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北京冬天的寒风格外地凛冽，北京饭店照样人流如织，熙熙攘攘，饭店后面的巷子里，却有一间破破烂烂的民房，里面躺着一个不停打摆子的年轻人。
他是北平国民党军统特务站的一个底层人员，因发疟疾而独自在家养病，因为无人照料，看上去状态十分虚弱。
就在他强撑着身体起床去倒水喝的时候，一个他万万想不到的人出现在了自己家里。
两人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交谈，来人就放下东西匆匆离开，直奔共产党代表团所在地，见到了中共红色特工之王李克农。
当他对李克农说明情况之后，我军在接下来和国民党的谈判中再次占据优势，并戳破了国民党的阴谋。
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
1945年10月的重庆谈判结束后，国共双方把谈判会议纪要整理为《双十协定》，但在全国各地的分管交接如何仍未确定。两个月后，美国派来了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作为“调处”中国内部矛盾的特使。
马歇尔硬塞进我党代表周恩来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的谈判之间，成立了一个军事三人小组，为国共停战进行协商。
《双十协定》和三人小组都无法阻挡蒋介石内战的野心，双方又在北平设立了一个军事调处执行部，依然由三方代表组成。
北京军调部的我方代表为叶剑英，国民党代表郑介民，美国代表饶伯森，三个人各自带着随行的15人从重庆飞到北平，在历史悠久的北京饭店设立临时办公地点和部分人员驻地。
北京饭店
马歇尔将此称为“在世界历史实最巧妙之组织”，国民党同意赋予军调部代表统一合法、能自由行动的身份，每个人都佩戴印有“军调”三环的臂章、徽章和胸章，在北京协和医院大楼内办公。
军调部除了三位委员之外还设了参谋长、四个科和若干小组，出入都有充足的飞机、汽车和通讯工具使用，每个月的经费高达4亿元。
虽然存在时间并不长，军调部的人数最多时达到了9000多人，其中美国人数超过6000，而我党人数只有600人。
如此规模宏大的军调部在蒋介石看来也不过是“小孩子过家家的把戏”，在他眼中，军调部只有三个作用：对外糊弄美国，对内欺骗国民，为国军进占解放区争取时间。
因此军调期间的国民党致力于制造冲突摩擦，给我党泼脏水，国民党的特务人员更是无孔不入，在中共代表团驻地翠明庄左右两侧的楼房布满了特务监视，翠明庄内的服务人员也是国民党励志社成员伪装的。
李克农
第二天，我党代表团秘书长李克农带着电台和工作人员从延安加入北平军调部工作，叶剑英也从北京饭店搬到了代表团居住地翠明庄。
翠明庄在抗战期间被作为日本的高级招待所，战后成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励志社的办公地点。军调期间，这里被国民党安排为我党代表团的驻地，李克农和一众情报人员及电台全部安置在这里。
翠明庄实际上也是我党在北平的一个通讯联络站和重要转运中心，我党干部和大量军需品。医药品等战略物资都通过翠明庄运输到前线的各大战场。
军调部第一次举行三方参谋长会议时，我方代表团尚未确定人选，耿飚被临时指派为副参谋长，加入军调部工作，一直和我方的部分人员住在北京饭店的一层和二层。
国民党的特务就扮成一层和二层的工作人员，如服务员、司机等身份，对我方人员进行密切监视。每当我方有任何一个人外出办事，身后必定不远不近地跟着几个“尾巴”。
耿飚曾担任过晋察冀军区的联络部长，在抗战期间向北平、天津、保定等地输送了几十个地下党员，全部安全抵达，没有发生过意外，也没有遇到过特大险境。
他在军调部的主要任务仍是联络和委派在华北局、城工部等单位工作的同志们，因此每天都要出门好几趟，引起了特务的重大怀疑。
耿飚
耿飚每次出门都小心翼翼地在马路上和胡同里一圈又一圈地转，每天装作无所事事的样子，直到把特务绕晕，确定甩掉了他们，才火急火燎地赶到真正的目的地。
期间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化学家陈景昆13岁的女儿接到北京饭店，藏在自己的房间里，对外只说是自己的女儿。
第二天一早，耿飚绕开特务的监视和跟踪，顺利把她送到张家口，由此再转道延安，去找她的父亲。
发现“耿飚的女儿”不见后，特务们痛心疾首，加大了对耿飚的监视力度。无论去哪，他的身后雷打不动的有两个特务跟着，无论他外出办公、吃饭还是散步乃至看电影，身后的特务“尽职尽责”，一刻也不放弃。
长期跟踪下来，耿飚对身后的特务都比较熟悉了。有一次到电影院看电影时，耿飚多买了两张票，转身就递给了身后来不及躲藏的两名特务，说：“别在外面等了，一起看吧。”
两个特务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下意识地伸手把电影票接了过来，脸上挂着尴尬的笑，一边道谢一边道歉：“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嘿嘿，奉命行事。”
耿飚善意大方的举动将自己扭转为主动一方，也把特务的监视工作变暗为明，从此以后甚至和身边的特务混熟了关系，不办正事的时候就会和特务们互动一下，聊聊天。
这些负责跟踪的特务都是国民党特务机关里的底层人，很多人也是为了找个工作混饭吃，对国共双方的争夺并不在意。耿飚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化敌为友，连特务家里几口人，住在哪里都知道了。
不久之后，耿飚就发现常在北京饭店附近监视代表团行动的一个特务不见了，而且接连几天没有露面。耿飚心中疑惑，找了个时机凑到几个监视的特务跟前，一边递烟一边问，少的那个人去哪了？
几个特务对耿飚也都比较熟悉了，他们毫无戒心地就透露了那个伙伴正因为打摆子（疟疾的俗称）而躺在家里养病的情况。
耿飚知道那位特务孤身一人在北平闯荡，在这边没有什么亲人，恐怕现在也没人照顾。他抽出时间到药店买了专治疟疾的药金鸡纳霜，又顺手买了一点儿吃的，送到北京饭店后面的一所小房子里——那个缺勤的特务就住在这里。
耿飚的到来让身处高热与严寒两重天，而且全身酸痛无力折磨中的特务感动不已，他早已习惯国民党内部同事之间只有酒肉交情，没有真心实意的情况，第一次受到工作环境中的关心，竟然还是来自敌对阵营的共产党员。
耿飚并没有考虑许多，我党一向对尚未走上战场或者已经从战场下来的人宽和相待，尤其是国民党底层的特务们，只要没有犯过杀人放火这种罪大恶极的错，就是普通群众中的一员。
耿飚
但在这名特务心中，此举给他带来的震撼远比原子弹还要猛烈，他看着耿飚关怀的面容，听着他一如既往地谈笑，甚至说希望自己尽快康复接着回去工作，特务的心理防线一下子就崩了。
他无法忍受良心的谴责，磕磕巴巴地把自己所了解的特务机关内部情况主动交待出来，包括在北京饭店执行秘密任务的特务名单和他们各自的岗位，特务内部的分工、指挥特务的头目，还有负责监视翠明庄的特务情况。
耿飚完全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意外收获，他内心的惊讶只有一瞬，完全没有在面上表现出来，而是若无其事地问起了特务们对我方军调代表叶剑英的监视与计划。
这个特务没有多想，只是稍微迟疑了一下，说：“那就不只是监视那么简单了”。耿飚内心惊涛骇浪，表面依然不动声色，只是带着笑调侃一般地说：“这个我知道，你们还有别的办法”。
窃听器
特务显然有些惊讶：“这你们也知道！不过详细的我不清楚，翠明庄那边另有人负责，我也不懂安装窃听这样的技术。”
意外得到如此多的情报，耿飚和特务闲聊两句，就告辞离开了。他不慌不忙地回到北京饭店，调用军调部配备的汽车来到翠明庄，手上还拿着国共调停的文档，光明正大地去找李克农了。
李克农第一反应并不敢相信特务会真的把实情全部告诉耿飚，只是为了保险起见，安排人在翠明庄内我党人员的房间“打扫卫生”，果然在桌子下找到了窃听器。
李克农的愤怒稍纵即逝，他笑着对耿飚说：“你真行呀，连特务都给你提供情报。”
李克农
之后李克农让人把窃听器原样放回去，说有紧急的事情要尽快与郑介民和饶伯森进行三方会谈。等两人到达后，叶剑英把他们领到装有窃听器的房间内，当着他们的面挖出了窃听器。
郑介民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极为难看，当叶剑英提出严正交涉后，他只能唯唯诺诺地答应着，不敢多说。李克农趁此机会提出将中共代表团全部搬离北京饭店和翠明庄，叶剑英所住的地方被叫做叶公馆，其他人则住在西皇城根附近的蒙福禄馆。
耿飚特意从张家口搞来了一辆摩托车，出门办事就骑着摩托车，不出二十米就能甩开监视的特务，让他们在后面干瞪眼而没有办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