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即雍正皇帝去世的第三天，新君乾隆谕告总理政务的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和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朕思目前紧要之事，无过于西北两路及苗疆用兵者。”这里所说的“西北两路”，乃是指屯驻巴尔库尔与察罕泊两处用来对付准噶尔部的大军。
为什么乾隆帝对准部之事如此重视，把他列为必须全力以赴、谨慎处理的第一“紧要之事”？这得从四年以前发生的一桩震惊全国的特大事件说起。
清军和通泊之败雍正九年七月初，远离京城一万余里的北路军主帅靖边大将军、三等公傅尔丹遣派急使，飞速奔驰，于十二月赶到京师，向雍正帝跪呈奏折，报告大军于和通泊为准噶尔兵击败。这一意外的消息，顿使朝野大震。
原来傅尔丹于雍正九年五月六日至科布多，据拿获的准部兵士（实为间谍）塔苏尔海丹巴供称：准部大台吉噶尔丹策零派兵三万来攻北路军营，大队尚未到达，前队只有一千余人和驼马二万，在博克托岭。傅尔丹信以为真，欲乘其不备，“速迎掩杀”，便挑选了兵丁万名，分为三队，于六月初九日出发，轻装进袭。
噶尔丹策零伏兵二万于山谷中，以少数兵士、牲畜引诱，伪败而逃，傅尔丹中计，冒昧前行，大败于和通泊。这一仗清军伤亡惨重，生还至科布多者仅两千人，副将军、辅国公巴赛，副将军、兵部尚书查弼纳，一等公、前锋统领、参赞大臣达福，以及参赞大臣马尔萨、素图等阵亡，参赞大臣觉罗海兰，定寿和侍郎永国等自杀，这是大清入关以来的第一次大惨败。
和通泊之败，不仅对雍正末年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直接影响到乾隆初年的政局，使四年以后的新君坚定了与准噶尔议和的决心。因为乾隆和皇父一样，不得不认真探讨失败的原因及其影响，从中记取必要的教训，采取新的政策。
和通泊之败，使雍正帝及其倚任的文武大臣对清朝与准部双方的形势和力量对比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雍正帝很早就想征服准噶尔，实现圣祖未遂之愿。从雍正四年起，他就命令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与蒋廷锡及川陕总督，三等公岳钟琪经办军需一切事宜，筹集了大量器械、粮米和牲畜，运往前线。
雍正七年三月，他任命傅尔丹为北路大军主帅靖边大将军，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领西路军。上谕讲述准部大台吉噶尔丹策零及其父策旺阿拉布坦的罪状，强调指出若不将其“迅行扑灭”，将来必为蒙古之巨害，贻中国之隐忧。
雍正帝认为此战必能取胜，必能征服准噶尔弹丸之地，因为各方面的条件皆已俱备。“天时人事，机缘辐辏，时不可迟，机不可缓”。岳钟琪还特上“王师之十胜”奏疏，认为噶尔丹策零是“众叛亲离，天怒人怨”，大军进征有“十胜”的根据。
这十胜是：“一曰主德，二曰天时，三曰地利，四曰人和，五曰储粮之广备，六曰将士之精良，七曰车骑营阵之尽善，八曰火器兵械之锐利，九曰连环迭战攻守之咸宜，十曰士马远征节制整暇。”
大学士张廷玉等奏称：“皇上天兵驯熟精锐，所向无敌”。满朝一片预庆必胜的热烈气氛，好像准部真的指日可下了。不料，这些估计，完全错误，准部不仅依然屹立于西北，而且还打了胜仗，清军却遭受了七十余年未有之大败。
准备如此充分，为何会战败呢？原因又是什么？和通泊之败，固然有其客观因素，当时的准部上下团结，兵马强壮，将帅善战，兼之在他们本部作战，以逸待劳，熟悉地形，易于埋伏。而清军是长途跋涉，人地生疏，水土不服，疲惫不堪，供应困难，在地利上处于不利的境遇。
但是，为什么四十年前的八月初一日，清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福全能大败无敌于世的准噶尔部博硕克图汗噶尔丹？为什么三十五年前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准部，吓得噶尔丹仓皇逃遁，被抚远大将军、一等伯费扬古大败于昭莫多，连其妻阿奴可敦也死于八旗兵丁刀下。
显然清军之败于和通泊，主要取决于清朝本身的因素：
首先是雍正帝决策有误，任人不当。这位精明过人的专制君主，虽长于治政，却不谙用兵。他于雍正元年顺利、迅速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之叛而骄傲自负，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错误地贬低了准部的实力，轻率决定进征准部。
雍正任用的两员大帅，皆非帅才。统率西路军的宁远大将军岳钟琪，本系将门之子，又多年征战，军功累累，雍正元年仅领兵五千就出奇制胜，兼程突袭，大败众达十余万的青海和硕特部达赖浑台吉罗卜藏丹津，平定了青海叛乱，因功封三等公，由四川提督晋升为兼甘肃巡抚、甘肃提督，再升为川陕总督。
在当时，岳钟琪确实也是难得的将领，但他毕竟只是一员战将，只是将才，而非帅才，不能肩负统军灭准的重任。尤其是官场倾轧，不少人忌其功高权重，上书朝廷，称岳钟琪系岳飞之后，诬其“欲报宋、金之仇”，将要谋反。尽管雍正帝不予理睬，但岳钟琪自然会心怀疑虑，瞻前顾后，难以决策，对满洲将官不敢冒犯。
因此，岳钟琪担任大将军后，尽管可以上书详陈“王师之十胜”，但却少有建树，很少主动出击，怯战情绪相当严重。
至于傅尔丹，本事就更差了。他的曾祖费英东，虽被人誉为是“万人敌”的猛将，是军功卓著的“开国元勋”，但傅尔丹本人却是匹夫之勇，浮躁寡谋，易为人欺，终于轻信敌谍，中计入伏。
其次，朝中无能人，八旗军队高级将官多系庸碌无能之辈，怯战畏敌。接替傅尔丹的抚远大将军、一等公马尔赛，虽系智勇双全所向无敌的抚远大将军、一等公图海之孙，而他却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历任文职，无所作为。
马尔赛之后的北路大军主帅靖边大将军锡保，擅长于阿谀奉承，被雍正帝誉为“才具优长，乃国家实心效力之贤王”，并以“治军勤劳”，由郡王晋为亲王。谁知，锡保的这些功劳皆为虚报，终因畏敌不前，危害了战局，被议罪革职削爵。
和通泊之败给清廷带来了哪些沉重打击？第一，军威大损，实力下降。清军的惨败，严重地削弱了战斗力，士气更为不振，西北边陲出现了危机。当雍正九年九月准兵乘两个月前的大胜东征喀尔喀时，全靠喀尔喀郡王、额驸策凌率部奋勇迎战，才击败准军。第二年七月，噶尔丹策零亲领大军，由北路入侵，也还是靠着这位额驸拼死反击，使其伤亡一万余人，仓皇逃走。
如果没有额驸策凌及其部下的英勇奋战，清军是不可能抵挡准部进攻的。那样一来，准军就要不断进掠喀尔喀三部，甚至深入内地，西北、北方将不得安宁，西藏、青海、甘肃也要受到威胁，后果将是极为严重的。
第二，军费耗繁，经济负担加重。西北两路大军，人数众多，共有兵士十余万人，另有随同将官士卒的跟役十万余人。这二十多万人每年所需的兵饷，数量相当大。仅军需粮草一年就要花费近二百万石，而道路遥远，交通不便，运到军营的一石粮，常需要花费十几石的用费。
这一切，耗费了数千万两白银，使国库存银急剧下降。雍正中期户部存银六千余万两，自七年用兵准部以后，动支大半，乾隆帝即位时，只剩下二千四百万两。
第三，干戈不止，全国难安。十余万大军转战数千里之外，延续好几年，军情瞬息万变，胜负难测。这使得朝廷不得不全力以赴，专注于对准部用兵事项。雍正帝为此特设“军需房”，著名的雍乾以后具体议处国政的新的中央机构“军机处”，就由此出现了。
军机处固然是政权机构的一大改革，但是，它也表明对准部的用兵，占据了何等重要的位置，使得清廷无法对其他方面的大事认真考虑。雍正七年以后，清廷没有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采取新的重大改革措施，恐怕与此是不无关系的。
而且，十几万兵士的选派、补充和更换，也是一个令人非常棘手的难题。这样大数量的军队，是从全国各地征调而组成的。北京、奉天、吉林、黑龙江、山西、山东、江苏、湖北、陕西、甘肃、宁夏等省的满洲八旗兵士，皆奉命派至军营，遇有伤亡或年限太久，则从本地征补。
雍正帝还专门挑选了几千名能挽硬弓体壮力大的勇士，加以训练后派到前线。大军由各地开往西、北两路军营，沿途所需粮草骡马车辆，数量巨大，州县竭尽全力，也难以置办齐全。尤其是陕西、甘肃，更是交通要道，负担尤为沉重，军民痛苦不堪。总而言之，用兵西北，闹得全国不得安宁，长期延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正是由于这样严峻的形势，使得雍正帝决定罢兵议和，而噶尔丹策零也因两次败于额驸策凌手下，伤亡惨重，元气大伤，愿意休战。因此，从雍正十二年八月起，双方开始谈判。八月初三日，雍正派出使臣前往准噶尔，与噶尔丹策零议和，并将大军后撤，以示议和诚意。
不过这次议和是在没有选择的余地下进行的，因此清廷有所让步，暂时换得西北边境的安宁。然而，准噶尔部一直虎视眈眈，时刻威胁着大清的统治。直至乾隆中期，才彻底解除了准噶尔这个心腹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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