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Mariame和Attika是两个在西方文化中成长的穆斯林女性。她们都是移民家庭出生，毕业于精英学府，口才好，踌躇满志。在很多人生选择中，头巾扮演了不大不小的角色。成年后，一个选择摘下头巾，一个选择戴上头巾。这和宗教有关，也涉及女性的选择。背后则是个人意识、社会共识和信仰自由的博弈。
从宗教层面，以穆斯林头巾为话题的辩论和纷争已经不少了。这次，我们希望从女权角度，让这两个穆斯林女性聊聊自己，以及她们的选择。这是上篇，讲的是Mariame Tighanimine摘下头巾的故事。
Mariame Tighanimine。
摘下头巾
1
Mariame是巴黎一个创业公司的合伙人，她讲话亲切，很热情，但说一不二，是个极有掌控感的人。还没见面，我就有这种感觉。电话里，她说见面可以，但有件事不能问。为什么决定取下穆斯林头巾，她不想讲，“这个太私密”。
去年五月，她成为一个“光着头”的女人，怪怪的。现在， “光着头”的新鲜感还在。
我见到的Mariame，大眼睛，粗眉毛，板寸头发，一身牛仔休闲装，看上去酷酷的。她二十九岁，面容姣好，不喜化浓妆，但特爱捯饬自己，出门前总是打扮美美的。
因为现在“光着头”了，一般人看不出她来历，马格里布人？拉美来的？西班牙或意大利人？还是个混血儿？她姓Tighanimine，和父母出生的村子同名。Tighanimine村位于摩洛哥西边，离大西洋很近。
但有一点大家不会再忽视了，她是个女人。
我们坐在巴黎八区的一个酒吧里，店员小哥称她“小姐”（Mademoiselle），她笑嘻嘻地纠正说是“女士”（Madame）。她是一个订了婚的女人。以前么，“只是个戴头巾”的。
可Mariame之前戴的头巾，颜色也鲜亮好看，其实挺时髦的。怕我不信，她掏出手机亮出照片。只见宝石蓝的头巾和西服上衣，蛋黄色T恤，纯白色过膝长裙和隐约可见的鲜红色鞋子，那天阳光也好，浓墨重彩当间，她笑得可真灿烂。
摘下头巾，她花了五年时间，想了很久，也等了很久。开始时，一天不戴，第二天赶紧戴上。后来戴发箍或各种帽子，有贝雷帽，也有大盖帽，可以看到一小撮头发。摘下来是一点一点儿的事，就像拔河比赛，断断续续，没法彻底。
有时她把丝质方巾一折，往头上一搭，前面系个结，整一个奥黛丽·赫本在老电影里的经典扮相，特有范儿。这么走在大街上，有人会停下来，说“好美，你怎么弄的？”赞美她的姑娘不少是金发碧眼的，这点让Mariame特骄傲。
但她长了一张阿拉伯人的脸（她其实是柏柏尔人），也会碰到刻薄的，问她这是爱美啊，还是宗教标志。
2016年五月，她去了新加波，那里又热又潮湿，她干脆帽子也不戴了，反正在国外，不认识谁，也没人认识。连续十天，她在大街上“光着头”，回到法国后，便不再戴头巾了。“你看，有时候不要想太多。”她说。
“新加坡，棒极了！”这句话，她说了两遍。笑眯眯的，让人过目难忘。
Mariame在Facebook上贴出“光着头”的照片前，还是有些担心。她之前办过网站，社交网络追随者不少，之间也常互动，突然放了一张不同的照片，她想知道网友的反应。
“这么说挺傻的，但大家留言说我好看。”底下的评论里，没有侮辱的话语，甚至也没人指出她不戴头巾这个变动，似乎她贴的是张很普通的照片。这么说太乐观，因为当然也有人转发，点评说“太可惜了，她迷失了自我，希望真主能够拯救她”。
2
不戴头巾，也有烦恼，每次出门都得打理头发，她想把头发弄卷，但到时又得抹各种护发用品，可讨厌了。她干脆剪了短发，图个方便。
除了上班见客户，晚上锻炼打拳击，她还在写书，讲的是自己作为一个法国移民后代的故事。她正好写到这一章节，名字就叫“过渡”，人本身没变，但还是从一个阶段过渡到了另一个阶段。
Mariame的人生变故不止这一个。她曾在巴黎十大读社会学，为读博做准备。这样一个学术女，如何转型成为一个小小的“商界女强人”？这还是要从头巾说起。
2008年那会儿，她在上学，正考虑同导师谈谈读博的事儿。当时姐姐从建筑学校毕业，但一直找不到工作，面试时，听到最多的便是，我们可以给你工作，但你得把头巾摘掉，出于原则，她都拒绝。但长期失业在家，她快疯掉了，心想别人不给工作，那就只能自己创业。
Mariame本想好好读书，课余给姐姐搭把手，但和博导的会谈改变了她的职业规划。
博导是个女的，听到Mariame说要读博，挺高兴，一直觉得这个学生成绩好，人又聪明，但只有一个条件：摘掉头巾。听到这句话，她好像看透了什么，有些大彻大悟——她不管做什么，结局都一样。
即使博士毕业，她仍是个戴头巾的，依旧找不到工作。
她有时会想，如果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戴不戴头巾或许不成问题吧。她看到很多中东妇女，特有钱，来到巴黎，在旺多姆广场购物，整个脸都被蒙住，也没听说有哪个名店曾把她们赶出去的。“反正在这个社会，只要你有钱，你就被保护。”她感慨说。
法国法律禁止任何人在公共场所把脸蒙住。
记得2014年在巴士底歌剧院，一名中东游客戴着全罩面纱，坐在最前排听歌剧，被台上演员注意到，工作人员中途把她请走。这件事在法国媒体引起不少喧嚣，剧院负责人回应说，歌剧传递宽容的理念，赶走客人总是件令人不怎么愉快的事。
她中途肄业，和姐姐创立了网上女性杂志——“头巾和城市”（Hijab and the City），名字受到美剧《欲望都市》启发，讨论性、婚姻和宗教各种话题，读者多西方文化中成长的穆斯林女性。
2011年，她合伙创立了公司——Babelbusiness，帮助个体创业，不仅对创业者提供专业指导，也会为他们同大企业牵线搭桥，扮演了“教练”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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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博客里，她记录了第一次“光着头”的职业会晤：
“和之前一样，我准备了所有的文档；和之前一样，我穿着戴头巾时经常穿的职业套裙装；和之前一样，我活力满满。面前的男人，白皮肤，四十多岁，典型的投资商和高管的模样，估计是巴黎新创企业投资生态圈的老手。
我也不是第一次见这种人。之前，除了我的企划，他们一直在评论我，问’你家是哪儿的？你从哪儿来？你怎么考进这所学校的？我很喜欢郊区！你是摩洛哥人？我刚去了马拉喀什，那儿的古斯古斯面特好吃。我去过郊区，就一次。挺好的，但其实我有些害怕车被砸！你认识这个女的么，黑人，特漂亮，也是93省的，创立了一家服装品牌！’他们一点都不了解我，却说这些没头没脑的话，好似我们特别熟似的。
这次，我头上没戴东西，没什么能够转移他们视线了吧，我开始做演示，那男的，看我的眼光特猥琐，还说了些对女性不敬的话，这跟我们的主题没一点关系。我本来想挥起拳头，冲他脸打过去。想想算了，最后拿起东西立马走了。”
她认识的男性，同样去见这名投资者，却从没遭到如此对待。
第一次，她意识到日常生活中的男女不平等。之前或许也有，但面对种族歧视或阶级差异时，她太过敏感，反而忽视了其他细节。第一次，旁人开始把她看成一个女人。“之前好似，我连一个女人都不是。”
在男女不平等的语境中，她的女性身份觉醒。但是，“被”觉醒的这种方式“让人非常不安”。
Mariame身上标签太多。移民后代、郊区长大、家境一般、宗教信仰特征明显，最后还是个女人。说起这些，她哈哈大笑，无奈背后，现在更多了些坦然吧。那她是个女权主义者了么？答案似乎没那么绝对。
女人可以很暴力。一次，大街上有个女的冲Mariame吐口水，说“滚回你们伊朗去”。她那时戴着头巾，回话说：“这位女士，我不是伊朗人，法国才是我的家。”
她在法国出生，会讲柏柏尔语，但母语是法语，思维方式也是法国式的。比如“毛病特多，热衷发表意见，整一个事儿精”，她打趣说。
女权是什么？她觉得这个词儿被滥用了，因为法国很多女权人士排斥某些群体，特别是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仿佛她们不是女人，而是敌人，得把她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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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十大上学时，她一个朋友去上法律课，那天正好是三月八日，女老师很有名，担任研究生课程主任，说今天是妇女节，是全世界自由女性的节日，但仍有很多女性受到压迫，阶梯教室里竟然有戴头巾的，这简直是对女性的侮辱，太丢人了。
随即，教室里响起热烈的掌声。她朋友就是那个戴头巾的，二十岁的小姑娘，看到同龄人鼓掌，特难受，哭着逃走了。
Mariame自己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社会课老师看到她，让她出去。她听了，笑嘻嘻地说，“你不开心关我什么事，我反正就要待在这里上课”。
她不是个任人欺负的主，但遇到这种事儿，也会很难受，只是希望表现得强大些，不能在别人面前流泪。
穆斯林头巾引发的争议几乎每天都在法国上演，有个新闻案例因其戏剧性，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那是2015年2月，查理周刊恐袭后不到一个月，很多法国人尚未从悲痛中走出来。巴黎十三大一名保险法资深教师去上课，看到班里坐着一个戴头巾的女同学后，拒绝“在’查理周刊受袭’事件后，还要给戴头巾的人讲课”。
法国法律禁止小初高学生戴头巾，但允许学生在大学课堂上戴头巾。校方没有接受这名老师的做法，最终以歧视为名，将其暂时解职。
Mariame说每人戴头巾的理由不一样。去问十个人，可能有十个不同的答案。
她戴头巾，出于宗教信仰，但也没想着说要保护自己，不让别的男人看她。成年之后，她试图解释背后的原因，“我觉得自己跟其他人一样，但大家老说我跟别人不同。我想反正我都跟别人不一样了，那我就戴上头巾给你们看。有时候，我想跟全世界作对。”
说到这，服务员小哥端上我们刚才点的饮料，但搞混了。“我长得样子像是喝酒的，但不是，哈哈。他以为我喝酒，你喝软饮，哈哈哈。”现在，少有人从她的外貌猜测出她的过往和身份。
她曾是别人眼中的“被压迫妇女”。但她当时戴头巾是自愿的，属于个人选择，这个解释让些女权人士很难堪。
“这挺矛盾的，她们希望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实现解放，但却要把她们从大学里驱逐出去。你想，一个所谓’被压迫妇女’会主动去上大学么？大学是求知和交流的场所。我去上学时，发现了整个世界。”她说。
所以，她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女权主义者，但坚决支持平权。各种层面的平权。她最见不得别人受欺负。有次坐火车，旁边一个阿拉伯裔小哥怀疑罗姆小孩试图偷他钱包，便要抽他，Mariame看在眼里，对邻座说，“他就是一个孩子啊。”她不明白，同是法国社会被歧视阶层，大家怎么也相互“残杀”。
但有点她很确定，自己绝对是个新时代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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