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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江山图真实图 千里江山图究竟妙在哪里(1)

《千里江山图》北宋蔡京题跋

所有《千里江山图》的观者,都必然会对这件恢宏壮丽、色彩斑斓的巨幅山水画深感着迷!此画最令人惊叹之处,在于其鲜明的色彩,以及巨幅的尺寸和比例。全画以浓重的矿物颜料绘成,较同时期流传下来的其他任何青绿山水画都要鲜艳。画卷的尺幅近12米长、半米多高,大小几乎是张择端举世闻名的《清明上河图》长卷的两倍。只见画中峰峦起伏、绵延千里,高崖飞瀑的山间点缀着房舍屋宇和水榭亭台,有水车和桥梁依地势而建,湖上则有渔舟、游船荡漾其间,水天相接,益发突显江河浩渺的无尽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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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全图

看题跋

紧接在画卷之后的,是徽宗宠臣蔡京的题跋。在跋文中,蔡京说明了此画是徽宗皇帝于政和三年(1113年)闰四月八日所赐的礼物,而画家的名字叫作“希孟”,曾为“画学”学生,18岁即被召入宫廷,并在众多画家中脱颖而出,获得徽宗亲授画法,不到半年时间便绘制完成这幅山水长卷。由蔡京题跋的时间可知,《千里江山图》最迟完成于政和三年,但“希孟”究竟为何许人?即使遍查史料,甚至是记录徽宗当时画院活动的《宣和画谱》,仍无法得知。唯有从画作上清初收藏家梁清标的题签和宋荦的题画诗,我们才获悉“希孟”姓王。宋荦更进一步推测王希孟画完此图后不久,即于20多岁便英年早逝。但对于这样的说法,迄今仍无从得知或证实其来源依据。

相较于王希孟至今成谜的身世,《千里江山图》画卷本身则透露出更多有关王希孟的艺术成就,以及流行于北宋的文化和艺术风尚等讯息。如在蔡京的题跋之后,元代溥光和尚于其题跋中即对《千里江山图》赞赏不已,并感叹,从自己15岁初次观赏这幅画作至今,已看过近百回,但每次展卷仍折服于画家的巧工绝艺,并得到全新的感受。毕竟这件作品设色鲜明、布局巧妙,即便宋代画家王诜、赵伯驹的作品都无法与之媲美,将此画置于古今丹青小景中,诚可谓“独步千载,殆众星之孤月耳”。

确实,任何人面对王希孟《千里江山图》这般巧夺天工的作品,或多或少都会兴起如溥光和尚一般的感受吧。然而,在此也应留意溥光的身份:他既是元代著名的书法家,同时也是一位慧眼独具的鉴赏家。正因如此,当他将王希孟与王诜、赵伯驹两位画家相提并论,并盛赞其画作在古今青绿山水画中“独步千载,殆众星之孤月耳”时,必有其深意。

溥光和尚提到的两位画家——王诜与赵伯驹,正好都是宋代的皇室成员,而此二人在“复古”李思训的青绿山水画风上,亦同样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此外,徽宗皇帝本身也受到文人“复古”观念影响,不仅收藏李思训画作,还亲自临摹其作品。尤其北宋宫廷丰富的艺术收藏,可以为宫廷画师提供学习古代大师典范的机会。如传世的一幅徽宗《摹张萱捣练图》,便是徽宗命宫廷画师对内府所藏唐代仕女画家张萱的原作进行的临摹。这不禁让人联想到,王希孟在徽宗的引导下进行《千里江山图》的创作,很可能意味着他也同样受到徽宗艺术品位的强烈影响,又或者徽宗曾向王希孟展示宫廷藏品中的李思训或董源画作,作为他临摹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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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江山图》长桥如画

11世纪中国第一长桥入画

《千里江山图》呈现的高度写实技巧,似乎也传达了某些微妙的政治讯息。据学者考证,此画所描绘的是江南湖光山色及人文景观,如住宅、园林、寺观、酒店、桥梁、水磨、舟船等,而其中最为醒目者,则莫过于画卷前半段中央的一座木构长桥。对此桥之描绘相当仔细,明显可见桥中央有一座两层楼高的亭阁,倘由其外观判断,应该就是位于苏州南面吴江中、建于庆历八年(1048年)的利往桥和垂虹亭。

这座规模巨大的长桥屡见于宋代的文献中,不仅大文学家如苏舜钦、王安石都曾为之歌咏,大书法家米芾的传世墨迹《蜀素帖》中亦曾提到垂虹亭。

《千里江山图》中的跨江长桥,不仅代表北宋在工程技术上的卓越成就,同时也反映出中晚唐以后南方经济迅速发展,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现象。到了北宋末年,随着经济的繁荣,江南的艺术文化逐渐受到士大夫的高度评价,甚至宫廷中亦流行“江南风”,而江南景致在当时也成为最富诗意、最适合入画的题材。王希孟以写实的技法,逼真地呈现出这一片色彩绚丽、犹如仙境的江南风光,遂成为徽宗治下大好山河的代表。

鸟瞰视角,“深远”效果

无论过程如何,徽宗的宫廷画师得以创作出《千里江山图》这般作品,的确令人十分惊艳。相较于唐代的青绿山水画,这件作品的技法更为写实和复杂。一方面此图采用鸟瞰视角来描绘景物,并借山势随溪谷路径之迂回曲折,制造出深远的效果,不仅空间层次清晰,远近距离的处理更是令人信服。

另一方面,全画虽使用重彩设色的画法,但在石青、石绿等颜色之外,还以赭石来渲染山脚、天色,并以笔墨线条皴染山石,使山峰的立体感、明暗效果格外写实生动。显然,王希孟的艺术成就超越了自唐代李思训以降所有擅长青绿山水画的大师们。

不过,王希孟虽借由完美结合宋代魔术般的写实技巧和唐代色彩富丽的宫廷风格,创造出足以与北宋精致艺术及美学相匹配的绘画,但他并非徽宗朝唯一达到这项成就的画家。同样采用青绿山水画法且达到写实精神极致者,还有李唐。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万壑松风图》上,即有李唐宣和甲辰年(1124年)落款。

只见全幅的山水被安置在精心设计的空间结构中,除了突显山壁的侧面性,亦刻意压缩前后景物之间的距离,使地平面整合在一起,创造出令人身临其境的空间幻觉。画上虽敷染浓厚的青绿颜料,唯由颜料剥落之处,仍可见到每块岩石的立体感和粗糙坚硬的质感,完全是借“斧劈”的皴法层层叠叠、一刀一斧刻凿而出;而攒簇的松叶、湍急的水流,则是以细笔一丝不苟地勾描,逼真入微。李唐以一般画家难以企及的技法,带领观者来到恍若真实的幽谷,面对成排的松林,仿佛能听见潺潺的泉水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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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万壑松风图》

道教色彩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成功借用了唐代的绘画技法,将它转化为具有宋人情趣及时代特征的艺术作品。此画不仅代表了徽宗宫廷艺术的最高成就,其背后的文化含义也同样耐人寻味。一些现代学者指出,宋代青绿山水画中的石青、石绿颜料,和追求道教长生不死有关,这点与历史记载徽宗崇尚道教的背景不谋而合,或许这也是此时青绿山水画在宫廷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就王希孟山水画解读而言,由不同的文化脉络切入,自会产生不同的观看方式,诚如画卷后溥光的题跋所云:“一回拈出一回新也。”人们自可将《千里江山图》视为徽宗或当时宫廷对江南文化的一种渴慕,抑或徽宗心中建立的道教不朽王国的期望,或者将其看作是为了颂扬北宋王朝而精心绘制的一幅杰作——如同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般描绘了徽宗治下辽阔疆域的和平繁荣景象。但无论如何,可以确信的是,在每次展卷、收卷之际,承载了北宋艺术理念和精髓的《千里江山图》,都会让观者的想象力在其中漫游,仿佛引领人们回到那个万象纷呈的时代!

相声这东西很奇怪,有的人说半天,声嘶力竭就是没人乐,有的人一句话一个包袱,全场乐不可支。这是为啥呢?

看看古人是怎么说相声的吧。当然,当时这个不叫相声,叫“戏谑”。

《湖海新闻夷坚续志》里讲了这么两位,一个叫郭忠恕,一个叫聂崇义。哥俩儿都是五代末北宋初那一段的画家,爱好就是戏谑。有天郭忠恕挤对老聂:“近贵全为聩,攀龙即是聋。虽然三个耳,其奈不成聪。”这分明是笑话老聂的“聂”字。老聂也不含糊,当场反唇相讥:“勿笑有三耳,全胜畜二心。”这是笑郭忠恕的名字。众人无不大乐。所以,想让人乐起来,得自嘲,还得有点文化,有急智。

说到最有急智的,当属唐玄宗身边的黄幡绰。这人在皇帝身边,是专门负责逗乐的。有一次宁王和皇帝一起吃饭,没忍住咳嗽起来,唾沫喷到皇帝的胡子上。宁王吓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唐玄宗呢,本不以为意,可也有点尴尬。旁边的黄幡绰说话了:“王爷你这不是咳嗽啊,你这是喷帝(喷嚏)。”一句话,唐玄宗大笑起来,气氛又变得融洽起来。

安史之乱中,唐玄宗逃奔四川,黄幡绰没来得及走脱,落到安禄山手里。有一天,安禄山做梦,梦见衣袖长得都垂到台阶上了,问黄幡绰啥意思。黄幡绰答:“意思是当垂衣而治之。”安禄山梦见殿中的槅子倒了,黄幡绰的解释是“革故从新”。

这些事,在玄宗回到长安后,都被人当罪状告诉玄宗了。唐玄宗找来黄幡绰,问他是怎么回事,黄幡绰说:“我实在不知道陛下去四川了,蒙尘贼中,必须得取悦他们,否则活不成啊。现在陛下回来了,我才明白安禄山做梦的真正含义。”

唐玄宗问:“啥含义啊?”

黄幡绰答:“袖子长,是出手不得。槅子倒,是胡(扶)不得也。”

唐玄宗又被搔到笑点,哈哈大笑,不予追究。

讥讽现实,批评现实,是戏谑者引起人们共鸣的最大法宝。

南宋宁宗年间,韩侂胄贸然北伐失败,劳民伤财、死伤无数,他自己压力也大,头发胡子都白了。皇上赐宴安慰,宴席上还有个“群口相声”。上台的四个人,一个自称樊迟,一个自称樊哙,另一个自称樊恼,还有一人问话。先问樊迟这名字谁取的,樊迟说:“孔夫子取的。”众人赞叹:“说得过,樊迟本来就是孔门七十二弟子之一嘛。”又问樊哙,樊哙说:“汉高祖取的啊。”大家纷纷说:“没错,樊哙是汉家名将。”接着都瞧樊恼,樊恼说:“我这名自己取的。”一下全场大笑。这不是挤对韩侂胄硬要北伐,烦恼自取吗?

戏谑者人虽卑微,但对权贵从来不含糊。韩侂胄之后是史弥远当政,到他那里钻营奉承的人络绎不绝。就有俩说相声的上台,捧哏拿了块石头,用木棍钻,逗哏问:“你这是干吗呢?”捧哏答:“钻石头啊。”逗哏道:“你不去钻弥软(远),在这儿钻弥坚,还能有出息啊?”

当时的另外两位大官,一个叫真德秀,一个叫魏了翁,两位都是程朱理学的继承者,儒家传人。二人想在朝廷搞改革,只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什么规矩都没变,挺让人失望的。而这次失败的改革,也成了戏谑的题材。

两个说相声的作儒生打扮上台,其中一人还拿着一只鹤的模型。甲问乙:“您尊姓大名?”乙答:“我叫钟庸。”又问:“拿的是什么啊?”答:“大鹤(南方‘学’与‘鹤’音近)。”后面的情节是,俩人相约喝酒,乙喝醉了,倒在地上不动。甲打着乙的嘴巴,说:“什么钟庸(中庸),什么大鹤(大学),白吃了这么多酒食,一动都动不得。”

比较完整的戏谑段子,记录在岳珂的《桯史》中。说的是某一年大考,有关官员做了精心准备,饮食周到,几案也宽大。万万没想到,试题出了毛病。头一天的试题里有一句“闻善而行沛然莫御”,有考生提出,“沛”字错了,应该是“霈”。当时主考官在打瞌睡,和考生交流的是个年轻官员,没当回事,说既然错了,那就改成“霈”吧。

试题有改动,当然应该公布,可主考官把这事忘了,结果考生有写“霈”的,也有写“沛”的。到了第二天,考场又宣布正确的字是“霈”,结果写“沛”的考生不干了,认为考官耽误了自己,于是在考场上闹事,还把工作人员给揍了。挨打的人赶紧喊:“有雨字头也行,没雨字头也行,都算对。下一次不敢了。”

考试之后,闹事打人的考生都被抓了起来,有司请考官和工作人员吃饭压惊。

酒过三巡,群优序进。其中一人问:“汉朝四百年一共有多少个丞相?”甲开始从萧何、曹参掰着手指头数,无一遗漏,群优咸赞其能。又有人问:“唐朝三百年,有多少名将?”乙张嘴就来:“张巡、许远、田万春……”甲打断他:“不对啊,应该是雷万春。”二人争执不下,于是向一人请教,确认是雷万春。乙立刻撸胳膊挽袖子,欲打此人,这人赶紧说:“有雨字头也行,没雨字头也行。”敢情在这儿等着呢。

当时在座的考官们个个面红耳赤。这还没完,一人持令旗上台喝道:“考官在此就座,你们休得无礼。”群优回道:“下一次不敢了。”

这个段子说完,自然是那些被抓的考生全被释放了。看看,逗乐的作用太大了。

艺人们有时候还会戏谑到皇帝那里。宋高宗的时候,有个厨子因为给皇帝煮馄饨没煮熟,被下了大理寺监狱。不久,宋高宗要听段子,两个人开始表演,甲问:“你哪年生的啊?”乙答:“甲子生的,你呢?”甲说:“丙子生的。”这时他们的搭档立刻向皇帝报告:“这两个人都应该下大理寺。”宋高宗不明白,问为啥啊,回:“甲子(饺子)、丙子(饼子)皆生,应与馄饨不熟同罪。”逗得皇帝哈哈大笑,马上传旨,把厨子给放了。

对于戏谑,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闻过则喜,也有恼羞成怒的。绍兴十五年(1145年),宋高宗赐宴秦桧于宅邸,还叫了伶人演出。宴席上有位参军说了一大堆阿谀奉承的话,一伶人搬了把太师椅给参军。参军拱手致谢,刚要坐下,头发上的头巾掉了,露出脑后头发上的头巾环来。伶人立刻问:“这叫什么环?”参军说:“叫二圣环啊。”伶人说:“你就踏实坐在太师椅上,二圣环(还)什么的,尽管忘到脑后去吧。”

想想在场的人作何反应吧,举座失色,秦桧大怒。这位伶人最后死在了监狱中。

看来做艺人,想说出大家的心声,还真得有点儿不怕死的胆气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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