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我几乎刚学会说话走路，父亲便叫我认字，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写给我父亲的散文诗原创?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写给我父亲的散文诗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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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几乎刚学会说话走路，父亲便叫我认字。
最初，父亲拿毛笔把字写在豆腐块大小的方纸片上，他叫识“字方”。每天早晨起床，晚上上床睡觉前，我都要念一遍“字方”。后来，他把字写在红纸上，贴在堂屋的壁板上让我认读。大约四五岁时，我已能识一两百个字。
我渐长，父亲又让我诵读传统蒙学读物。
父亲的伯父，是清光绪年间秀才，为求功名，一生未娶。民国初年，早早谢世。屋里的不少老书，都是秀才的藏书。其中，却没有蒙学读本。父亲决定默写《三字经》。母亲也念过私塾，对《三字经》也熟悉。于是，在父母的共同回忆下，总算为我凑了一部并不完整的蒙学教材。父亲将《三字经》，用红纸放大，挂在屋里的壁板上教我识记。
父亲不仅重视对我进行传统蒙学教育，还对我进行现代语文知识熏陶。刘厚明著的《少年作文知识讲话》，吕淑湘著的《语法学习》，一直伴随我，走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尤其是《语法学习》，让我从小对现代汉语知识，对汉字，对词性，对句式，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后来，我念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音韵学，写作等课程，我均学得很好。在文学创作中，我也能坚持用规范的汉语写作。这一切，均得益与少年时代父亲对我的语法知识熏陶。
父亲常给我讲《声律启蒙》，讲“对对子”的知识。他讲的有些对子，我至今还记得。如，白店白鸡啼白昼，黄庄黄狗吠黄昏。再如，鲈鱼四鳃独霸松江一府，螃蟹八足横行天下九州。他说，如果了解对对子的知识，懂得诗词的平仄，清楚一些汉字字面意思相对，便能很好地掌握和运用汉字进行写作。
父亲还对我进行艺术教育。
家中堂屋的壁板上，父亲挂满了教学彩色插图。有列宾的油画《伏而加河上的纤夫》，有齐白石的《荷》，还有徐悲鸿的《奔马》。水彩画，颜色均很鲜艳。有鲜红的玫瑰，有黄色的花蕊，还有蜜蜂在花丛中飞舞。如今，我闭上眼睛，还能回忆起这些童年时期看过的美术作品。
入小学读书那年，父亲开始教我拉二胡。
没有钱买二胡，父亲便自己制作。一支废旧的红木秤杆，一节毛竹筒，一片癞宝皮（注：蛤蟆皮）。塑料绳拿开水烫直，系在弯好的细竹竿上。有了空闲，我便在家中“杀老鼠”。
母亲对我教导的力度比父亲大。
母亲很现实，农民只有学会做农活，才能拿到生产队的工分，有了工分才领到队里的粮草。白天，我要去上学，放学后，她要我去庄前荒田里挖猪草。星期天不上学，妈妈还要我去生产队学做农活。雨天，在家里学搓草绳，学结草海，学打草鞋。甚至，连女孩的手工也让我学。她让我学习捻棉线，学习织毛衣。母亲朝我说，你要学会农村里的所有农活，将来当一个合格的农民，别像我和你爸，是“二流子”，说，农村人，不会做农活，一辈子都会死在旁人的脚丫里！
后来，除了插秧、扒泥外，我几乎学会了农村男人挑泥、挖墒、割稻、挑河等所有的农活。为种麦的田块挖墒，我还创造过大集体年代生产队社员单日挖墒的最高记录。一天，我挖了280米墒槽，拿了28 个工分。这个记录，一直保持到分田到户，也没有人打破。
父亲似乎不甘心让我当一个纯粹的种田汉。
他除了要我练习拉二胡外，还在堂屋一角，拿小板凳支一块箩底砖，上面放一支毛笔，一碗水，要我用毛笔蘸水在方砖上临帖。先临柳公元，再临颜真卿。等我抓毛笔的手，有了点感觉后，父亲又让我临摹《芥子园画谱》。不过，父亲训导的力度没有母亲大，所以，我的书法与绘画，始终没有大长进。毕竟，生活实在太艰难了，画画，写字，没有学做农活，没有去荒田挖猪草来得更实惠，更紧迫。有了工分，才能领到生产队的粮草。挖到猪草，猪才不至于挨饿。不能怨母亲。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
冬天，父亲趁去县化肥厂淌氨水，专门跑到县百货公司，为我买回一只二童（注：小号二胡）。有了新二胡，我天天都拉。父亲教二胡的难度，也在逐步增加。学会“1-5”弦和“5-2”弦后，又教我学习“6-3” 弦。父亲说，这叫“食指定位法”，学会后，拉七把调就没有问题了。时日不长，我已将大队业余文艺宣传队唱的那些小调全都学会。淮剧，扬剧，锡剧，老淮调，下河调，拉调，探亲调，大陆版，等等，全拉得烂熟。
不久，家中卖猪有了钱，父亲又让我去泰州花16元钱，买了一把带托子的中档二胡。有了这把好二胡，我没日没夜地拉。去公社大会堂看戏，我跑到最前面的乐池边，看专业琴师的弓法指法，回家后模仿。庄上有个艺校毕业在外地工作的文化干部回来，父亲带我去拜访他，请他纠正我弓法指法的错误。不久，我学会了二胡的七把调，也学会了拉独奏曲。《山村变了样》，《二泉映月》，《听松》，《金珠玛米赞》，我都会拉。
大队长在街巷里听了我拉的二胡，让我把二胡拿到大队部去，他打开扩大机，把话筒放在我的二胡旁边让我拉。架在大队屋顶上的25瓦大喇叭响起来，全庄人都听见我的二胡声。其实，我的二胡因缺乏专业老师指导，弓法，指法，均不标准。甚至，有些节奏也不准确。但是，在大演大唱的农村，能有我这一手二胡，便显得有些凤毛羚角。当年，我是大队宣传队乐队中年龄最小的乐手。
1967年，我十二岁。
星期天，母亲让我跟着生产队里的大妈，去条播的麦田里间棉花苗。劳动一天，我可拿到三个工分。农活很简单。将麦行子里的僵苗、小苗拔掉，留下壮苗。突然，我感觉手指像被针刺了一下，疼得我大叫。带队的大妈走过来，见我食指上有两只小红点，说，这是蛇咬的口子，看，这是牙印！说，你快点上庄，去大队卫生室找戈先生看。
卫生室的医务人员，都去公社参加批斗大会，只留下一个看门的二姑奶奶。她不会处理蛇咬伤，只撕了一块纱布扎在我紧臂弯上，说，蛇毒攻心，会要你小命！我跑回家，手臂，很快肿胀得像藕节，手掌也肿得像胀气的死蛤蟆，已经不能翻转。邻居吴奶奶，拿来旱烟窝，从烟杆里挖出烟油，抹在我的伤口上。对门二老太，听说我的手被蛇咬了，将墙头瓦盆里的仙人掌捧下来，摘片厚掌，去刺，撕皮，肉捣烂，涂在伤口上。之后，她又从脑后发髻上，拔出银朵儿针，放灯上烧烧，刺破我红肿的伤口。我疼得哇哇大叫。二老太说，孩子，忍住点，放掉毒水，就不会这么疼了。
东边街巷里，有个与我同岁的小哑巴跑过来，望见我红肿的手，嘴里“哆哆哆”地喊叫一通，马上跑走。母亲在田里做活，听人说我被蛇咬了，吓得赶快跑回家。
傍晚，父亲忽然从战斗队劳动的垛田上回来了。
那个辰光，“文革”正处于盛烈阶段，批斗会比较多，为了节省到各家去解押“四类”分子的时间，造反派便把全大队的所有“四类”分子集中关押。有批斗会，拉起就走。没有批斗会，便将他们集中带去田间劳动。
父亲告诉母亲，是东巷的小哑巴跑去田里报了信，他才赶回来。
第二天大早，父亲用小船把我送到邻村草舍，请西先生为我医治蛇伤。西先生验看过我的伤口后，说，是地鳖蛇咬伤，说，好在那个老太用针刺放掉点毒水，不然，这只手指头就保不住了！卫生员给我注射麻药，用刀切开我的伤口，拿药水冲洗。再拿一根粗针，在我肿胀的指丫根部，扎了好多针眼，黄脓水马上从针眼里冒出来。她朝我说，针眼不能堵上，坏水淌完，肿就消了。
幸好小哑巴去给父亲报信，我的蛇伤才得到了及时的救治。
多年后，我外地读书工作，忽然听说小哑巴走失了，家里人到处找，也没有找到。
至今，我还时常想起小哑巴。
1978年冬天，我去新洋港工地挑河。
工段碰上流沙层，民工叫“鱼冻土”，土质软绵，脚踩上去像弹簧。土放到泥络筐里，风一吹，便松散开来。好多民工都伤腰伤腿。我的腿也伤了。每天晨起，走路都疼得要跌跟头。在工地上跑一会，筋肉活泛了，疼痛才会好一点。
不久，大队干部来工地慰问民工。丁大队长见我瘸着一条腿走路，便来替我挑土，让我去营部医院请医生针灸。我用扁担撑着，拐了三四里路，来到公社营部医院时，忽然下起了小雨。谢医生说，阴雨天，人的血流滞涩不畅，针灸效果不好，还会落下后遗症。在我再三的坚持下，谢医生在我的伤腿伤扎了五根针。后来，不知是不是后遗症，多年后，每逢梅雨季节，我这条伤腿都会隐隐地酸疼。
针灸效果并不理想，我疼得没有办法，趁干部回后方，便给父亲写信，报告我伤腿的疼痛症状。
父亲回信时，给我画了一条腿，上面标示了一些穴位，要我晚上自己照着推拿，说按揉按揉穴位，能缓解疼痛。我按照父亲画的穴位，天天坚持推拿按摩，疼痛真的有了些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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