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电影《武汉日夜》剧照
中国观众最熟悉的与传染病有关的电影，可能要数《卡桑德拉大桥》 （ 1976年） 。在这部影片里，观众近距离看到了肺鼠疫可怕的传染性和可怖的死亡景象。影片的立意虽然指向官僚机构的冷漠，但观众仍然为其中的“英雄”所折服，他们在千钧一发之际临危不乱，在山崩海啸中力挽狂澜，同时又在患难与共中见证真情，烘托出伟岸挺拔又至性至情的形象。这种情节设置与人物刻画方式，此后几乎成了抗疫题材电影的标准配方。
抗疫题材电影可归入灾难片的类型范畴。传染病肆虐是一种极端情境，用极端情境考验人性的卑劣与高贵，在生命的脆弱与命运无常中书写真爱永恒，天然具有感人的艺术效果和隽永的情感力量。在《传染病》 （美国） 、 《感染列岛》（日本） 、 《流感》 （韩国）等影片中，这些“套路”屡试不爽。
日前上映的《武汉日夜》作为一部纪录电影，当然不可能用情节剧的理念来人为地强化戏剧冲突，也不能违背现实逻辑虚构英雄的惊天伟业，或者幻想爱情的感天动地。虽然纪录片追求真实、崇尚情感表达的克制自然，但我们还是有些错愕， 《武汉日夜》居然可以如此冷静地记录那些与死神较量的间不容发的场景和那些生死相隔的悲情场面，以及劫后余生的欣喜与激动。
相对于情节剧那种主线清晰、戏剧冲突一波三折的情节设置方式， 《武汉日夜》为了完成对一座城、一场“战役”的还原，选择了多线并进的结构方式，影片中有名有姓的人物超过10个，以挖掘更为丰富的故事。当然，这种全景式的扫描也容易带来剪辑上的跳跃与断裂，缺乏核心事件与人物作为情绪承载。尤其当影片省略细节的累积以及长期跟拍的过程铺垫，直接呈现结果，看似实现了叙事的简洁高效，但牺牲了情绪的饱满以及倾向性的自然流露。例如，志愿者队伍中王紫懿与丈夫相识两个星期便领证，固然表现了特殊时期的爱情速度，但观众毕竟会因为没有看到他们之间的情意涌动、甜蜜相处、彼此倾心的时刻而感到遗憾和突兀。
《武汉日夜》在一种旁观式的记录中，尽可能保持了冷静客观，不介入事件，也不与被采访者对话，从而保留了许多抢救病人的珍贵影像，同时也定格了许多日常性的温馨时刻和生离死别时的悲恸无声。甚至，影片中没有出现一个政府工作人员，这看起来有失公允，但影片可能想借此确立一种纪录的平民性、日常性，远离那种全局部署、宏大视野的高调空洞，尽可能地将镜头对准无数普通的医务人员、志愿者、患者，从而实现一种更为低调平和的主题表达。
这些影像来自于不同的拍摄者，剪辑上的不连贯性在所难免，但影片保证了几段主要故事的大致完整，包括王枫姣夫妇彼此的牵挂与鼓励、石长江在孙辈语音的陪伴下重见天日，以及苏洁在父亲临终时无法见上一面的悲怆、李超在得知三位亲人离世后的沉默、李青儿生下孩子后一切安好的欣慰……这些细节有些零散琐碎，或许无法连缀成更为扎实的情节，也无法在更为饱和的细节铺演中累积起磅礴的情感力量，但它们以一种朴素真诚的方式，以贴近现实的细腻，即便以惊鸿一瞥的方式出场，仍然轻易击中了观众的泪点和情感软肋。
《武汉日夜》的素材虽然来源不一，拍摄时可能缺乏一种严密的前期设计与规划，但是，影片通过后期剪辑体现了较为精妙的衔接和意义的拓展。例如，官爱玲离世后，影片接的是李青儿分娩的画面，将“死亡”与“新生”进行了不动声色的诠释。还有大量空镜头的出现，既可以产生抒情的意味，也能承担起剪辑点的功能。而且，这些空镜头还不乏浓郁的诗意和蕴藉的解读空间。如俯拍中空无一人的大桥上，红色的灯笼在一片冷色调中微弱地传递着喜庆的气息，这时，一辆闪着幽蓝灯光的救护车孤独地行驶在桥面上，有一种极为冷峻又悲壮的意绪流淌其中。还有武汉灯火璀璨的夜景、雪花飘舞的肃穆、落日长河的阔大、黑云压城的压抑、凄风冷雨的萧索、苍翠碧绿的春意盎然，都与前后的画面产生了丰富的对话关系，营造了特定的氛围，并有效调节了叙事的节奏。
影片没有用常规的方式突出主要人物和英雄人物，也没有用煽情性的场面来渲染道德上的至善，更没有用人物的豪言壮语来直抒胸臆，而是时刻保持了一种低调克制的观察、记录、还原，从而在一种日常性中看似消解了英雄叙事的壮烈，却以曲径通幽的方式抵达了对于“崇高”的另一种解读：每一个普通的个体，都在日常性的生活与工作中完成了对于责任、担当、勇气、奉献的庄重书写。因为，英雄的塑造未必需要通过惊天动地的事迹来渲染，而是可以举重若轻地通过方舱医院里那些神态轻松的病人欢快地跳广场舞的举动得到证明，通过家属接过遗物时面对护士的道歉还能真诚地感谢护士的宽容得到彰显，通过患者紧紧地抓住医生的手不放来暗示。这些细节因为其日常性和普通性，反而令人看到了一种普遍性和真诚性，它们不动声色地传递了一种比钻石还更贵重的价值：信任。这是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家属对医院的信任，患者对医生的信任。
影片名为《武汉日夜》 ，观众不断看到武汉封城后白天的空旷寂寥、夜晚的绚丽平静，但在影片的核心场景——医院中，我们却无法区分日与夜，因为这里有始终如一的忙碌、争分夺秒的抢救、齐心协力的合作，当然也有生离死别的痛楚。病房里的仪器发出嘀嗒声、蜂鸣声，就像战斗在这里的医务人员一样，昼夜不停。这种“人机合一”的境界，令人心酸和感动。影片中令观众惊诧又潸然的一幕是，战斗结束时，一位医生深情与那些闲置的仪器告别，对它们表达感谢。原来，在这场生死较量中，参与其中的人和仪器，都在以命相搏。至此，我们终于明白影片取名《武汉日夜》的含义，这是一场不分日夜的战斗，这是身处其中时刻无法松懈的与时间的竞赛。
在当时那种十万火急以及生死难料的情况下，拍摄者不可能精心设置场景或者安排情节，也没有机会追随被摄对象以记录他们一段完整的经历，而是在一种带有偶然性、被各种条件限制的情况下见缝插针地完成点滴记录。在这种背景下，影片中缺乏明确的主线和主人公，几个主要人物的情节比较单薄等问题在所难免。我们理应用一种更为宽容的心态来对待这份珍贵的“战地文献”和特殊时期的平民史诗，它是送给每一个平凡英雄的赞歌，是献给伟大的中国人民的赞歌。
（作者系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
作者：龚金平
来源： 《中国艺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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