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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繁体与中文简体切换
——陈寅恪著作“繁简之争”的文化思考
最近，围绕《陈寅恪合集》该用繁体还是简体，引起了不少争议。作为20世纪最著名的中国学者之一，陈寅恪先生这些年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从他的家世到“恪”字的读音，以及以他为主角的学林轶事，经常成为人们谈论乃至争论的话题，有人称之为“陈寅恪热”。确实， “陈寅恪”三字已成为文化现象，此次繁简之争，也可归入其中。
笔者以为，陈先生著作应用繁体还是简体，并无“标准答案”，而是取决于论者评判其著作价值的标准和角度。和任何文化名家的著作一样，陈先生的著作既是其人格和学问的集中体现，又是全社会的宝贵文化财富。就前者而言，出版时理应遵照陈先生本人的看法，从内容到形式，完整地展现陈先生的文化态度和审美偏好，那么，“繁体版”自然更合乎人情事理。但从后者来看，“简体版”又有其合理性。文字是文明的表征，也是文明的载体。就像文明在演变中赓续一样，文字也是流动的风景，并非凝固不变。“简体字”是历史的产物。今天，习惯阅读简体字的人较多，也是客观的“既成事实”。而在现行基础教育体制下，这一群体人数预计还将越来越多。因此，同样的内容，“简体版”的受众就会更多，传播也更广。如果再考虑到正在蓬勃发展的电子阅读新趋势，“简体版”的传播优势愈发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说，应支持继续出版陈先生著作“繁体版”，同时也应乐见“简体版”的问世。
需要强调的是，“简体版”不是“简化版”，更不是“简单化”。陈寅恪先生学问渊博高深，遣词造句十分考究，形成了隽永的语言风格，认真读过他的书的人，想必对此都深有体会。在他的著作中，不但提出了许多具有学术范式意义的“陈氏问题”，还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陈氏文体”。因此，把陈先生的繁体著述转换为“简体版”并非易事。特别是书中的人名、地名、古籍名中的繁体字、异体字，以及无对应简体字或者转换后意义发生改变的繁体字，包括标点符号的使用等，都需要一一核对、反复斟酌，有必要的时候还应加上注音和注释。
因此，繁简之争的背后，真正考量的是如何保证陈先生著作的出版质量、学术品质和传播效果，从而全面反映他的学问和治学精神。众所周知，学术是民族的灵光，也是天下之公器。陈先生治学立足本土，又富有世界眼光，他的著作是中华民族的宝贝，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在他的书中，我们读到的是精湛的学识见解、博大的文化胸怀，以及对中华文化的真挚的热爱。当下，研究陈寅恪已成为专门之学，汪荣祖的《史学家陈寅恪传》、王永兴的《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蒋天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胡文辉的《陈寅恪诗笺释》、刘梦溪的《陈寅恪的学说》，以及新近出版的张求会的《陈寅恪家史》等著作，都为我们走进并理解陈先生的世界提供了帮助。但是，也有的人或媒体对陈先生的学问和治学精神，缺乏认真严谨的研读，撰文写书津津乐道于陈先生的学界轶事，或把这些小故事编为标题党微信文章以博人眼球，打着学术大师的幌子制造文化奇观，其实是把陈先生庸俗化了。
陈先生素有“教授中的教授”之称，精通多种语言，著作旁征博引，但他绝非“掉书袋”的学者。他历来主张“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固得以发扬”，在他那些看似不起眼的考证中，其实寄托着精深的学术追求和高远的文化情怀。比如，他考证杨贵妃进宫时是不是处女，被人批评为无聊之举，实为借此考证唐代文化胡汉交融的特征，进而说明中国文化在历史上的交融发展。他还就“狐臭”专门写过文章，目的也在考察民族和文化的融合。再如，他曾提出“预流”的思想，主张治学应主动投入时代潮流特别是学术潮流，而不是跟在别人后面跑，这对于今天我们建设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陈寅恪”三个字，在很多人心中是真学者之代名词。而我们对一位真正的学者最大的尊敬，不是把他的著作当古物陈列收藏，也不是把他的学问变成书斋里的文人雅玩，更不是以添油加醋的逸闻趣事把他打扮成“网红”，而是沿着他所指出的方向，结合时代要求，研究他提出的问题，辨析他创立的范式，对他的学问作出补正或驳正，让他倡导的治学精神历久弥新、发扬光大。
说到底，不管“繁体版”“简体版”，传播真学问的就是“好版”。因此，我们不妨拨开“繁简之争”的面纱，以适合自己的阅读习惯，走入陈寅恪的学问世界，领略其思想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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