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六十九载，在地质年代的尺度上，这只是短短的“刹那”，大航海时代，地理大发现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固然缺乏了一点“发现新大陆”的惊喜，但是，我们地理学科的进步，却无时不刻不展现在国力的提升过程之中。毕竟搞科学研究，不是为了吸引眼球，搞大新闻，而需要踏踏实实的投入，循序渐进，以厚实的证据说话。本篇列举了建国以来的十项地理学科上的成果/发现，并无梳理全局的大志，只希望能以小见大，反映出建国之后，地理学人在各自细分领域中孜孜不倦之努力，和他们所取得的可喜可贺的成就。
1949~
南海诸岛古遗
1949年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南沙群岛的南钥岛的礁盘上，捞起了秦汉时代的压印硬纹陶片，在太平岛的礁盘上，也找到了汉代米字压印纹硬陶，证明我国在汉代时已有人登上了南沙群岛。1974年，新中国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西沙考古调查，其中就发现了唐宋时期的文物遗存，在甘泉岛上发现了人类长期居住的唐宋遗址，以及食用后的鸟、鱼骨等，一系列居民居住和生活的证据。1979年以来，在西沙群岛的赵述岛、南岛、北岛、甘泉岛等岛屿上即发现古庙遗址十四座。神庙是岛屿的重要标志，也是古时渔民在岛上活动的中心地带。
1950~
半个世纪中国大河水质演化趋势
河流遍布陆地上的每一片区域，是离人们居住点和工作点最近的水体，是最易为人们获取的资源，也是最易受到人类活动影响和最易遭受污染的水体。世界各国的水质监测、水质管理和污染控制绝大部分都是针对河流水质的，我国的情况也不例外。陈静生教授几十年来，便是以环境污染和河流水质变化为基本课题。
他收集了我国水利部对我国4大水系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水质监测以来，至1990年前后（黄河水系则至2000年前后）的几乎全部水质监测数据，加上联合国全球水质监测中，对我国河流水质监测的绝大部分数据。对我国长江、黄河和松花江半个世纪以来的水质变化趋势进行了研究，并探讨了半个世纪以来，长江中上游水质酸化趋势、黄河水质盐渍化趋势和松花江水质碱化趋势的强度和成因。
1957~
“中国自然区划”的诞生
自然的完整性、整体性不会受制于人为圈定的边界，但是对自然的认识，又得借助于将地表划分为若干“区域”才能进行。1957年开始的“中国自然区划”专项工作，分别对中国境内地貌、气候、水文、潜水、土壤、植被、动物和昆虫等八大要素进行区划。
《中国综合自然区划》的出现，说明了中国综合自然区划的意义和目的，并据此拟订区划的原则和方法，阐述三个自然区、六个热量带与十八个自然地区的主要特点；讨论了28个自然地带的划分；提出自然省与自然州的定义和划分方法；又指出了综合自然区划，在实践上和综合上的作用。《区划》并对自然的利用与改造问题作出相应的讨论。
1960~1970
藏高原隆升的证
全世界海拔超过8000米的高峰，有14座，最末一名希夏邦马峰海拔8027米，刚刚挤入“14俱乐部”，但是在地质界，这位“小弟”的名气却超越它的不少兄长。在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从希夏邦马峰，地质学家找到了青藏高原隆升研究的门径。
1964年，中国登山队在希峰的5900米海拔处，发现了高山栎的树叶化石，根据当时高山栎林的生长高度，能够推导出青藏高原在200万年内，强烈抬升了3000米。来自动物化石方面的证据出现在1975年，在希夏邦马峰北坡发现三趾马动物群化石。以发现地海拔4200米左右，减去除了青海之外，三趾马动物群一般所在海拔500—1000米的高度，得出的结论与高山栎叶片化石提供的信息一致。此后，国际地质界不少学者，都开始运用青藏高原隆升模式，探讨全球气候、沙漠与冰期问题。
1972
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初步研究
竺可桢以83之高龄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全文篇幅也就5000余字，却聚集了毕生研究的成果。该文以冬季温度作为气候变动的指标，作者罗列、引用我国古代典籍与方志记载的大量例证，以及考古的成果、物候观测和仪器记录资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研究。
根据材料的来源和性质，他把中国近五千年的气候变迁的时间，分为四个时期——考古时期（约公元前3000——前1100年）、物候时期（前1100——前1400年）、方志时期（1400——1900年）、仪器观测时期。并且成功论证了以古书所载物候材料来做古气候研究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即使后来研究者指出《研究》在史料的引用和理解方面，存在某些错误，但对作者确立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均毫无异议。
1975
对珠穆朗玛峰高程进行精确测量
1975年我国对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高程进行了精确测定。这年的5月27日，我国首次将测量觇标立于珠峰之颠。从珠峰附近选择了9个测站点，它们分布在以珠峰为中心的扇形区域内，至珠峰的距离为8.5-21.2公里，高程为5600-6240米。
这9个点的坐标和高程，是分别利用三角测量、导线测量、水准测量和三角高程等测量方法求得的。在9个测站上，测量人员对珠峰觇标观测水平角和垂直角，根据水平角确定珠峰的水平位置，并求得各测站至珠峰的水平距离。由这些垂直角和水平距离，测绘者确定各测站同珠峰之间的高差，进而，推得从我国黄海平均海面起算的珠峰高程。1975年7月23日，中国政府授权新华社向全球宣布：我国测绘工作者精确测得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海拔高程为8848.13米。
1984~
首次提出“发展大城市首量”
发展大城市是西方工业化国家发展中的必经之路，但是在当时，中央的政策是发展中小城市，管理者尚没有做好管理大城市的心理准备，所以发展大城市无异于洪水猛兽。不提倡大城市的发展，费孝通的小城市观点通常被错误地引用。
但大城市发展的超前理论，看重的是土地的集约化和工业化布局的集聚效益。随着城市辐射能力的增强，主城和周围卫星城区就不再是各自封闭的体系。到了90年代，批判发展大城市的观点慢慢散去，开明的广东地区不再控制城市的发展，而成为经济的龙头，大城市带来了土地的节约，同样面积的土地，产值和产出截然不同了，而工业化布局产生的集聚效益，也带来了规模经济。
1992~
中昆仑山南-北羌塘高原为亚洲寒冷干旱的核心
青藏高原西北部的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属于高山/山地荒漠、半荒漠地区，与亚洲腹地极端干旱的暖温带低地荒漠相连。行星西风所携带水汽在翻越喀喇昆仑山后损失殆尽，使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之间的宽谷、盆地和高原面全年都极为干旱。除了1987年郑度等科研人员考察了藏北羌塘无人区，及乔戈里峰地区，至1990年又有潘裕生等进行了多次补充考察，四年的野外考察搜集到丰富的资料。
在1992年的“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几年来对于这一区域艰苦卓绝的科考所取得的成果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关于寒冷干旱核心的诸多猜想，终于被证明。在阿尔金山金燕山附近，向东北延伸，与新疆东部极端干旱的噶顺戈壁相连，就构成了亚洲中部腹地的干旱核心区域。
1994~
确认雅鲁藏布大峡谷为世界第一大峡谷
青藏高原上的大河雅鲁藏布江由西向东流，到米林县进入下游，河道逐渐变为北东流向，并几经转折，切过喜马拉雅山东端的山地屏障，猛折成近南北向直泻印度恒河平原，形成几百公里长，围绕南迦巴瓦峰的深峻大拐弯峡谷，峡谷平均切割深度在5000米以上。
杨逸畴、高登义等几位科学家，从雅鲁藏布大峡谷海拔2400米的高度往上算，到南迦巴瓦峰7782米的海拔高度，得到峡谷最大深度为5382米，而长度从派乡起始，到国境线上的巴昔卡村为止，总共496.3公里。论证时通过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地质学家刘东生先生的终定评审。于是一项新的纪录诞生了。1994年4月，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消息：我国科学家首次确认，雅鲁藏布大峡谷为世界第一大峡谷。
2016~
陕西汉中发现大型天坑群
从2016年开始，陕西省地质调查院历时近2年，在中国北纬32°湿润热带-亚热带喀斯特地貌区最北界，首次发现罕见的喀斯特地质景观—汉中天坑群。这个特大天坑群，包括宁强九台山台原、南郑大垭台原、西乡细辛坝台原及镇巴三元台原4个相对独立的喀斯特系统，由天坑、洞穴、峡谷、地缝、陡崖、竖井、伏流、洼地、石林、湖泊、瀑布等527处喀斯特地貌组成。其中，口径大于500m的超级天坑2个、大型天坑7个、常规天坑45个，是世界上喀斯特台原面上发育数量最多的天坑群，使全球天坑数从117个增加到171个。
汉中天坑群以完整的喀斯特系统、良好的生态环境、独特的景观价值，成为世界喀斯特地质遗迹的天然博物馆，具备世界地质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地资源禀赋，填补了中国乃至世界喀斯特地质调查研究的空白。天坑的“出现”，是实施地质遗迹调查发现的诸多成果之一，通过对其形成机理、条件及演化规律的研究，将对研究中国南北方乃至全球古地理环境及气候变化具有重要科学价值。汉中天坑群，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誉为“二十一世纪世界地理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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