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套地区一直是中原帝国与草原势力间的缓冲地带。前者在强盛时会占据那里，作为攻击漠北的跳板。后者若有余力，也会想方设法占据，成为衡制帝国的战略基地。这种现象从先秦时期开始，直到明朝灭亡才趋于停止。
但在这段发展进程的末尾，争夺河套的双方都已显出疲态。1472年的三路搜套，就是古老运作机制的回光返照。无论厉兵秣马的明朝当局，还是鲜有退路的蒙古诸部，都不再能打出过去的大规模战役。最终，明长城的彻底成型，算是为这段漫长历史的画上了句号。
早期的封建纵深防御
明朝在横扫河套等地后 采取了纵深防御态势
今人理解明朝时的北方地缘政治矛盾，往往会以长城作为无可争议的分割线。南方的农耕体系牢不可破，北面的游牧苦寒也是自古以来。但至少到北京宫廷首次与西方国家首次接触，这样的思维定势都没有出现。因为他们所继承的理念和传统，都与后世人会觉得理所应当的线式防御不同。
早在1368年后，明朝军队就陷入了漫长的周期性北伐。尽管后人将这段历史看做光辉岁月，却也不能无视过程中的巨大伤亡。除了天气、行军距离等自然因素造成的非战斗减员，蒙古方面的激烈抵抗也从未有过停止迹象。从被史官刻意抹去记录的漠北之战，到记录员大书特书的朱棣五次北伐，其实都是效率极低的对外征伐。只是与过往的汉唐格局不同，明蒙双方的冲突大都远离位于中心位置的河套。
到朱棣为止 明朝已经完全捡起了前朝格局
造成这种千年未有之聚变的原因，恰恰是前朝规划的新式帝国框架。力主南下的忽必烈一系，主动抛弃了草原旧都哈拉和林，也没有将早早拿下的黄河中游视为战略重心。转而依靠重新疏通的大运河与兴起的南北海运，将过去的金国中都变成蒙元大都。这种几乎不可逆的趋势，被后来的明朝皇帝直接继承。区别仅仅是海运荒废和运河漕运压力的大增。
同时，明朝方面还必须为防御而花费更多人力与物资，构筑庞大而复杂的边防体系。包括朱棣在内的数位藩王，就是明朝初期的北方防御中坚。在他们的封地外层，还有大小不等的规划蒙古部族。最为有名的兀良哈三卫，就是其中最有规模的部分。明朝也在这个方向堆积了宁王、辽王和燕王这三支力量，显出有别于其他北部边境的格外重视。但他们都没有尝试用漫长的线性设施布防，更多是以前后交错的要塞填充。仅明军直属的堡垒，就经常分布在草原南部沿线。至于最北方的归化蒙古人，则长期活动在东蒙古与辽西之间。
明初的藩王分封 就以防御北方为主
相比之下，河套地区的重要性就显得有些微不足道。在蒙元时期，这个昔日的边陲要地成为了帝国连接东西南北的十字路口，地缘形式转而向中心区域过渡。等到明军开始大规模北伐，当地的繁华局面也被战火所彻底摧毁。因此，位于最北端的庆王领地，也仅仅是直辖南部。至于北部到阴山以南的黄河河道，都交由实力微弱的小型部落留居。在那个矛盾主要集中于东部的阶段，这样的布局似乎没有任何问题。
但在朱棣篡位与明英宗继位之间，这个最初的纵深防御体系遭到了釜底抽薪式架空。忌惮同袍效仿自己起事的皇族，将藩王领地内的军政大权收回，并逐步安排到更南方的区域就藩。至此，原本可以独立运作的边防军区，开始成为不停要饷的驻军据点。巨大的耗费在一开始就让经济不发达的明朝有些消受不起。迫使他们从草原南部主动后撤，放弃那些担任外围防御的要塞。在直隶一带，这种收缩政策造成的就是兀良哈集团的追随南下。但在隶属大陕西的河套，却没有能完成同步迁徙的可靠集团。这种突然出现的空档，自然会有人来进行填补。
明朝控制下的河套 被划入大陕西省内
噩梦开始
收缩后的明朝边防据点 开始挡不住蒙古南下
在1420-50年代之间，明朝的防御系统收缩还没有在河套地区造成显著影响。但这主要是因为西蒙古的瓦剌崛起，在草原各地吞并其他部族。其主要的打击方向，也大都集中于晋北的大同到直隶的京师之间。明军在土木堡的惨败和蒙古追兵在北京城下撤退，都是让河套免于风口浪尖的重要事件。
1455年，也先太师因篡位而遭各部族群体围攻。原本的瓦剌霸权因其被杀而立刻崩溃，长期遭压制的东蒙古鞑靼集团复兴，并利用明朝后撤给出的空间壮大。相比实力有余而名分不足瓦剌，其统治者因具备黄金家族血脉而经常握有正统性大旗。虽然他们暂时没有入主河套的意思，却将许多类似也先的非正统的势力向当地挤压。例如当初随元朝皇帝北逃的阿速近卫军后裔和回鹘集团，就在这个时期开始频繁攻入河套。他们在无主之地内兼并了许多小规模部落，并开始成长为明朝中期的边防噩梦。从晋北的大同到河西走廊，都成为其定期光顾的目标。
没有黄金家族血脉 就无法具备成为至尊的正统性
此时的明军，实际上已不具备大规模野外决战的能力。土木堡的全军覆没，葬送了最后一批具备大兵团作战实力的将领和士兵。失去封建自我供养能力的军镇，无不需要朝廷的粮赋和食盐供应，却又保留着原本的食利阶层。因此，当京师的近卫军开始进行募兵制改革，大部分边区的卫所就必须以自己的基本盘进行缓慢恢复。除少量将领指挥的骑兵外，占据多数的步卒则沦为最纯粹的守城民兵。为了让其有能力参与野战，明朝官方总是定期赶造战车供其使用。然而，缺乏基本军事素养的弱兵，连守护车营都非常吃力。一旦因战事需要而被迫机动，则更容易成为蒙古骑兵的优先突袭对象。
作为应急措施，明军在15世纪中期开始频繁的搜套作战。即不动用大规模部队，只以小股骑兵进行反袭扰和预防性扫荡。至于攻击的目标，也往往是缺乏准备和重兵防御的后方营地。倘若遭遇顽强阻击，则可以迅速向南回撤。一旦有所斩获，则可以将掳掠的畜群带回卫所改善生活。至于包罗万象的敌军首级，也是不断向朝廷邀功要赏的唯一途径。
明军步卒的战力退化 严重制约着北伐效率
但以上行为从不能改善河套地区的安全形势。不断遭袭击的蒙古牧民，自然在抱团仍显不足的情况下，主要邀请那些有实力、有意愿南下的较大势力保护。他们在明军执行搜套作战的时候，完全可以用围魏救赵的方式进行反制。结果就造成搜套次数越多，河套北部的蒙古势力就更加强盛。加之明军的防御体系，依然是早年留下的纵深配置，许多部队驻地之间存在巨大漏洞。所以很容易被对手轻易穿过，在许多地方犹如无人之境。
最后，对于这些遭挤压的蒙古部族来说，河套也在两个方面满足了他们的需求。首先是相对较好的水分气候环境，让牧业和初级农业都有更好的保障。因为河套自古就是一个可以养马屯田两不误的基地，生存处境明显好于东蒙古的需要尴尬区域。此外，由于传闻成吉思汗就葬于当地，也让河套在蒙古人心中具有神圣地位。那些不具备黄金家族血脉的首领，都会以祭祀铁木真的方式为自己增加政治筹码。
河套地区的农牧业潜力 始终吸引着蒙古人入驻
惨不忍睹的三路出击
1472年 明朝策动了最后一次大规模北伐
1472年，河套蒙古势力的壮大已经让明宪宗感到忍无可忍。大臣们在朝堂上的引经据典，无不是在将汉唐的光辉往事拿来论证：明军需要大规模北伐，从而开启彻底解决问题的大门。
于是，野心勃勃的三路出击方案成型。明军将从山西、宁夏和陕西三路出击，同时对河套北部的几个蒙古部族进行扫荡。最后在当地筑城，从而在蒙古势力的中心位置设立基地。至于所需的10万兵力和物资，除附近卫所的驻军，还有从京师赶往增援的主力。经验丰富的三位将领，则被分别派往指挥作战。其中，朱勇曾长期执掌过精锐的三千营和神机营，赵辅也参加过镇压大藤峡和对女真部族的征讨。排名末尾的刘聚，也在东南两省、北京保卫战中出力。应该说，以上这些人员是明朝当时所能凑出的最佳组合。至于尚未出名的王越，也负责在大同进行支援。
曾在北京城下同蒙古人作战的 刘聚
然而，这次被寄予厚望的北伐，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惨淡收场。理想中的10万大军，主要由后勤民夫和缺乏野战能力的步卒充数，真正有战力的骑兵始终居于少数。作战计划又要求他们分头出动，很容易成为强敌的围歼对象。几个人对此都是心知肚明，在按计划出发后就放慢脚步、停滞不前。当时的河套蒙古势力，因旧霸主毛里孩的病死而陷入混乱。这让他们没有办法组织大规模的包围作战。但分散行动的好处，就是让明军也不能抓到真正核心，反而有利于自己灵活机动。当明军各路人马在边区驻足，他们的轻骑兵便避开正面南下，继续对缺乏保护的卫所进行劫掠。结果，三路明军全都被奇兵牵制，又不敢退兵南下防御。
到了1472年末，明军的物资消耗过半，实际上已经没有了打下去的能力。这次规模浩大的搜套北伐，也因此很难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虽有王越在第二年偷袭红盐池得手，也不能在根本上缓解恶劣的边境局势。明宪宗迫于无奈才下令撤兵，而他的后辈们连这样的无功而返而组织不起来。
越搜越强的蒙古人 最后还将杀入关内
此后，明朝对于河套局势更加放任自流。除了王越孤身一人组织的几次袭扰，也不再有任何的反击架势。河套的蒙古集团，也一度发展到足以同黄金家族正统抗衡的地步。但因为缺乏正统性和内部的分裂，终究在嘉靖初年被著名的阿勒坦汗收复。河套地区的重要性，也随着东蒙古强势而迅速降低。
到了16世纪前期的嘉靖皇帝当政，还有大臣不断提议对河套北部进行主动出击。但来回数次的套路，都因财政方面的捉襟见肘而只能作罢。嘉靖帝虽然炼丹有方，对于军政大局却没有准确的捕捉能力。唯一的原则就是不要耗费太大，并先后叫停了对蒙古和越南的征伐攻略。但已经兼并河套的阿勒坦汗，却不可能对其没有任何措施。
搜套战略失败 预示着今人所见的长城出现
在1550年的庚戍之变中，不少来自河套的骑兵就加入了南下大军，让心高气傲的明朝皇帝是脸上无光。鉴于旧时代留下的体系已基本瓦解，明朝当局不得不大规模加固边境工事，并逐步形成后人所熟知的线式防御。大量砖石结构的护墙，取代了原先只有土木结构的堡寨，成为今天的明长城样貌。精疲力尽的明蒙双方，则隔着这倒白墙开始妥协。与其说是双方不愿再起争端，不如说是两个地区都在衰退趋势中耗尽了资源。
正因如此，当更晚的后金八旗集团出现，便不再需要面对什么顶级强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