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的背景是在战国之时，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已成为潮流，如何在此兼并战的形势下保存自己，兼并他国，从而最终统一中国已成为各强势雄国的战略目标。商鞅变法立足于秦，秦人在变法之前游牧习性尚未改变，正处于游牧与农耕的摇摆期，此时何去何从尚无定论，而商鞅变法正是在诸候混战的夹缝中，为秦国迅速崛起指明了方向。
主要内容，即：确立了以农耕文化为主流文化的正确方向；吸引各国人民到秦国开辟耕地，并以法律方式获得土地所有权，此所有权以小家庭为单位；将农战结合起来，寓兵于农，全民皆兵，鼓励耕战，奖励能耕能战的平民百姓，扶持平民，打击贵族与商贾，提出利出一孔，确立农本商末之策；加强中央集权，废诸侯，推行郡县制，进一步打击违抗中央集权的巨室大族。这些政策与制度的迅速推进，使秦国很快富强起来，成为统一中国的最强大的主力军，同时也为统一中国奠定了文化模式，正如后人评价说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皆为秦制，其实就是商鞅变法的模式。
现在很多学者对商鞅变法非议与误解甚多，其原因在于：
一、以偏概全，所谓以奸民治良民。其实此一项非商鞅变法的全部，譬如吸引外国流民饥民到秦国分土地，既解决了饥民问题，又使秦国人口与耕地增加。还有小家庭土地私有制，将土地与伦理结合在一起，使家文化得以延续与发展。废除贵族特权，赏罚分明，等等。
二、变法之启动与守成之不同，用人原则也不同，此为权变而非大经。良民欠缺开拓精神，而奸民则可，试想革命初期之斗地主与改革初期之走私贸易，还有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何尝不是呢？
三、世之治世与乱世之别。
如卦之泰与否之不同。处泰卦之世，君子道长，处否卦之世，小人之道长而君子之道消，形势不同宜采用不同的策略，选不同的人，此所谓“择人而任势”。
四、经权之变，本末之异。
法家实属儒家之流变。商鞅在历史的贡献与孔子、周公可以相媲美。孔子讲“吾从周”，从周什么呢？从周之礼乐制度，从周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从周之敬天爱民。从周之要知稼穑之艰难，从周之以农耕文化改造游牧文化与商业文化，而如何复兴农耕改造游牧、商业文化是商鞅完成的。没有商鞅或许中国会以齐国之重商主义统一中国，中国会如同欧洲至今仍处于诸候各自为政时代。没有商鞅中华之农耕文化与家文化不能被传承下来。作为商鞅所处之时代，不允许他有充分的宽缓的变法时间，使百姓有一个逐渐的接受过程，战国时代斗争激烈已到白热化，教化之功虽然会起潜移黙化之效，然而时不我待，缓则会丧失良机，商鞅之抉择，即以法家之强力推行农本商末与郡县制是符合那个时代的实际情况的。
历史证明商鞅是对的，晋国没有郡县制的变法，其结果家族势力强大而三分晋国，从而为秦国东出扫除了障碍。齐国商业贵族兴起，田氏代齐，换了主子而衰败；鲁国季孙孟强大而趋赶鲁定公，国势四分五裂逐步解体；其它侯国不是犯上作乱，便是粮响不足，士气颓废，时日越久，越是不堪秦人一击。此之威力、持久力正是寓兵于农，农战之策所发挥的潜力所在。
商鞅之力大矣！虽自己被五马分尸（是尸体被五马分肢解而非活人），但其所立之功不应被遗忘，被误解扭曲。
雷原于学衡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