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
“忙人想病人，总不及病人念忙人的次数多，但想念谁深切，则留待后证了”、“我可想你得太！深深地吻你！轻轻吻你！”、“望你珍摄，吻你万千”、“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
这一句句让人耳热的情话来自于邓颖超邓大姐与周总理之间的书信，为了革命工作他们俩聚少离多，就是一封封鸿雁飞书让他们得以排解彼此的相思之苦。这一句句柔情蜜意的情话，不禁让人感受到其中的深情与甜蜜。他们的爱情从青葱到白头，历尽了时光的洗礼，依然闪着让人羡慕的光芒。
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自己的理想与伴侣的理想方向是相一致的，而为了共同的人生目标彼此相伴相携，无怨无悔地努力奋斗，在充实中度过一生。邓大姐与周总理，就是这样一对幸福的革命伉俪，他们相逢于青春年华，认识的那个自己喜欢的人，正好也喜欢着自己，两个人的革命理想一致，人生观与价值观一致，于是就坚定不移走在了一起！
“愿为革命而死，洒热血、抛头颅，在所不惜。”年轻的她以及她的爱情，跟国家命运的脉搏连在了一起。
青年周恩来和邓颖超
那年，青春正盛，那年，他们满怀青春的热血，希望通过自己的抗争能为祖国换来更美好的未来。那年，正逢1919年，为了心中那份崇高的革命理想，参加了轰轰烈烈“五四”青年运动的邓颖超与周恩来就这样相识了。
参加“五四”运动之后，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邓颖超，找到与她一样志同道合的青年学生，到处参加讲演、演话剧，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向群众宣传爱国思想。
不久，由郭隆真倡议，邓颖超、张若茗、王卓吾等同学响应组织了爱国团体，女子师范学生联合其他女校学生和全市的爱国妇女一起，于5月25日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
邓颖超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激动人心的演说呼声很高，被大家推举为评议委员与讲演队长。
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对救国真理不断的探求，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为了加强团队斗争的力量，在总结了前几次请愿斗争的经验之后，郭隆真、周恩来等人根据大家的意见，提议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小组来推动各项斗争。
于是，他们从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学生联合会选出部分骨干分子，组成了比学联更加严密的新团体“觉悟社”。
在青年学生的积极运筹下，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觉悟社”于1919年9月16日正式成立了。它的第一批社员包括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邓颖超等男女青年20人。
邓颖超热情活泼，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评议委员与讲演队长；周恩来睿智而理智，是天津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作为团队中的骨干分子，他们在参加觉悟社的活动过程中越来越熟络起来。
青年邓颖超
邓颖超不仅思想活跃，更是多才多艺的女学生，她在话剧《木兰从军》中的优美形象，吸引了周恩来的注意。她的积极活跃，她的执着坚强，让周恩来发现她与其他女生之间的不同之处。
1920年秋，周恩来到法国勤工俭学追求共产主义革命真理，邓颖超则留在北京师大附小当教员。
1922年8月，邓颖超受天津刚创办的私立达仁女校校长马千里之邀，到达仁女校任教，继续追求着自己的革命理想。
1924年1月，邓颖超参与组建天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并担任特支宣传委员；1925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委员、妇女部长和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
周总理和邓颖超
邓颖超在共产主义理想道路的坚持执着深深地印在了周恩来的脑海里。身在法国学习的周恩来，通过不断地学习与吸收，已经完全认可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从而坚定了自己一生的共产主义道路。而他决定走上的这条道路，不仅布满荆棘，还要有随时掉脑袋的思想准备，如果自己未来的伴侣能高度契合自己的理想方向，跟自己站在同一高度上面对未来的革命道路，那在前进的共产主义道路上，就可以解除许多后顾之忧。
周总理在寻找人生伴侣上充分显示了他的理性与远见，他认为既然自己已经下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就应该找一个像邓颖超这样热情坚强的终身伴侣。
于是，山长水远的周恩来与邓颖超开始通过鸿雁传书来诉说彼此的衷肠。
他们俩在信中谈论革命理论，革命理想，也谈论自己的学习心得和生活上遇到的一些困惑，在书信的来往中，他们不仅增进了对彼此的了解，加深了感情，更是确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坚定了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一生的信念。
一生的模范，永远的偶像，最美的婚姻
有一次，周恩来把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像的明信片寄给邓颖超，并在明信片上写着“希望我们两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
看到周恩来许下这英勇的革命誓言后，邓颖超已经完全明白了他的心意，她立刻下定了决心“愿为革命而死，洒热血、抛头颅，在所不惜”。
就这样，从五四运动中相识之后，他们之间惺惺相惜的友情，以及内心强烈拥有的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献身精神，终于使他们产生了成为对方革命伴侣的愿望。
在邓颖超决定这一生要与周恩来共赴理想，共赴艰难，确定恋爱关系之前，她向母亲征求了意见。母亲杨振德之前是见过周恩来的，对他的人品与才学非常赏识，并认为“恩来是个很重感情的人，是个感情很专一的人”。
但是作为母亲，谁不疼爱自己的女儿呢？母亲知道邓颖超与周恩来几年来，一个在法国，一个在天津，都是鸿雁传书，一直没有见过面，于是建议女儿：“恩来在国外，还是等他回国后再定吧！”
邓颖超知道母亲已经同意了自己的选择，只是世事难料，才建议自己缓缓，等周恩来回国后再说。
青年邓颖超
但邓颖超是个独立的新女性，她认为既然自己与周恩来志趣相同，如今已经认定了对方，就应该尽快答复他，没必要让两人在等待的时间中煎熬。
古人云：“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在邓颖超下定决心答应周恩来的时候，一向淡定的周恩来又来信了，他希望邓颖超把他们之间的恋爱关系确定下来。
于是，邓颖超没有再犹豫，非常明确地答复了周恩来，并告诉他“我们思想相通，心心相印，愿相依相伴，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
就这样，他们彼此立下誓言，携手共赴革命的理想。从他们相互承诺的那一刻起，邓颖超与周恩来就成为生死不渝的革命伴侣，他们竭尽全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整整半个多世纪。
晚年邓颖超
晚年的邓大姐深情地回忆起她与周总理之间的感情，她说：“我们的爱情生活不是简单的，不是为爱情而爱情，我们的爱情是深长的，是永恒的。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彼此有什么隔阂。我们是根据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的共同理想相爱的，以后又发现我们有许多相同的爱好，这也是我们生活协调、内容活跃的一个条件。”
当情侣间走过了热恋的阶段，进入到漫长的婚姻生活中，爱情的真正考验才刚刚开始，没有共同成长的爱情只会将两个人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远，最终使乏味的婚姻在枯萎中结束。而只有建立在信任、宽容，共同成长的情感之上的婚姻，就像邓大姐与周总理之间有共同理想、共同爱好，才能使得生活协调、内容活跃的婚姻生活，将爱情深长地进行到底。
邓大姐与周总理从年轻并肩作战的同志，到相濡以沫的革命伉俪，一路的相伴相知，使他们深深理解对方，而正是这份使他们的爱情超越了世俗、超越了传统，扛住了岁月所有的考验。
邓大姐非常喜欢孩子，对烈士的孩子关怀备至，却没一个自己亲生的血脉。
邓大姐特别喜欢孩子
邓颖超与周总理非常喜欢孩子，但一生都没有自己的亲生子女，他们的高智商与高情商，没有得到传承下来，这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情。
说起来，1925年的邓颖超有过做妈妈的机会，那时候她与周总理刚结婚，结婚不久之后她就和周总理率军东征，这时邓颖超发现自己怀孕了，那时候的她才21岁，第一次怀孕的她觉得自己还很年轻，要以工作为主，孩子的事情可以往后拖了拖，年轻的邓颖超并不没有考虑人流对女性身体造成的巨大伤害，而是为了革命工作，把腹中的胎儿流掉了。
邓颖超做人流的事情，周总理是过后才知道的，周总理听说邓颖超不经自己允许就去做了人流，大发雷霆，这是他第一次对邓颖超发这么大脾气。
他责问邓颖超：“你怎么可以自己作主把孩子打掉，你没有这个权利，这是我们两个的孩子，再说你也不能把生孩子跟革命工作相对立，我们生孩子就是为了接革命的班，你为什么私自打掉呢？”
从来没有看见过周总理这么激动，邓颖超这才领悟到自己的冲动已经对他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邓颖超非常后悔，其实哪个当女人的不希望当母亲呢？但是事情已经发生，她只好面对事实。
邓大姐在革命时期的照片
第二次怀孕时，邓颖超因为第一次流产仍心有芥蒂，非常小心地照顾腹中的胎儿，为了让孩子健康地来到这个世界，她十分注意饮食，早晚按时作息。
1927年4月，邓颖超即将临盆待产，这次她进到一家德国人在广东开办的医院，满心欢喜地等待着孩子的降生，哪知道因为胎儿个头太大，辛苦了三天三夜也没有生下来，那时候的医学技术毕竟没有那么发达，如今产妇自然生产不出来时可以直接剖腹产，那时候却是不可能的，只能等待产妇自然分娩。
因为生产时间太久，医生用产钳夹着婴儿的头颅出来，但在手术过程中由于操作不当，把婴儿的整个头颅夹坏了，可怜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还没有能见到自己的爸爸妈妈就夭折了。
虚弱的邓颖超得知这个噩耗，心里非常难过，而年轻的她根本没有预料到错过了两个孩子的她，再也没有了当妈妈的机会。
周总理和邓大姐不离不弃
生产以后的邓颖超还在休养康复当中，正逢蒋介石公开对撕共产党，单方面撕毁国共合作的合约，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武装政变，到处抓捕并肆杀共产党员，全国各地都处在一片白色恐怖当中。
为了躲避“四.一二”大屠杀，邓颖超先从广州转移到香港，后来又从香港辗转回到上海，一路上不停地奔波劳顿，令身体还没有得到恢复的邓颖超呕吐不已，身体不但没有得到很好的康复，因为路途的辛苦，反而使她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
为了让邓颖超的身体得到更好的康复，周总理将她送到一家日本人的医院进行治疗，医生经过检查后遗憾地告诉邓颖超，由于产后她没有休息好，子宫根本没有恢复，今后不太可能再有生育的机会了。
这个残酷的医学宣判，对于任何一对年轻的夫妇而言都是巨大的打击。
邓大姐抱着孩子的照片
邓颖超想到失去两个孩子的点点滴滴，不禁悲从心来，她悲切地向周总理道歉，面对邓颖超的一声声道歉，周总理的心痛并不亚于邓颖超，而他却忍住巨大的悲痛安慰她：“只要革命有后，你我无后又如何？”
邓颖超伤心的是自己已经没有机会为周总理生下一男半女，周总理担心的却是她当前的身体状况。这对感情深厚的革命伉俪，即使在自己最为痛苦难过的时候，仍不忘换位思考、为对方着想，他们互为安慰的深情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动容不已。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有医生劝导邓大姐借助更好的医学条件，再努力争取一下，万一还能恢复生育希望呢？
当时已经45岁的邓颖超，听到医生的建议后，却摇了摇头，说：“不必麻烦了！”因为她不想给国家和人民添麻烦，而且即便没有自己的孩子，她的内心充满了爱，不觉得遗憾。
周总理也喜欢孩子，但更爱国家人民
其实曾经有人私下劝过周总理另外娶妻生儿育女，甚至连邓颖超也劝过他另娶一门，周总理听后生气地说：“新中国的宪法是一夫一妻制度，我是堂堂大国的国务院总理，如果照你们说的那样做，普天之下岂不全乱了套？我宁可绝后，也不让人背后指着脊梁骨骂！”
听了周总理义正言辞的回答，再也没有人敢提及这件事。
在漫长的相濡以沫的婚姻时光里，邓颖超与周总理早已经看淡了不能生育孩子这件事情，所以当医生告诉邓大姐调养之后可以生养孩子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让人动容的照片：总理和大姐一脸慈祥
尽管邓大姐和周总理一生没有自己的亲生子女，但他们把革命后代都当做自己的亲生骨肉，对他们关心备至，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心底无私天地宽
周总理与邓大姐抚养过很多烈士遗孤，那些流落街头或者流落他乡的烈士后代，只要发现任何的线索，周总理总是想方设法去把他们找回来。千辛万苦将这些孩子找回来之后，周总理就把他们送到延安或者送到苏联，让他们学知识文化。像毛泽东、刘少奇等许多国家领导人的孩子都是周恩来帮忙找回来的。
除了帮国家领导人寻找失散的孩子和寻找烈士后代，邓大姐与总理认了三个干女儿：叶挺的女儿叶扬眉、孙维世、还有一个干女儿在延安时不幸被烧死了。他们认的干女儿都是通过家长双方认可的，彼此承认的关系。
廖梦醒与李少石的女儿李湄、李富春与蔡畅的女儿李特特与周总理邓大姐的关系非常亲密，她们俩也叫周总理和邓大姐做干爸干妈。因为得到周总理的关怀，管他叫爸爸的孩子很多，那些当年在延安保小上学的孩子们都管周总理叫爸爸。
在这些孩子的心目中，周总理和邓大姐就像慈爱的父母，细心地关注着他们，呵护着他们，尽可能让他们在安全而温暖的坏境中健康快乐地成长，期望他们长大之后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永远怀念周总理和邓大姐
尽管邓大姐与周总理没有一个属于自己亲生的血脉，却因为他们的宽厚与仁爱，得到了孩子们最真心而纯洁的爱的回报。
从惊心动魄的岁月中走过的邓大姐，她对待理想与爱情勇敢而智慧，执着而坚毅；在待人接物时永远都是那么宽宏而诚恳。
而正是她内心的慈爱、宽厚、坚毅与达观，即使她位高权重，依然生活得豁然而简单，坦然地面对怡然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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