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是明代戏曲史上极具名气的人物，被誉之为“曲仙”，《重刻清晖阁批点〈牡丹亭〉凡例》称：“《牡丹亭》传奇，以诗人忠厚之旨，为词人丽则之言，句必尖新，义归浑雅。高东嘉为曲圣，汤玉茗为曲仙，洵乐府中醇乎醇者。”在这里，高明被称为“曲圣”，汤显祖被称为“曲仙”，这应当是本自“诗圣”、“诗仙”之誉，至少该书把汤显祖比喻成诗坛中的唐代大诗人李白。而陈炌又在《酉塘公传》中把汤显祖称为“望重士林，学者推为词坛上将”。
明汤显祖撰《还魂记》二卷，明刻本，曹大铁绘汤显祖像
汤显祖总计有四部曲作流传后世，分别为《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和《邯郸记》，因为这四部剧作其中情节都跟梦有关，故而这四部作品被称为“临川四梦”。
明汤显祖撰《还魂记》二卷，明刻本，卷首
汤显祖的堂号为玉茗堂，故此四部作品又被誉为“玉茗堂四梦”，对于他这四部作品，后世有着不同评价，比如梁廷楠在《曲话》中说：“玉茗‘四梦’，《牡丹亭》最佳，《邯郸》次之，《南柯》又次之，《紫钗》则强弩之末耳。”看来梁廷楠认为这“四梦”中的《牡丹亭》为汤显祖最佳作品。而黄周星在《制曲枝语》中则言：“《邯郸》第一，《南柯》次之，《牡丹》又次之，若《紫钗》，不过《昙华》《玉合》相伯仲，要非临川得意之笔也。”对于黄的这句评价，金宁芬在《明代戏曲史》中称：“是以元曲的本色当行为主要标准来评价‘四梦’，不免偏颇。”
汤显祖撰《南柯记》二卷，明虞山毛氏汲古阁刻六十种曲本
且不管这种评价是否偏颇，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牡丹亭》被公认为是汤显祖的代表作品。对于该剧，沈德符在《顾曲杂言》中说：“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西厢记》可谓中国戏剧史上的一流作品，《牡丹亭》的出现，能从《西厢记》中分得春色，可见该剧在社会上有着何等的影响力。
汤显祖撰《汤义仍先生南柯梦记》二卷，明末刊本
虽然说以上的评价只是关系者的偏爱，而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的评价则将该剧提升到了世界级高度，其在《中国近世戏曲史》中称：“显祖之诞生，先于英国莎士比亚十四年，后莎氏之逝世一年而卒，同出其时，亦一奇也。”青木正儿把汤显祖跟世界上最著名的剧作家莎士比亚相并提，由此足可说明，在日本汉学家眼中，汤显祖的剧作水准也位列世界一流。
汤显祖撰《汤海若问棘邮草》二卷，明刻本
《牡丹亭》的全称是《牡丹亭还魂记》，对于此剧的题材来源，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其中说法之一，是称该剧是写昙阳子事件。昙阳子本是王锡爵的女儿，曾许配他人，未曾结婚时，未婚夫就去世了，故而她出家，号昙阳子，不知道她哪里来那么大的法力，当时很多著名人物都拜其为师。而《牡丹亭》的故事情节与之有类似的一面，故被人附会为该剧影射的就是昙阳子。但也有人反对这样的类比，龚炜在《巢林笔谈》中专有一文《〈牡丹亭〉非昙阳子事》，其在文中称：“昙阳子仙去，凤洲先生传其事，而世或以《牡丹亭》诬之，误矣。”
汤显祖评《花间集》四卷，明聚锦堂刻本，书牌
焦循在《剧说》中又讲出来几个不同的故事：“明人南曲，多本元人杂剧，如《杀狗》《八义》之类，则直用其事；玉茗之《还魂记》，亦本《碧桃花》《倩女离魂》而为之者也。又《睽车志》载：‘士人寓三衢佛寺，有女子与合。其后发棺复生，遁去。达书于父母，父以涉怪，忌见之。’柳生、杜女始末，全与此合，知玉茗‘四梦’皆非空撰，而有所本也。”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汤显祖所创作出来的“四梦”都不是凭空编出来的。
汤显祖评《花间集》四卷，明聚锦堂刻本，卷首
接下来他又引用了《齐乐野语》上的一段记载：“嘉、熙间有宰宜兴者，县斋前红梅一树，极美丽华粲。一夕酒散，见红裳女子，自此恍然若有所遇。有老卒颇知其事，白曰：‘昔闻某知县之女有殊色，及笄未适而殂。其家远在湖湘，因藳葬于此，树梅以识之。’遂发之，其棺正蟠络老梅根下，两樯微蚀，一窍如钱，若蛇鼠出入者。启而视之，颜貌如玉。妆饰衣衾，略不少损。真国色也。令见，为之心醉，舁至密室，加以茵藉，而四体亦和柔，非寻常僵尸之此，于是每夕与之接。既而气息惙然，瘦茶不可治文书。其家忧之，乃乘间穴壁取焚之，令遂属疾而殂。”
墓园占地面积不小
为此，有人认为《牡丹亭》就是本自这红裳女子的故事。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说法，比如俞樾认为《牡丹亭》是本自马绚娘复生事，而蒋瑞藻则在《小说考证》中认为这个故事本自木秀才。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说法。且不管这些说法哪个更贴近事实，但那些故事的知名度都远远无法与《牡丹亭》相提并论，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汤显祖的伟大。更何况，其实作者本人在该剧的《题词》中已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为更而演之。至于杜守收考柳生，亦如汉睢阳王收考谈生也。”
青松翠柏
《牡丹亭》有五十五出之多，其故事梗概如下：南安太守杜宝有个女儿叫杜丽娘，某天她私自到花园游玩，在这里做了个梦，梦见跟一位书生在此幽会，醒来之后因思念而得重病，在她弥留之际，要求将其自画像殉葬。后来有位叫柳梦梅的书生路过梅花观，拾到了这个画像，于是便与杜丽娘的幽魂私会，而后杜丽娘死而复生，准备跟柳梦梅成婚。有人给在外任职的杜宝报信，柳梦梅以盗墓的罪名被扣押拷打，然而考试揭榜，他却成了状元。杜宝回到朝中成为宰相，但他拒绝承认女儿女婿之事，后经皇帝调解，这个传奇故事才变成了大团圆的结局。
石牌坊
整体上看，剧情并不复杂，但该剧在写法上却出人意表，比如刘文峰在《中国戏曲史》中说：“《牡丹亭》与前人的剧作相比，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具有新的内涵。如与《西厢记》相比，两者都写的是男女之情，但可以看出两者不同的地方：莺莺对张生，是由‘情’到‘欲’；而杜丽娘对柳梦梅，却是由‘欲’到‘情’。”
文保牌
汤显祖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个传奇故事改编成戏曲呢？这当然跟他的戏曲观有很大的关系。金宁芬认为，汤显祖的戏曲观集中体现在他所写的《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一文中，汤在此记中称：
一勾栏之上，几色目之中，无不纡徐焕眩，顿挫徘徊。恍然如见千秋之人，发梦中之事。使天下之人无故而喜，无故而悲。或语或嘿，或鼓或疲，或端冕而听，或侧弁而咍，或窥观而笑，或市涌而排。乃至贵倨弛傲，贫啬争施。瞽者欲玩，聋者欲听，哑者欲叹，跛者欲起。无情者可使有情，无声者可使有声。寂可使喧，喧可使寂，饥可使饱，醉可使醒，行可以留，卧可以兴。鄙者欲艳，顽者欲灵。可以合君臣之节，可以浃父子之恩，可以增长幼之睦，可以动夫妇之欢，可以发宾友之仪，可以释怨毒之结，可以已愁愦之疾，可以浑庸鄙之好。然则斯道也，孝子以事其亲，敬长而娱死；仁人以此奉其尊，享帝而事鬼；老者以此终，少者以此长。外户可以不闭，嗜欲可以少营。人有此声，家有此道，疫疠不作，天下和平。岂非以人情之大宝，为名教之至乐也哉。
墓园墙上的刻石
汤显祖在此记中把戏剧禅师清源与孔子、佛老并列，可见他把戏曲对社会的功用看得是何等之重要，而以上这段话也正说明他为什么下那么大工夫来创作“临川四梦”，尤其《牡丹亭》。其在用语方面也受到后世的广泛夸赞，比如王骥德在《曲律》卷四中称：“布格既新，遣词复俊，其掇拾本色，参错丽语，境往神来，巧凑妙合，又视元人别一蹊径，技出天纵，匪由人造。”而近代曲学大师吴梅在《顾曲麈谈》中则把《牡丹亭》中的用语视之为古代戏曲作品中的典范：“若如玉茗‘四梦’，其文字之佳，真是赵璧隋珠，一语一字，皆耐人寻味。”如前所言，后世把《牡丹亭》拿来跟《西厢记》相比，作出这种比较者还有张琦，其在《衡曲麈谭》中说：“临川学士旗鼓词坛，今玉茗堂诸曲，争脍人口，其最者，《杜丽娘》一剧，上薄《风》《骚》，下夺屈、宋，可与实甫《西厢》交胜。”
占地面积足够大
虽然《牡丹亭》受到了这么多的夸赞，但也有人指摘剧中之曲有不合韵的地方。梁廷楠在《曲话》卷四中说：“曲有句谱短促，又为平仄所限，最难谐叶者。李笠翁谓：‘遇此等处，当以成语了之。’是固一说。但强押亦难巧合。如《还魂记》之‘烟波画船’，何尝不是绝妙好词，何尝不平仄谐叶。”梁廷楠认为《牡丹亭》有些曲句虽然不合韵，但依然还是好词。而《牡丹亭》用词之美，在此前就受到了关注，比如茅映在评点该剧时说“风味不减柳七郎”，把剧中词之美跟北宋的柳永相比较，即此可见该剧中词曲有着怎样高的成就。关于这一点，陈继儒也有着类似的评价，他在《〈批点牡丹亭〉题词》中说：“独汤临川最称当行本色。以《花间》《兰畹》之余彩，创为《牡丹亭》，则翻空转换极矣！”
纪念馆门牌号
由此可知，汤显祖长于词，而拙于曲。对于这一点，后人多有指出，比如凌濛初在《谭曲杂札》中说：“近世作家如汤义仍，颇能模仿元人，运以俏思，尽有酷肖处，而尾声尤佳，惜其使才自造，句脚、韵脚所限，便尔随心胡凑，尚乖大雅。……义仍自云：‘骀荡淫夷，转在笔墨之外，佳处在此，病处亦在此。’彼未尝不自知。只以才足以逞而律实未谙，不耐检核，悍然为之。”凌濛初认为，汤显祖拙于曲，他本人也明白，只是因为他才气太高，所以不愿意在这些细节上下工夫。
纪念馆大门
但也有人替汤显祖抱不平，比如郑元勋在《媚幽阁文娱》中说：“曲祖元人，谓其无移宫入商之紊耳。若协律矣，而更加香艳，岂不更佳？此《还魂记》之逊《西厢》而凌《拜月》也。优人苦其文义幽深，不易入口，至议为失律，冤矣！”郑认为《牡丹亭》确实是比《西厢记》略逊一筹，但并没有后世所说的那样，在声律上有较多的毛病，他认为只是汤显祖把曲词写得太过典雅，以至于让演员不容易歌咏，所以他们就埋怨《牡丹亭》不合韵律，这实在是一件冤枉事。
在路边无意间看到了一棵奇形怪状的老槐树
吴梅则从时代上替汤显祖辩护，他在《中国戏曲概论》中说：“惟曲中舛律处颇多，缘临川当时，尚无南北词谱，所据以填词者，仅《太和正音谱》《雍熙乐府》《词林摘艳》诸书而已。”吴也认为《牡丹亭》有些曲子不合律，但他认为出现这种结果的缘由，是因为那时还没有南曲和北曲的词谱，而汤显祖能够参照的书又很有限。而吴震生则认为：“夫‘四梦’，才子之文，非优师作也。才子，则岂以曲调之小误论也？”（笠阁渔翁撰《刻才子〈牡丹亭〉序》）吴的这段话说得更明白，他说“临川四梦”是大才子的作品，而不是曲作家的作品，既然是才子之作，那为什么要从曲调上来论证这种小失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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