续时间较长且时滞较短的正影响（郭庆旺和贾俊雪，2006）。这会提高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且在全国各地区均能带来短期和长期的正向就业效应（张光南等，2010）。与之类似，出口则通过产出的扩张，对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劳动需求产生显著且重要的影响（毛日昇，2009）。投资带来的生产率效应主要通过资本深化（capital deepening）进程来体现。依靠新增资本替代传统资本，不仅增加了企业资本投入量，还提高了资本质量，有助于提高生产率并降低生产成本（Jorgenson, 2003）。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步入了比较明显的重化工业化阶段（陈佳贵等，2012），工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不断上升（陈勇和李小平，2006）。中国工业部门资本深化水平的提高，较大幅度地提升了工业部门特别是出口比重较高的行业生产率，并由此推高了资本回报率，进一步吸引新资本进入（Bai et al., 2006; 单豪杰和师博，2008）。与之相比，对外贸易则通过学习效应提高行业生产率（Greenaway and Kneller,2007）。在主要依赖价格竞争而出口的粗放式增长阶段，出口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或者说出口学习效应）很难体现出来。但随着对外贸易程度的不断提高，出口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就会变得更加显著（Wagner, 2007）。张杰等（2009）通过测算发现“出口学习效应”促进了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这并不是通过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获得，而是通过改善企业生产工艺流程与组织管理方式，以及外部制度环境等非创新因素获得。投资和外贸带来的生产率效应，能显著提高相关行业的比较优势，吸收更多的劳动力流入。
对外贸易规模迅速扩张和工业部门资本深化这两大进程交织在一起，对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特别是工业部门就业占比变化产生了明显的“共振”作用。事实上，通过观察历史数据，可发现工业劳动力份额的波动与投资、净出口的强弱有着直接关联（见图8）。1989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和净出口所占GDP比重大幅下降，并导致工业就业占比1989、1990连续两年下降。随着之后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增加，尽管净出口占比1992、1993年有所下降，仍推动工业就业占比平缓上升。然而，1997年后，固定资产投资开始放缓，净出口占GDP比重也不断下降，导致工业就业占比开始下降。2004年后，固定资产投资与净出口的快速增长又推动了新一轮工业就业占比的提高。
（二）“两驾马车”导致了中国劳动力在农业与工业之间“有来有走”？
1988-1992与1998-2004年间，中国农业劳动力份额“企稳回升”，工业劳动力份额则“止升回落”。同时，服务业劳动力份额增速保持稳定，劳动力呈现出由工业流向农业的“逆向”结构调整。我们通过核算1988-1992与1998-2004年间基准、封闭与开放模型模拟出的农业与工业波动率，来量化投资与外贸在这两段时间内对农业、工业劳动力份额波动的影响程度（见表4）。1988-1992年间，基准模型模拟出的农业波动率为0.0103，与历史数据之间的误差为0.0037；封闭模型模拟出的农业波动率为0.0091，与历史数据之间的误差为0.0025。封闭模型比基准模型较历史数据近似了0.0037-0.0025=0.0012，由于两者之间的差异仅在于投资的变化，因此，投资可以解释1988-1992年间农业波动率的0.0012/0.0066=17.98%。同理，开放模型比封闭模型较历史数据近似了0.0025-0.0010=0.0015，由于两者之间的差异仅在于外贸的变化，因此，净出口可以解释1988-1992年间农业波动率的0.0015/0.0066=23.11%。类似地，可以测算出其他阶段投资和外贸的影响程度。结果可见，1988-1992年间，“两驾马车”对农业的影响程度达41.09%，对工业的影响程度达到72.16%；1998-2004年间，“两驾马车”对农业的影响程度达31.56%，对工业的影响程度达到37.52%。这表明，“两驾马车”是导致中国农业、工业之间出现“逆向”结构调整的重要原因，而外贸比投资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1991-1996年间，我国农业劳动力份额快速下降，而工业劳动力份额增长较为缓慢，农业流出的劳动力主要被服务业所吸收，推动服务业劳动力份额快速上升。服务业劳动力份额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源于商贸餐饮与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李美云，2003）。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非常之低，服务类产品全面紧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市场经济改革步伐加快，服务业发展的制度壁垒被逐步打破，尤其是商贸、餐饮、交通运输等资本技术门槛较低、人民需求大、适于个体经营的消费性服务业率先得以扩张。然而，随着消费性服务业增长势头逐步放缓，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开始减弱，服务业的发展必须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夏杰长和李芳芳，2015）。但是，由于我国的工业发展模式较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与净出口，随着1997年后固定资产投资与净出口增速的放缓，工业增速的下降也拖累了服务业，导致其劳动力份额增速“降档”。
相比之下，工业增速“提档”则更直接地受益于投资和净出口。2003年后，我国主要投资领域由基本建设投资转向为更新改造投资与房地产投资，推动投资增速迅速提高，带动工业就业开始企稳。而在经历加入WTO的前两年过渡期后，净出口也于2004年后迎来爆发性增长。2004-2007年间，净出口增速与工业劳动力份额增速几乎“平行”（见图8），净出口成为工业增速“提档”的最关键影响因素。
五、结论与政策内涵
本文建立了多部门经济增长模型模拟1978-2013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变迁过程，并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分别加入投资和净出口进行比较，以此考察“两驾马车”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我们发现，加入“两驾马车”后的模型可以解释几乎所有中国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劳动力份额的波动过程。与之相比，去除“两驾马车”后的基准模型对工业和服务业的解释力度较差。“两驾马车”加入后的模型模拟的工业劳动力份额与历史数据波动率误差为0.008，而基准模型误差高达0.032，这意味着两者之间的准确度相差四倍。加入“两驾马车”后的模型表现更佳，是因为其能更好地刻画需求变化带来的规模效应与生产率效应。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投资和净出口“两驾马车”是解释中国产业结构出现“库兹涅茨事实”外独有特征的关键因素，是解释中国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三个典型问题”的主要原因。正是一直以来“两驾马车”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中国农业、工业劳动力份额“波浪式”地“有升有降”，导致中国劳动力在农业与工业之间“有来有走”，导致中国服务业增速“降档”、工业增速“提档”。因此，本文认为，“两驾马车”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延缓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步伐。
本文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内涵。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我国就提出要促进产业升级。在这近30年的时间里，尽管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取得了不能否认的成绩，但从速度和效果上看，并不能让人满意。经济对“两驾马车”的过度依赖，使效率与要素协同驱动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式难以建立。特别是在2003年后，“两驾马车”的影响有愈发加大之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逐年降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不断下降（江飞涛等，2014）。经济无法实现创新驱动、效率驱动，产业结构转型自然就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两驾马车”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之所以能够形成、加强和延续，在较大程度上是由我国长期以来遵循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管理思路所致。这种需求侧的刺激方法，如今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对外需的依赖使得经济系统受外需波动影响较大，每当国外经济不景气时，我国经济也会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此时，“稳经济”只能依靠投资拉动的“老办法”（见图8）。而这又进一步加大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推高系统性风险发生概率。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政府“四万亿”刺激方案对“铁公基”和房地产的大量投资，导致钢铁、煤炭、水泥等重化工行业产能过剩严重。本该在经济震荡过程中由市场自发调整和淘汰的落后产能靠着政府投资又活了过来，但这种依靠过剩产能的短期经济增长不仅不可持续，还造成产业结构转型“更慢”、“更痛”，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庞大负担。正如2016年5月9日《人民日报》刊载的“权威人士”所言，“长痛不如短痛”，在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结构性而不是周期性的情况下，“进”才是“稳”的根基。通过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降低“两驾马车”依赖度，实现可持续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式，才是解决凯恩斯主义“治标不治本”的疗方，才是加快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的根本手段。
从长期看，供给侧调结构与稳增长并不矛盾，产业结构转型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但在短期内，供给侧调结构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速，此时就不能完全放弃“两驾马车”的作用。为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需求侧的招数也要用，但需把握好“稳”与“调”的“度”。扩大总需求不仅要“适度”，还要“改进”，重视提高国内消费需求的地位，让其逐步替代“两驾马车”在需求侧的角色。正如中共中央同志2015年5月在华东七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强调：“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1]。今后，应一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一边适度扩大和大力改进总需求，实现稳增长与调结构并行不悖，加速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1]摘自《抓住机遇立足优势积极作为 系统谋划“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人民日报》2015年5月29日1版。
(1)Author, D., D. Dorn and G. Hanson, 2013,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3 (6), pp.212~268.
(2) Bai, C., C. Hsieh and Y. Qian, 2006,“The Return to Capital in China”,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Vol. 37(2), pp. 61~102.
(3) Bai, C., W. Sun and X. Wang, 2009,“Migration and Income Mobility of Rural Households in China”, Working Paper.
(4) Duarte, M., and D. Restuccia, 2010, “TheRole of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Aggregate Productiv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25(1), pp. 129~173.
(5) Delke, R. and G. Vandenbroucke,2011,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hin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 Control,Vol. 36, pp. 119~135.
(6) Echevarria, C., 1995,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vs. Industrialization: Effects of Trade”, Canadian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28(3), pp. 631~647.
(7) Greenaway, D. and R. Kneller, 2007, “FirmHeterogeneity, Exporting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conomic Journal, Vol.117 (1), pp. 134~161.
(8) Hall, R. and C. Jones, 1999, “Why doSome Countries Produce so Much More Output per Worker than Other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14(1), pp. 83~116.
(9) Herrendorf, B., R. Rogerson and A.Valentinyi, 2014, “Growth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P. Aghion and S.Durlauf (eds.), Handbook of EconomicGrowth, North-Holland, Vol. 2, pp. 855~941.
(10) Huang, Z., 2011, “The Decline ofthe U.S. Manufacturing: An Explanation from Structural Change”, MPRA Paper, No. 29919.
(11) Jorgenson D., 2003, “Informationtechnology and the G7 economies”, WorldEconomics, Vol. 4(4), pp. 139~169.
(12) Kongsamut, P., S. Rebelo, and D.Xie, 2001, “Beyond Balanced Growth”, Reviewof Economic Studies, Vol. 68(4), pp. 869~882.
(13) Kuznets, S., 1966, Modern Economic Growth, Yale UniversityPress, New Haven.
(14) Maddison, A., 1991, Dynamic Forces i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Long-Run Comparative Vie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5) Mourmouras, A. and P. Rangazas,2009, “Fiscal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Macroeconomic Dynamics, Vol. 13(4), pp. 450~476.
(16) Ngai, R. and C. Pissarides, 2007, “StructuralChange in a Multi-Sector Model of Growth,” AmericanEconomic Review, Vol. 97 (1), pp. 429~443.
(17) Rogerson, R., 2008, “StructuralTransformation and the Deterioration of European Labor Market Outcom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16, pp.235~259.
(18) Uy, T., K. Yi and J. Zhang, 2013, “StructuralChange in an Open Economy,” Journal ofMonetary Economics, Vol. 60(6), pp. 667~682.
(19) Wagner, J., 2007, “Exports andProductivity: A Survey of the Evidence from Firm-Level Data”, The World Economy, Vol.30 (1), pp. 60~82.
(20) 白重恩、张琼：《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世界经济》，2014年第10期。
(21) 陈昌兵：《可变资本折旧率估计及资本存量测算》，《经济研究》，2014年第12期。
(22) 陈彦斌、陈伟泽、陈军、邱哲圣：《中国通货膨胀对财产不平等的影响》，《经济研究》，2013年第8期。
(23) 陈佳贵、黄群慧、吕铁、李晓华：《工业化蓝皮书：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10）》，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
(24) 陈勇、李小平：《中国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构造及资本深化评估：1985-2003》，《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年第10期。
(25) 陈立泰、叶长华、林川：《农业资本利润率变动趋势及其成因的实证研究》，《产业经济研究》，2010年第2期。
(26) 曹跃群、张祖妞、郭春丽：《服务业资本利润率变动趋势及成因》，《产业经济研究》，2009年第5期。
(27) 郭庆旺、贾俊雪：《基础建设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年第3期。
(28) 江飞涛、武鹏、李晓萍：《中国工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5期。
(29) 吕铁：《制造业产业结构变化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管理世界》，2002年第2期。
(30) 吕健：《产业结构调整、结构性减速与经济增长分化》，《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9期。
(31) 雷辉：《我国资本存量测算及投资效率的研究》，《经济学家》，2009年第6期。
(32) 李美云：《全面小康社会与扩大第三产业就业容量研究》，《统计研究》，2003年第5期。
(33) 毛日昇：《出口、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就业》，《经济研究》，2009年第11期。
(34) 渠慎宁、吴利学、夏杰长：《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波动：价格粘性、定价模式及其政策含义》，《经济研究》2012年第10期。
(35) 沈利生：《“三驾马车”的拉动作用评估》，《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年第4期。
(36) 单豪杰、师博：《中国工业部门的资本回报率：1978-2006》，《产业经济研究》，2008年第6期。
(37) 吴利学：《中国能源效率波动：理论解释、数值模拟及政策含义》，《经济研究》，2009年第5期。
(38) 王彤：《近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变动特点及影响因素》，《中国物价》，2003年第6期。
(39) 王洛林、魏后凯：《振兴东北地区经济的未来政策选择》，《财贸经济》，2006年第2期。
(40) 夏杰长、李芳芳：《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服务业就业特征与趋势研究》，《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7期。
(41) 于泽、章潇萌、刘凤良：《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内生动力：需求还是供给》，《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4年第3期。
(42) 杨胜刚、朱红：《中部塌陷、金融弱化与中部崛起的金融支持》，《经济研究》，2007年第5期。
(43) 张杰：《出口促进中国企业生产率提高吗？—来自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的经验数据：1999-2003》，《管理世界》，2009年第12期。
(44) 郑若谷、干春晖、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研究》，《经济研究》，2011年第5期。
(45) 张光南、李小瑛、陈广汉：《中国基础设施的就业、产出和投资效应》，《管理世界》，2010年第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