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从失业问题冲击社会心理层面立言，认为失业最坏的影响不是在经济影响而是在社会心理影响。然而，要妥善应对失业问题，仍需从经济视角入手。德鲁克也认为，真正能够解决就业与收入保障问题的是微观经济主体——企业，而不是国家
文/臧博
彼得·德鲁克在《新社会》中感慨，失业问题在工业社会中处于十分突出的地位，但并不是失业问题的经济后果使之成为每个工业化国家挥之不去的噩梦。德鲁克认为，长期失业的主要影响不是表现在物质上，而是表现在心理上：“失去了自尊；失去了主动性；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失去了理性……此时，他就像是一个没有家园的游荡幽灵。”
德鲁克以失业问题冲击社会心理层面立言，失业最坏的结果不是在经济影响而是在社会心理影响。然而，要妥善应对失业问题，仍需从经济视角入手。德鲁克也说，真正能够解决就业与收入保障问题的是微观经济主体——企业，而不是国家。
本期书单的主题是失业问题，分两个层面选入书目。第一层是西方经济学失业理论的发展脉络，以不同学派在不同时期，面对各自时代经济课题提出的独特解释和应对思路为依据，选入六本各阶段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可大致勾勒失业理论的纵向历史脉络。这部分书目强注重制度、理论和宏观视野，从大处着眼来求解失业问题。第二个层面则从宏观经济回归具体的个人，从社会实践和社会思潮角度来解析失业和就业问题。
首先是第一层面的失业理论发展脉络。失业理论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贯穿整个经济学的研究历史。纵向而言，可以用几个时间点划分失业问题在不同阶段的思想主流。第一个时间点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以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标志。前此是古典经济学失业理论占据主流，后此则是凯恩斯主义失业理论大放异彩的时段。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出现滞胀现象，新的失业理论再次应运而生——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提出了自然失业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又提出了对失业问题的新思考，他们高度重视劳动市场，多侧面探讨工资粘性现象，并继续探究失业的根源。除此之外，发展经济学家也提出了自己的失业理论，代表性的如隐蔽性失业。在这个层面选入了庇古的《论失业问题》，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及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等六本书。
第二层面则选入近年来引发广泛社会反响的《毫无意义的工作》《基本收入》《当工作消失时》《找工作》等四本书。前两本代表较为激进的左翼思潮在就业问题上的典型主张。其中，《毫无意义的工作》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发起人之一大卫·格雷伯新作，此书认为人们的工作时间应大幅缩短，减少不必要的工作岗位；正是因为大量无意义工作被创造出来，让人们日益忙碌而无暇实现自我价值。至于就业市场未来的出路，他指向了全民基本收入。这又联系到《基本收入》这部著作。作者认为，依照“基本收入”理论，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拥有领取一笔固定金额的收入的权利。本书解释了基本收入原理，讨论三个被用来证明基本收入有实施必要的主要观点——正义、自由与安全感，也解释了相关的经济理论，并比较与其他社会福利制度的异同。
“基本收入”制度近乎乌托邦理想思想，事实上很难真正实施，因为此类政策会给社会增加过高福利负担，很可能造成普遍贫穷，更将扼杀企业家精神。本书的价值在于提示了一种解决当下世界性危机的思路，以及收入安全感和稳定对普通人的重要意义。
《当工作消失时》可以视为一本证明经济学失业理论研究之重要意义的作品。本书聚焦形成美国城市贫民区的复杂机理，利用大量调查数据和个人访问记录，审视了美国大城市“内城区”在20世纪中后期开始的衰落趋势，认为失业问题正是衰落的核心所在；全球化使蓝领工作机会消失殆尽，除此之外，单亲家庭、毒品与暴力犯罪也困扰着内城区。作者认为失业危机将影响到所有美国人，他也坚信自己的解决方案能让整个美国社会受益。
一．失业问题之学理脉络——从古典经济学到发展经济学1.《论失业问题》，（英）阿瑟·塞西尔·庇古著，包玉香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12月
阿瑟·塞西尔·庇古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他和自己的老师马歇尔对充分就业的解释理论，曾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风行一时。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这一古典学派，假设市场完全竞争，没有影响价格和工资的非市场因素存在，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需求的相互作用决定实际工资和就业水平，这一供求达到平衡时的就业量就是充分就业量。
庇古等人认为，当货币工资能够完全伸缩时，当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就产生失业，货币工资就会自动下调，资本家的生产成本降低、利润增加，又会反过来促使就业和产量扩大，直到重新达到充分就业状态。而在充分就业下，经济中只存在摩擦性失业和自愿性失业。
在庇古等人看来，只有当工资刚性不存在时工资才可以自由伸缩，劳动力市场总能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经济中也就不会长期存在非自愿失业和非摩擦性失业。至于长期出现的失业和萧条，根源就在于经济运行过程中实际上存在着工资刚性。比如，劳动力市场已经失衡，工会和工人却不愿接受资方降低工资的诉求，并尽其所能阻止工资率下降。这种工资刚性阻断了劳动力市场重新恢复均衡的价格调节通道，使失业和萧条无法迅速缓解。按照这个思路，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就在于消除货币工资的刚性。
庇古在本书中将失业现象的产生归结为工人要求高工资的结果。作者认为，如果任何工人要求发给的工资率人为地高于经济力量自由发挥作用时所得出的工资率，那么纵使在完全静止的情形下也会发生失业现象。《论失业问题》是庇古面向普通大众所写作的一本书，行文中尽量少用专业术语，但这本书的重要性却不容小觑，书中涉及的论题囊括了古典学派劳动力市场均衡理论的所有核心理念和思路，因此也成为这一学派集大成的代表作之一。书中还融入了庇古另外两本书（《福利经济学》《产业和平的原理与方法》）的一些核心章节。
2.《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4月
本书被公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西方经济学著作，凯恩斯凭借本书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西方经济学家，堪与亚当·斯密比肩。凯恩斯去世后，《泰晤士报）所撰讣闻称：“要想找出一位在影响上能与之相比的经济学家，我们必须上溯到亚当·斯密”。
尽管凯恩斯此书是一本综合性的经济学巨著，但其核心关怀在于提出解决资本主义危机和失业问题的对策或政策。可以说，以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为标志，西方经济学领域的失业理论截然分为两段。凯恩斯认为，解决危机和失业问题的对策或政策就在于使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的数值处于能维持充分就业的状态，要达成这一目标，国家必须直接进行投资来使社会投资量等于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储蓄量。
1936年之前占主流的失业理论是马歇尔、庇古等学者代表的古典学派。按照他们主张的劳动力市场均衡理论，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需求的相互作用决定实际工资和就业水平，供求平衡时的就业量就是充分就业量，而失业问题的解决办法之一是消除货币工资的刚性。凯恩斯则认为，只要政府设法降低利率、刺激投资、进行公共投资，就可以消除经济危机并解决失业问题。
当《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后，两派学者展开了长期而激烈的争论。结果仍是凯恩斯的理论得到更多支持。庇古也最终放弃了自己曾主张的降低货币工资的政策，转而赞同用需求管理的方法，即采用凯恩斯所建议的思路来解决失业。
在凯恩斯及其著作影响下，美国国会于1946年通过了《就业法案》，将争取和维持充分就业作为国家政策目标；英国政府于1944年颁布了《就业政策白皮书》，规定英国政府要维持足够数量的有效需求，以便达到充分就业。
3.《米尔顿·弗里德曼经济学论文集》（Milton Friedman on Economics: Selected Papers），米尔顿·弗里德曼著，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8年2月
本书是弗里德曼的经济学论文集，收入弗氏1948年至1990年间的论文若干篇，涵盖了弗里德曼一生研究生涯的主要学术观点。开篇文是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翌年发表的获奖演说《通货膨胀与失业》。这是以演讲稿的形式，综述其对失业问题长期思考的学术论文，是其对失业问题研究思考的结晶。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弗里德曼认为自然失业率在现代社会中始终存在，且难以通过反周期的宏观政策消除。自然失业包括：自愿失业、摩擦性失业及结构性失业。以自然失业率假说为基础，他主张通过市场自发调节来解决失业问题。如鼓励劳动力流动，反对规定最低工资率和工会干预工资率等。
更具体来说，根据自然失业率假说，失业分为与货币因素有关和与货币因素无关两类，他进而区分了需求管理政策在两种失业情况下的意义。与货币因素有关的失业发生在达到充分就业之前，可以通过增加有效需求来降低；与货币因素无关的自然失业，不能通过增加有效需求来降低，因为在充分就业水平之后增加的有效需求只会引起价格上升。此时存在的失业是由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劳动者求职意愿等因素决定，不会随有效需求总量增加而降低。因此，货币学派的结论是，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内有效而在长期无效，在长期内解决失业问题的关键应是消除或减轻导致自然失业率存在和上升的各种现实因素。
4.《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工资模型》，（美）乔治•阿克洛夫、珍妮特·耶伦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
耶伦在任美联储主席、美国财政部长之前，就已经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她的研究涉及失业与劳动力市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货币与财政政策到国际贸易与投资政策等多个领域。她的研究工作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耶伦的效率工资理论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的非自愿失业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并提供了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基础。
新凯恩斯主义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一个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新学派。这派经济学家研究了产生失业的微观基础，他们的理论关键在于对工资粘性（Wage Stickiness）的分析。所谓工资粘性是指工资不能随着用工需求的变动而迅速调整，工资上升容易而下降困难。
大量愿意接受低工资的外部人的存在，却无法促成工资水平下降，这就使工资水平在劳动力市场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下仍然表现出强大粘性，外部劳动者在愿意接受低工资的情况下仍无法顺利就业，便沦为非自愿失业者。针对工资粘性现象，新凯恩斯主义者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主张，如政府干预劳资合同、削弱内部人确定工资的权利、降低劳动者流动的成本，以增加工资弹性。
阿克洛夫和耶伦编著并出版于1986年的论文集《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工资模型》，收入多位经济学家关于失业问题的创新研究，探讨了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均衡时，雇主愿意给付超过市场均衡工资的原因，从而进一步解释了非自愿失业现象。
5.《经济增长理论》，（英）阿瑟·刘易斯著，周师铭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5月
本书是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的代表著作。阿瑟·刘易斯曾任多个国际委员会的经济开发顾问，帮助建立并于领导加勒比开发银行。他于1979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
刘易斯是发展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关于失业问题，这一学派提出了隐蔽性失业理论。这是指劳动力虽有工作岗位但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失业，或者在自给自足的经济里被掩盖的失业。发展中国家在推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城乡发展不平衡形成了二元结构，造成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不能及时转移出来，这些劳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失业，而在农村自给的经济中通过有限的土地产品在低于自给的水平下也能维持生存，但实际上处于隐蔽性失业状态，这种失业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
发展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失业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主要是结构性失业，解决途径便是加速扩大现代工业部门的规模，增强其吸纳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能力。
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认为，收益递减规律表明，如果一小块土地上有许多人，劳动的边际产品就是负的，这是人口过剩国家中人所共知的特点。在这种既定的人口规模之下，显而易见的政策是尽量发展能离开土地的就业。刘易斯的表述清楚地说明，收入水平高的行业对就业贡献大，就业贡献最大的是服务业，其次是工业制造业，最次是农业，由于农业的人均收入最低，它便成了最主要的劳动力供应部门。
二．社会学视角下的失业问题1.《找工作：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研究》，（美）马克·格兰诺维特著，张文宏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
马克·格兰诺维特是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也是新经济社会学奠基人、嵌入理论和弱连带优势理论提出者。格兰诺维特认为，找工作是一个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的关键问题。本书专注研究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奥秘，通过对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城市的282位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所做的职业调查，发现了人际网络在劳动力流动中的关键性作用，进而揭示一个人将如何度过他的职业生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如何嵌入社会关系网络。
格兰诺维特根据交往时间长短、感情强烈程度、亲密行为的有无以及互惠行为的表现，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区分为强关系、 弱关系和无关系。他根据劳动力市场中信息传递的过程和特点提出，主要是弱关系纽结而非强关系纽结才是信息传递的真正桥梁，也就是说在大多数人寻找工作的过程中，反倒是弱关系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找工作》中所应用到的分析材料源于作者30多年前的研究工作，但如作者所言，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开展的相关研究表明，尽管经历了技术创新的重大波动，但是关系网络在劳动力配置中的重要性并未随着时间推移而降低。
2.《当工作消失时：城市新穷人的世界》，（美）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著，成伯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0月
威尔逊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种族、贫困问题以及社会与城市政策。《当工作消失时》聚焦形成美国城市贫民区的复杂机理，利用大量调查数据和个人访问记录，审视了美国大城市“内城区”在20世纪中后期开始的衰落趋势，认为失业问题正是衰落的核心所在；全球化使蓝领工作机会消失殆尽，除此之外，单亲家庭、毒品与暴力犯罪也困扰着内城区。作者认为失业危机将影响到所有美国人，他也坚信自己的解决方案能让整个美国社会受益。
在20世纪美国许多城市中心聚居区首次出现了绝大多数成年人无所事事的状况；工作的消失，不仅对个人、家庭和居民点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城市的社会生活。内城区的失业问题虽然严重，但当人们把注意力主要放在贫困及其后果上时，这个问题经常遭到忽视。作者指出，居民点高失业率所带来的后果，远比居民点高贫困率带来的后果更具破坏性；根本而言，如今市中心聚居区的诸多问题——犯罪、家庭破裂、福利、社会组织水平低下等等——都是工作消失的后果。本书强调，工作的消失和相关问题剧增，还激化了城市地区原本就非常紧张的种族处境，令种族分裂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三．左翼思想系谱上的失业问题1.《进步与贫困》，（美）亨利·乔治著，吴良健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1月
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亨利·乔治在经济学学术史上远不算里程碑式的人物，但他的学术成果却在思想史上留下重要印记，其代表著作即出版于1879年的《进步与贫困》。书名中的“进步”和“贫困”之对照，表征着作者在当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感受和观察到的严重社会问题。正是震惊于繁荣和增长中的贫困，亨利·乔治提出了一套激进解决方案。他一生致力于土地问题的研究和土地改革运动宣传，一手推动了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一场改革思潮，以及土地、税收改革运动，为此期的激进政治潮流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作者在大量的调查研究过程中，探究了“工业萧条以及财富增长与匮乏增加同时并存的原因”，并指出补救方法。在乔治看来，“只要土地属于私人，不管人口怎样增加，物质进步的后果必然迫使劳动者得到只能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
《进步与贫困》也对失业问题给予了考察，指出古典经济学所支持的土地所有制正是失业不可避免的原因。富裕的投机者通过垄断土地，以地租的形式榨取不劳而获的利润，这些利润本应属于整个社会。正是土地投机提高了地租，才导致工业萧条，并使得“大量愿意工作的人找不到工作的奇异而不自然的情景”。投机者对土地的垄断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如此众多的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因为人们在乡村找不到工作，才使城市有那么多失业者。他进而提出，消除贫困，为那些希望工作的人提供有报酬的工作的办法，就是征收“单一土地税”，其他税赋都取消。同时将大量税收投入公共利益而不是地主的利益，社会将变得既繁荣又平等，失业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亨利·乔治的思想过于激进，许多看法不啻空想。但他对失业问题的观察以及解决方案的思考，却是凯恩斯之前极具特色的一种理论尝试，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和政治运动进程。《进步与贫困》也是一本包罗万象，颇具洞见的社会经济研究综合著作，不仅包括工资和资本，还涉及人口与食物、分配规律、财富分配等等。
《进步与贫困》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也产生过深远影响。孙中山便是亨利·乔治思想的热情信奉者。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一整套思想体系，有过多次阐释。1905年，他最初提出三民主义时，民生部分被概括为“平均地权”。孙中山认为，彼时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与劳资矛盾日渐显著，根源就在于没有解决好土地问题，而中国革命不能再“媲迹于欧美”，应“睹其害于未萌”，进而引入亨利·乔治的“单税社会主义”作为三民主义之民生部分的核心理据。
2.《基本收入》，（英）盖伊·斯坦丁著，陈仪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6月
本书要讨论的“基本收入”，是一种理想中的乌托邦思路和政策建议，即定期无条件对个人发放一笔适当数额的金钱，足够一个人维持最基本的经济安全感，即使遇到极端状态时也能够生存。作者认为，依照“基本收入”理论，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拥有领取一笔固定金额的收入的权利。本书解释了基本收入原理，讨论三个被用来证明基本收入有实施必要的主要观点——正义、自由与安全感，也解释了相关的经济理论，并比较与其他社会福利制度的异同，阐述为何基本收入是当前我们迫切需要的。
如今，基本收入这一政策思路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因为更多人们认识到，当前的经济与社会政策已导致不平等与不公正严重恶化，并随时可能令社会分崩离析。随着全球化以惊人速度席卷整个世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力扩大，以及科技革命促使劳动市场转型等，20世纪的收入分配系统已经崩溃。随着当前不平等的程度呈倍数增长，社会上的忧虑、混乱、疏离和愤怒等情绪交杂。民粹主义政治人物便从中得到操弄恐惧的大好机会。作者进而认为，除非能建构一套全新的收入分配系统，否则这个世界朝极右派倾斜的力量将会更加强大，其迹象包括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通过，以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类似“基本收入”的观念并非新见，在许多国家的社会文化中都有类似的乌托邦理想，但事实上很难真正实施，因为此类政策会给社会增加过高的福利负担，而且很可能造成相反的后果，比如普遍贫穷，以及对企业家精神的扼杀。但不得不承认，这种思路有其建设性的一面，比如在新冠疫情期间，极端危机状况导致社会经济停滞，许多行业受到致命打击，低收入者受冲击更为严重，一些国家和地区推出了疫情期间给特定市民发放现金的紧急援助政策。但以之阻遏民粹主义崛起这一社会潮流，似乎也很难说是对症。本书的价值在于提示了一种解决当下世界性危机的思路，以及收入安全感和稳定对普通人的重要意义。
3.《毫无意义的工作》，（美）大卫·格雷伯著，吕宇珺译，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7月
作者大卫·格雷伯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还曾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先后任耶鲁大学副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本书之外，格雷伯另著有《债：5000年债务史》，得到皮凯蒂的高度赞誉。
本书缘起于2013年激进刊物《罢工》向格雷伯的一次约稿。该刊希望格雷伯撰写一篇文章，要求具有一定“煽动性”，于是《“狗屁工作”现象》一文应运而生。格雷伯认为，我们的社会可能已被无用的工作渗透，而人们对此避而不谈。该文发表后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广泛共鸣，几周内获得超百万次阅读点击，并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作者将这篇文章及其核心观点扩展为本书出版，以犀利的笔触，剖析了困扰世人的当代社会病灶。
1930年，凯恩斯预言，到20世纪末，科技长足进步后，英美等国家的劳动者将工作时间将大幅缩减。但随着新技术层出不穷，却让所有人变得更忙碌，各种各样事实上毫无意义的工作被创造出来。格雷伯认为，很多人的整个职业生涯都耗费在他们其实知道并不需要的事情上；不管是道德上还是心灵上，这种状况给人造成了深重伤害。
作者认为，正如凯恩斯所预测，自动化技术确实大幅度减少了生产性的工作。然而，人们的工作时长并没有大幅降低，也就没有更多自由时间去追求事业、寻找乐趣、追逐幻想以及实践理念。甚至，我们所看到的激增的数字并不是出现在“服务”业，而是出现在行政领域，比如全新的金融服务和电话销售等行业，以及空前扩张的公司法、学术与健康部门。此类工作统统被格雷伯称为“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简体中文版将译名改为“毫无意义的工作”，降低了调门，但大意仍切合原著题旨。
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中的观点，甚而他在其他场合的观点，均有偏激之嫌，难称主流。他所定义的“狗屁工作”，甚至包括人力资源顾问、沟通协调员、公关研究员、金融策略师、企业律师等等岗位。事实上，这些岗位的存在解决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就业，创造了新的市场需求，只是其对社会的贡献无法简单量化，而不应武断其为毫无意义。退一步说，因为这些工作毫无意义而统统取消，将制造大量非自愿失业人员，这些析出就业岗位而重回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该用什么方法重新就业，以及在此过程中造成的巨大社会成本（社会心理层面的伤害、再就业培训支出等）又该如何补偿，作者都没有给出可行方案。尽管如此，《毫无意义的工作》的确在短时间内获得数以百万计“打工人”的共鸣，说明此书中论述的很多议题确实迎合了许多人的职业焦虑和对自己未来的思考。
（作者为本刊文化编辑；编辑：何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