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集作家、书商、玩世不恭者、学生运动领袖等诸多头衔于一身的五十岁的死囚、得知自已被处决的日期就在第二天的午时三刻，他好不容易买通了狱卒，极力说服他同意将一封自己写下的遗书偷送出狱，并再三保证内中绝无任何忤法之事。而后者出于怜悯与同情——或许还要加上那么一点儿崇仰——踌躇再三后终于接受了下来。于是这封秘密封讫、显得干系甚大的神秘信件于次日中午——按照事先约定——被安全递交到了囚犯家人手中。不过中途应该有个小小的插曲：承担传递风险的狱卒显然因为害怕或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在此之前已忍不住将信私拆，并与一个关系不错的上司同观，只见上面令人啼笑皆非地写着这么一段话：“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死无憾矣”！（金美清《豁意轩录闻》）差不多两小时后，遗书的作者顶着那个时代一场未遂政治骚乱的策划者与组织者的罪名，连同他的所谓十七名同党，加上无为教案、通海案、奏销案等其他犯上作乱大案的钦点主犯，被立即绑缚刑场斩决。据同时略晚的清代作家柳春浦《聊斋续编》卷四记载，此人临终前的作派也大异常人，简直就是今天红色经典影片中李玉和、许云峰那样高大完美、视死如归的革命者形象：“临终前饮酒自若，且饮且言曰：‘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
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的发生年月距今应该并不十分久远，大概也就三百多年前吧！背景和地点在号称“酒保菜佣俱带六朝烟水气”的文化故都南京三山街北向的一块开阔坡地上。自当天中午时分起，那里就被数万名前来观看的士子百姓密密围成一个不同寻常的舞台。那种摩肩接踵、伸脖子踮脚的热闹场面，相信读者在鲁迅的著名小说《药》的经典描写中，大约早已得到过深刻印象。那天下午烈日当头，暑热难忍。尽管看客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当地的儒生与知名文士，但仍然很少有人注意到四周的夏日景象与舞台中央斧钺森严的凛凛寒气之间所形成的强烈反差。说来也真是的，这毕竟是自入关后一向奉行怀柔政策的清廷，第一次打算以刀斧来处理复杂的政治问题。作为发生在此前半年清代历史上最著名的那场学生运动——苏州哭庙案的一干人犯，将在他们的家人、朋友、亲戚和同情者的目光中，以犯上作乱的罪名被公然处以极刑。发布此次死刑执行命令的甚至就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刚登基不过数月的少年皇帝康熙。从现今仍然得以保存的当时在场目击者的书面记录来看，整个执行过程应该说是相当地简洁、利索，前后加起来也不过一顿饭的功夫。“罪人反接，背插招旗，口中塞栗木。挟而趋走如飞。亲人观者稍近，即披甲（士兵）枪柄、刀背乱打。俄而炮声一震，百二十人之头皆落。披甲奔驰，群官骇散。法场上惟有血腥触鼻，身首异处而已。”（顾公燮《丹午笔记?哭庙异闻》）
接下来的事情是家属认尸收尸，相比钢刀一挥将头从脖子上砍下来，现在要把它们一一装上去，技术上的难度无疑是大多了，同时整个过程也很复杂。首先要在当时血肉模糊、一百余颗人头犹如西瓜乱滚的刑场仔细辨认出自己亲人的首级，就远非一件易事，而且还需将它们准确地连接在相应的尸身上。何况前面也已经说了，这次被斩首的除哭庙案的十八名书生外，尚有其他要案大案的大批人犯，七横八竖、血肉模糊地叠在一起，谁弄得清啊！向刽子手行贿以求得指点，于是就成了当时情况下唯一可行的手段。说起来，这也是那时的司法工作者捞外快的一个惯例，彼此心照不宣，皆大欢喜。几天以后，当这乱糟糟的一切好不容易料理停当，巡抚衙门催解八名首犯家属的令牌早已火速递至。由于清代一人犯法，全家同坐是写在国家宪法里的煌煌大律，罪犯家属无一能逃脱得了被流放的命运。除怀中婴儿可依例幸免外，其他的人当天下午即被押解上路。“至五、六、七岁皆手杻，其长大者皆械系，哀号痛哭，声闻数里，行道之人无不寒心，泣下数行，而唾骂（巡）抚之惨刻者……驱出阊关，远涉宁古塔。”我们故事中主角的妻子、儿子和两个女儿自然也不例外。在冰天雪地、寒冷不堪的东北辽阳，他们大约一直生活到二十年后，才在某些有政治背景的朋友的奔走与救赎下，才得以侥幸还乡。看来一个人的生命有时就是这样，飘忽、无助、身不由己。“关河历尽霜花白，岁月移来鬓影苍”，作为犯属亲家的吴江诗人沈永令这两句诗尽管艺术上多少还显得有些稚嫩，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对他们一生的不幸与坎坷遭际作了凝练的概括。
关于金圣叹——前述遗书作者在刑场上的出众表现，一向有各种精彩纷呈的版本，有兴趣的读者尽可在孟心史与周作人论述此人的专文里找到详尽的搜集。不过有一点大致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临终前的谈笑自若与慷慨赴死。我怀疑瞿秋白当年在江西狱中所发出的“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呀！世界第一”那一声感叹，很有可能就是从他遗书中得到的灵感。而且让人特别感到有意思的是，这位当时政府眼里的所谓政治动乱分子，在一生的几乎所有时间内，却一直是位遵纪守法、相当本份的职业作家兼书商。尽管不幸生于异族入侵、朝代更替的尴尬年代，又身处满街都是爱国志士的三吴中枢苏州，但他的政治态度和立场却一直显得相当的暧昧，至少不像他的同时代人那样，对新政府要么公开归顺、邀功争宠，要么始终怀有公开的或秘密的敌意。我们既无法在复社党员光荣的花名册上找到他的名字，更不可能从革命历史博物馆或当地郡志里弄到什么证据，足以证明他确实像陈子龙、顾炎武那样直接参加过与清廷的抗争。如果有谁正好于顺治初年去他位于苏州憩桥巷一带的家中拜访，相信他的街坊和朋友会很乐于向你描绘他们眼中金的形象。首先他们会告诉你，这是一个乐善好施者和类似评弹艺人那样言谈诙谐、行止夸张的潦倒书生，然后是星象家、诗人、孝子、预言大师、文艺批评工作者、酒鬼、作家、佛教徒、慈父，以及满脑子弄钱妙法、善于炮制畅销书的坊间书贾。甚至这些概括尚不足于表现他生活和政治面目的全部，对于某些有着激进民族主义观点的研究者来说，还有一件更让他们感到痛苦并沮丧的事情，那就是现在仍然完好保留在金个人文集里的那篇让人眼界大开的《感春八首》诗前的自序。尽管很多人出于各种各种动机，多年来对此装作没看到似的，倒也不见得有人敢公然否认它的存在。这篇序言的全文是这样的：“顺治庚子八月，邵子兰雪从都门归日，述皇上见某批才子书，谕词臣‘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等语。家兄长文为某道，某感而泪下，因北向叩首敬赋。”我们忍辱负重的前朝遗民生平的唯一知已，竟然是作为异族最高统治者的当今皇上，这确实听起来让人感到非常吃惊，甚至有些不大敢相信。因此作者乍闻之余“感而泪下”“北向叩首敬赋”云云，想来也就应该很容易得到我们的宽容与理解。
最早接收到这篇序文所发出的强烈政治信号的是民国初年的邓之诚。他形容自己当时的古怪感觉是“以工于抨击肆无忌惮之人，忽又感激圣恩，令人发笑。”沪上学者金性尧先生对此文的真实性也曾有过怀疑，好在他很快就从清初名僧木陈的《北游集》里找来了佐证。根据这位生平不打诳语的苏州大和尚的回忆，当年他在北京与顺治刚一见面，后者就向他打听金圣叹其人，并认为金“批评《西厢》、《水浒》，议论尽有遐思，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见僻者。”其中“才高而见僻”五字，即使以今天文学批评的观点来看，也称得上是对金一生名山事业的定论与酷评。这样一来，那些原本指望将金作为一位地下党员式的作家来研究的论者，面临的尴尬与麻烦是不难想象的。由于这些史料所具的真实的力量，以至他们今后在试图论述作者生平与思想的任何时刻，都不得不像步入雷区的士兵那样胆战心惊、诚惶诚恐。在我所接触到的有关金的各类传记中，也许只有同时代作家廖燕的笔触稍稍切入了金仿佛重钥深锁的复杂内心。在他为金撰写的《金圣叹先生传》里，金一脸莫测高深的诙诡笑容，在红尘十丈的世俗生活里安居乐业，将自己的真实面目隐藏在酒杯与通俗小说背后——“倜傥高奇，俯视一切”。
少年时代的金圣叹出身贫寒，也没有名师指点，属于我们所熟悉的那一类既无家庭背景也缺少贵人相扶、仅靠自己脑子聪明应付过来的书生。由于生平没有画像传世，我们很难想象这位风尘异人小时候是怎样顽皮的一副模样。不过性情狷介，桀骜不驯应该是可以肯定的。这从他十岁入塾读四书五经时无精打采，上课不是打瞌睡就是在桌子底下玩游戏，或者散学后给同学讲段子这些存世纪录可以看得出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对通俗文学仿佛与生俱来的那种投契与热爱。根据可靠记载，他接触《妙法莲华经》《水浒传》等书时的年龄仅只有十一岁。也正是在那一年稍后，他初次应童子试，其表现就已经像他心仪的那些梁山好汉一样胆大包天、放诞不经。“以俚辞入诗文，或于卷后作小诗，讥刺考官”。（王应奎《柳南随笔》）得到的惩罚当然是一次次地落榜。记录在采蘅子《虫鸣漫录》里的一个故事，也许可以让那些喜欢探究事物根源的读者，领略到金自少年起就具有的那种非常人所能及的语言天才。一次县府的教谕和训导——教育局长和副局长——因讨厌金平日的所作所为，故意绕弯子骂人，出了个《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的试题来难难他，让他好好吃点苦头。而金装作什么也不懂，一笑之下欣然命笔：“禽兽不可以教谕，即教谕亦禽兽也。禽兽不可以训导，即训导亦禽兽也。”辞意间的转圜与张力天衣无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将他的两位考官骂了个狗血喷头。以至：“学博见之，亦无奈何。金恃才傲物，所作多类此。”
以上说的都是前朝旧事。在朱明帝国的晚期，金迫于生计，曾在同邑乡绅戴宜甫府中短暂充任过家庭教师。那段时间他的处世面目突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一个放言无忌的儇薄少年，一下子竟成为像《聊斋志异》里的崂山道士那样谈神说鬼、道行无边的资深法师。连钱牧斋在《初学集》卷四十三《天台泐法师灵异记》里，也言之凿凿地说他是慈月宫陈夫人后身。“是时人瑞年仅二十一，不识由愤世嫉俗遁而语怪耶，抑姑以钓名耶？二者或兼而有之，不然谦益望重，未必能得其文也。”邓之诚当年在他所著的《清诗纪事初编》里，为勘破此谜看来也没少动了脑筋。吴中名僧戒昱在戴家作客时，甚至还亲眼看到过金披发闭目，口吐白沫，用一枝乩笔在沙盘上乱划，声称天台无叶泐法师神灵附身的滑稽场面。对此周作人的评价“少年狡狯”虽大致切中要害，但更深沉的原因，恐怕是内心深处无可排遣的怀才不遇之感所直接导致的行为乖张。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典型的玩世不恭。确实如此，相比于其时大部分江南才子都在秦淮河的妓馆花舫里醉生梦死，金的装神弄鬼总的说来，不过是为自己找到了一种更荒诞也更刺激的表现形式罢了。
从那时起到一六四一年成为著名畅销书作家的近二十年间，在金的个人档案里是个可疑的空白。唯一知道的事实是这期间他早已结婚生子，并以化名正儿八经考中了一名庠生——相当于今天拿了国家工资读书的大学生。新出版的《苏州史纪》一书搜集了不少金成年后的传闻轶事，这些文字为我们提供的金的形象尽管多少有些虚妄，但对那些愿意想象并领略他的风采，尤其是对他犀利的词锋感兴趣的人仍然不无裨益。就像他喜欢的《水浒传》里的重要人物公孙胜一样，在后人的记叙中金被赋予神灵般的智慧与道行。因为他“醉则须眉戟张如猬毛，或掷铁灯檠于地”的豪侠，也因为他在当有人向他请教人生意义时回答“佛言‘不可说，不可说’，子曰‘如之何？如之何’”时的机智。有好几次我禁不住要将金的生活态度与当初唱彻吴地风月场所的艳情小曲《挂枝儿》相比——尽管有些不敬，但形式上内容上确实都非常相似。比如入乡随俗，比如不拘形役。“盖圣叹无我与人相，与则辄如其人。如遇酒人则曼卿轰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猿公舞跃，遇棋客则鸠摩布算，遇道士则鹤气冲天，遇释子则莲花绕座，遇辨士则珠玉随风，遇静人则木纳终日，遇老人则为之婆娑，遇孩赤则啼笑宛然也”，这就是徐而庵在《才子必读书叙》中为我们描绘的金日常生活的生动画像。用毛泽东时代的话来说，是一个典型的放下知识分子臭架子，善于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沿着《讲话》所开辟的光辉文艺道路奋勇前进的作家。如果不是生于三百多年前的明末乱世，相信至少在北京沙滩时代的中国作家协会大楼里应该有他一个不错的位子。
至于很多书中所乐于述及的金的酗酒，估计也是在那段婚后慵懒与政治失意的生活中养成的习惯。如在前面提到的曾为才子书作序的朋友徐而庵印象中，我们的批评家似乎一直“性疏宕，好闲暇，水边林下是其得意处。又好酒，日辄为酒人邀去。”杭州的一个才子赵声伯偶然到苏州访旧，也刚好遇上他与一帮哥儿们正在轰饮聚谈。“彻三四夜而不醉，诙谐曼谑，座客从之，略无厌倦。偶有倦睡者，辄以新言醒之。不事生产，不修巾幅，仙仙然有出尘之致。”在没有迪吧与摇头丸的年代，这样的自我放逐看来也是忘怀心灵苦痛唯一的选择。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仍然只是金世俗面目的一部分。有关他清醒时的样子以及夜晚的生活，由于鲜有这方面的记载，因此一向也就为人忽略不记。事实上，从他几年后不间断地将精彩纷呈的大部头著作推向市场这一点来看，我们应该有理由相信，在其余时间内，他基本维持的还是传统的灯火寒窗的生活——读书与著述。在唱经堂冬夜温暖的炭炉边，或仲春绿阴深锁的书房的窗下，在与庄子、屈原、司马迁、杜少陵、施耐庵、王实甫等精神偶像的心灵交流中，他神游千古，笔如涌泉，喜笑怒骂，挥洒自如，那些让读者见一本喜欢一本的大著，变戏法似的被炮制出来——这样的想象与假设，应该不算是一点根据也没有吧！何况将精神面目隐藏在世俗行为背面，原本就是我们这位金先生的拿手好戏。想想金庸笔下的那些人物，比如《笑傲江湖》里令孤冲假冒的那个福建泉州参将吴天德，相信对我们准确认识他有莫大帮助。当然，在一般人眼里，这个家伙好酒贪杯，言谈怪诞，浑浑噩噩，高深莫测——确实让人很难断定他到底是一个酒鬼呢还是绝顶武林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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