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毕业后要服兵役一年半，考研究所时我重回台大。考前是姚从吾助理，薪水每月一千元，由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发放。一千元这个数目仅能够维持一个学生最低的生活，而不是一个「学人安于为学」的最低生活。我太穷了，我想起《东轩笔录》中的那个故事。范仲淹奇怪那个孙秀才为什么年轻有为却「汲汲于道路」，当他知道孙秀才志在「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的时候，他决定做此人「日可得三千」，为了使其人能「安于为学」。十五年后，听到孙秀才变成一代大儒孙明复了。他忍不住感慨说：「贫之为累大矣，尚索米至老，则才如明复，犹将汩没而不见也！」更严重的是助教薪水三月一发，又不准兼差，寅吃卯粮也得支得到量才成，可是从何支起？何况我在夏天又考上研究所，按任用助理的规定，助理是专任，研究生不能做，所以专任助理的一千元薪水没有了，只能拿研究生的研究费四百元，四百元对我显然无法做研究。当时姚从吾打算有杨培桂接替我的助理职，由杨培桂把台北商职的教员职务让给我，算作私下交换。可是北商那边一个萝卜一个坑。有坑要填校长自己的人，不同意杨走李来，所以最后也泡汤了（施珂出国前，想把成功中学的助教员职务让给我，也被校长拒绝，理由同上）。当时我所以考上研究所，自信考取后虽然丢了专任助理职务，但因为研究生可兼助教，所以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不料考取后，沈刚伯为了抵制我突然废除了研究生兼助教的规定，硬定应聘助教，所聘者王德毅等人，却都是考不取研究所的。这种措施，当然使我不服气。后来我去研究所不念了，沈刚伯见我走了，又恢复研究生可以兼助教了。我在《文星》写文章，攻击教育黑暗，攻击到台大文学院和院长沈刚伯，伏机在此。我纵有私怨，但攻击时候却诉诸大义，这是我一生的作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德毅，他当助教后，小心翼翼多年勤勉熬成婆，变成台大历史系教授了。他不算旁门，我却变成了左道。学府秘辛，好有一比呀。
——本文节选自《李敖风流自传》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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