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索维尔是美国当代最优秀的经济学家，然而用经济学家概括他一生丰富的著述与思考也显得太过单薄与片面。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以传播常识与价值为己任，但是他也对知识分子泛滥的说教欲与到的责任感感到深深的警惕与不安。在他看来，知识分子的责任并非是把象牙塔里抽象的概念输出到社会上，以一种天启式的启迪来自我满足。他反而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尊重社会上“沉默的大多数”。在政治观念日益分裂对立的美国，托马斯索维尔的言论显得格格不入。但同样，如果我们进入索维尔的求知之旅与思想世界，才能够发现他的思索其实与美国历史上保守主义传统息息相关。本文由广西师范大学授权发布，摘自《文明的两端》。
《文明的两端》作者：何怀宏 版本：一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6月
20世纪以来，保守主义对美国社会和政治的影响一直深度地存在，而且时有强势的复兴。而我在这里之所以特别标出“20世纪以来”，是因为美国保守主义其实是到了20世纪，甚至是20世纪的下半叶才正式登场，包括作为思想和政治流派的“保守主义”这个名称，也是到那时才开始在社会上流行。20世纪早期之前的美国社会，按照现在的进步尤其是激进的观点来看，基本可以说是处在“保守主义”的主导之下，或者说处在和激进的法国大革命有别的建国思想主导之下。
当前的美国保守主义思潮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传统的宗教信仰；一是古典的自由主义。当然，这两者在一些人那里还有不同的结合。在20世纪之前的美国，这两种思想是居于支配地位的，所以保守主义也就没有登场的必要。直到从20世纪初开始，随着进步主义不断扩张，乃至使用了“自由主义”的名称，并通过罗斯福新政而不断扩大政府的权力，社会的宗教信仰也趋淡化，坚持传统信仰和古典自由主义的人们才开始起而抗争，并逐渐形成直接影响美国政治的重要力量。
美国非裔学者托马斯·索维尔的思想也包括在这一广义的“保守主义”范畴之内，但在其中又显得比较“另类”。这首先是由于他的身份，在保守主义者中，非裔学者还是不多的。他的确也曾组织过一次非裔人士的会议，后来这个会议以“黑人另类”闻名。他是非裔，却赞同偏向保守主义的思想，这让一些进步知识分子感到困惑：为什么一个来自“被歧视的族裔”的人，不是“不断进步和解放”的自由派？他则嘲讽他们说，你们不是喜欢多样性和代表性，不是认为各行各业都应该有少数族裔的代表，为什么保守主义里面有黑人学者的代表，你们就感到烦恼呢？当然，他不愿给自己贴上任何标签，包括“保守主义”的标签。
尽管不愿自我标明，索维尔一般还是被归为保守主义知识分子。除了身份另类之外，他进入保守主义的路径也显得另类—他是从经济学，从常识、事实与有限愿景，而不是从传统信仰进入的。也就是说，和柯克所叙述的保守主义流派不太一样，或许他更接近哈耶克一派的“保守主义”。这一派的许多人，包括哈耶克本人，也不愿被冠以“保守主义”之名，虽然他们会共同支持一些保守主义的政见，尤其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反对人为干预和乌托邦的社会理想。
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
不过，我们说到“另类”的时候，并不意味着索维尔的思想就没有强大的影响力。在当前左倾主导的西方思想知识界，索维尔的学术思想虽然并非主流，甚至被学界有意屏蔽，却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他不仅在专业学术领域有突出的成就，晚年还撰写了许多专栏文章，发表了大量的社会评论，对美国社会许多激烈争论乃至造成严重分裂的问题，比如国家权力、法律秩序、种族关系、社会福利、AA法案和BLM运动等，都直率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分析。他的见解和格言被广泛引用。甚至还有人提出“假如他是第一位美国黑人总统将会怎样”的问题。但他的兴趣不在直接参与政治，还是在思想和知识。他说：“事实上，我是相当厌恶政治的，从未登记成为任何一个政党的党员。”作为一位知名的美国非裔学者，从1970年代起，他就被几位总统邀请到白宫午餐，开始的一次他去了，后来的就谢绝了。里根政府曾有意邀请他担任教育部长或劳工部长，他也谢绝了。
在社会价值观念分裂的当今美国，索维尔的著述和言论依然常被保守主义人士用作一种有力的思想武器。他年事已高，已经不再写专栏文章，但推特上总还是有不少账号不断从他的著作中选出一些观点进行推送。这倒符合他选择思想学术为自己的志业的初衷：不求显赫，但求持久。当然，也因为是非裔，他反而有一种优势，可以在一些问题，尤其是有关种族的问题上直言不讳。他的言论并不晦涩，但也绝非平铺直叙，而是相当犀利，令人印象深刻。在当前中国对西方思想的引入和介绍上，他并非耀眼的明星，没有引起很多的注意。然而，鉴于上面说到的种种原因，索维尔的思想是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的，他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美国的学术和舆论非主流的一面，也许还是更贴近“沉默的多数”的一面。
一个人的“奥德赛”
索维尔属于这样一类思想家：不了解他的生活经历，就不容易了解他的思想。他不是那种从小就家庭条件优渥、不食人间烟火的思想者。他的许多思想，是直接从他的艰苦生活经验中“煎熬”出来的，特别和他的“另类”身份和典型的本土黑人经历有关。而他所看重的思想方法，也正是重视经验、事实和常识。所以，我这里想先谈谈他早年的奋斗经历，这也是他形成自己的思想的时期。
索维尔1930年生于北卡的夏洛堡，是本土黑人奴隶的后代，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因为在他前面还有四个孩子，老而生病的父亲根本养育不过来，就将他托付给了他的姨婆。在没有电和热水的姨婆家，他得到了关爱，尤其是二姐，在四岁之前就开始教他读书。九岁的时候，他随姨婆家来到纽约，第一次发现“竟然有那么多白人”。他住在著名的黑人区哈莱姆，读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成绩就好了起来，还被选拔参加了一个全是白人孩子的夏令营。
索维尔读中学时有点偏科，数学最好。他性格比较固执，甚至对抗老师。也是在这时，姨婆家慢慢发生了变化，孩子多了，预算紧张，姨婆也变得比较专横，和他产生了矛盾。他十五岁开始读高中，著名的史蒂文斯中学，但路程较远，到家已经筋疲力尽，通常是马上就去睡觉，到次日凌晨才赶做作业。此外，他还要在周末工作，给杂货店送货，所挣的钱也就刚刚够付地铁费和午饭钱。他开始想独立，十六岁离开中学去做一份送电报的全职工作。虽然工资很低，但他感觉到了自由，为自己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感到骄傲。到十七岁多，他完全离开了姨婆家。一开始是去往一个收养无家可归者的“男孩之家”，但他很快离开了那里，去到一个附近有很好的公共图书馆的地方租了一个很小的房间，开始读书和上夜校。他意识到了教育改变命运的重要。
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
但没过多久他就失业了。十八岁是他最糟糕的一年，他到处找工作，把消费减到极省，四处寻找能够买到五分钱面包和一毛钱果酱的地方。因为无钱坐车，常常要来回走十来英里。他后来在一个工厂车间找到了工作，每周工作六十小时。此外，他也一直坚持上夜校。
二十岁的时候，他虽然工资增加了，但左手的食指却在一次车间工作中被压坏。他想成为白领，那年夏天，他申请的华盛顿公民服务委员会有了回音，他得到了一个职员的职位。到首都后，他联系上了亲生父亲的兄弟，发现了自己所属家族的一些共同点，比如都努力上进、接受了高等教育等。于是，次年他又重返纽约，继续上夜校。
1951年，索维尔参加了海军，被分配到佛罗里达的海军学校学习摄影。在军队，他独立思考，桀骜不驯，遭受过南方种族隔离的麻烦，但总是有白人战友帮助他。当然，他也遇到过他不喜欢的人。他说，在军队的生活教给他的痛苦但宝贵的东西之一，就是那些自称“是所有人的朋友的人，通常不是任何人的朋友”。
复员后，他有了一些钱，在当时最好的黑人大学霍华德大学附近租了房间，每天晚上去大学上课，白天在华盛顿的政府部门工作。二十四岁的时候，他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电话，也有了一台旧电视机。再后来，他想去哈佛等名校深造。他的考试分数超过了国家平均水准和名校录取线，老师也为他写了强有力的推荐信，使他终于在二十五岁的时候进入了哈佛大学。但是，第一学期期中考试，他的四门课程成绩只是两个D、两个F。他开始拼命学习，到学期快结束时，四门课程的成绩都升到了C，后来又升到B，到毕业时，他已经是优等生了。他以马克思为学士论文的题目，直接研读三卷本《资本论》原著。在哈佛，他虽然得到了奖学金，但还不能支撑全部费用，他通常会在暑假打工挣钱，还不得不降低生活标准到勉强生活的水平。
二十八岁时，索维尔从哈佛毕业，但还没等到毕业典礼，他就赶到纽约大学上夏季课程并得到了一个基金的奖学金。秋天，他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用九个月就拿下了硕士学位，并开始投稿。1960年3月号的《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他的首篇论文，此时他也被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生。他继续勤工俭学，包括在美国劳工部工作。在芝加哥大学修完基本课程后，他到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当过经济分析师，并在此期间结婚，还生了一个儿子。直到1968年，他才拿到博士学位。
获得博士学位以后，他先后在康奈尔大学、阿默斯特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担任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1980年以后，他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直到退休。
可以说，索维尔的早年经历是本土黑人经历中相当典型的一个，而且可能更为艰难。他是被寄养的“孤儿”，小时在南方，少年到纽约，而不久就失学，做过工人，当过兵。是不懈的奋斗精神和教育与自我教育改变了他的命运。他从卑微的地位开始，不断学习，也孜孜求职，在首都做过白领，也读了最好的大学。他从南方起步，日后的学业和事业生涯则辗转于美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
他也经历了一些个人的磨难。四十六岁的时候，他的婚姻出现危机，结果离婚了。1976年，美国建国两百周年的时候，他独自待在一个几乎没什么家具的小公寓里，用一台小小的手提电视机看庆祝活动。他的儿子长到挺大都不会说话，以致后来他专门研究此事，还写了一本名为《晚说话的孩子》的书。但他觉得自己终究还是很幸运的—从乡下，从一个贫民区走出来，进入大学的殿堂，成为一名杰出的学者。他的第二次婚姻堪称美满，儿子也终于从斯坦福大学毕业。
作为一位非裔，他的生活是很典型的，一般黑人所遭受的困苦他也遭受过；但他又是很独特的，他从这种遭遇中跳脱了出来。他是感恩的，没有怨恨，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一生中遇到了许多机会，尤其重要的是在合适的时候到了合适的地方。他的各种工作经历，包括从军经历，以及从底层工厂到高层国家部门的奋斗生涯，让他紧贴现实，在思想学术和实际工作中养成了尊重事实的习惯。正如他所说的：“早年生活给了我对普通人的常识的持久尊重，那是我后来接触的知识分子常常不知道或者轻视的。”
一个基本常识：稀缺性
在保守主义阵营中，索维尔可以说是一个古典的自由主义者。这和他的专业也有关系，他的本行是经济学，经济学也是他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的根底。他最主要的经济学著作是《基本经济学：对经济的一个常识性指导》（Basic Economics:A Common Sense Guide to Economy），台湾的版本把它译成《超简单经济学》，大陆最开始译为《通俗经济学》，后来改称《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当然，这并不是说他的思想就真的“超简单”。这本经济学著作他写了十年，总是有感而发才下笔。说他是常识思想家也不意味着他的表达就不深刻，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些常识是不是对的。
这里说他是一位常识思想家，还因为虽然保守主义都注重常识，但他也许比这更多。他并不像一些保守主义者那样持一种超越的宗教信仰，他就是从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的自由至上主义经济学走向保守主义的。
他从日常生活的常识开始。这种日常生活最多地表现为经济生活，从生产、交换到消费。它和每个人都有关，而且常常占用了我们的大多数时间—也就是占用了我们的大部分生命。
常识是什么？常识是大多数人认可，且常常是千百年传承下来的认识。常识会不会出错？当然还是有可能出错。但是，我们需要区分事实性常识和规则性常识。比如说，人们过去觉得太阳是围绕着地球旋转，每天早晨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我们今天知道这个认识是错误的。然而，我们还要看到，它即便是有误的，却还是常常可以作为我们行动的一个规则：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这一认识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地生活。就像牛顿物理定律大概也只是在一定范围内、一定速度内才有效，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里，我们基本可以根据这些定律活动和进行研究。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作者：（美） 托马斯·索维尔 译者： 吴建新 版本：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年8月
索维尔的经济学是从“稀缺性”概念开始的，这是经济学要面对的一个基本前提，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他引用了莱昂内尔·罗宾斯给经济学下的一个定义：“经济学是研究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资源使用的学问。”
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人类可控的物质资源越来越多，为什么还是会稀缺？因为“稀缺”是相对于人们的欲望而言的。索维尔举例说，一个家里后院有游泳池的中产家庭，也会觉得手头紧张，甚至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了，只能“艰难度日”。也就是说，艰难与否，家庭经济是否入不敷出，其实还和家庭的消费水平和期望值有关。
正是因为人的物质欲望—而近代以来更是不断增长的物质欲望，许多过去的奢侈品成了必需品—以及与比自己更富有的人相比的“稀缺感”，在不断地调动和增强各种欲望。在这些欲望面前，资源总是不够的，产品总是稀缺的。人类的历史，尤其是近代史，就像是一部以前的“奢侈品”不断变为“必需品”的历史。
那么，是不是能够淡化人们的物质欲望，转变人们的价值追求，让他们更多地注意精神的东西，乃至创造出一代主要追求精神丰富的新人？然而，现代社会的价值追求的主流其实是与之相反的，而且还推波助澜。这种推动常常并不以“物欲”之名，而是以“正义”“公平”之名进行的，“物欲”就更有了一种正当性。
索维尔并没有在经济学中说这么多，他更多的是强调我们要面对“稀缺性”这个事实。而且，在考虑利益分配的时候，试图增加一部分人的利益，一定会减少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也是经济学的一个铁律：财富不会凭空而降，也不会自我增长，必须有人付出努力。经济政策也就需要激励人努力。但目前的政治学似乎是和经济学分离的。在索维尔看来，“经济学的第一课是‘稀缺性’—‘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完全满足所有人的愿望’。而政治学的第一课，则是无视经济学的第一课”。
人生在世，比较基本的条件，一是要有人身安全的保障，二是要有生计和生养。人要充饥御寒才能活着，要达到某种物质生活标准才能体面地活着。经济学是和物品、资源打交道的。而物质资源有一种排他性，物品与资源的使用，是你使用了，也就是你消耗了，别人能够消耗的份额就少了，或者说，你占有了，别人就不能占有了。对人类来说，除了自然资源的稀缺性，更产生了一种人际的稀缺性。这就需要权衡，需要配置，经济学就是主要考虑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
另外，这些资源不会白白地产生。也许在远古的某些时候有“原始的丰饶社会”，可吃的野果和猎物极其丰富，但即便这样，也还是需要采集和狩猎的劳动。现在不可能有这样丰富的直接可取用的原生资源了，而且人们也不会满足于仅仅拥有这些基本的生活资源。所以，如果要保证持续供给，就需要考虑扩大生产。人是消费者，但也是生产者，是“人口”，也是“人手”。这就涉及如何让生产更为有效地利用资源，多快好省地生产出更多物品。从而，就需要有效地配置有限资源，亦即，这种配置不仅需要考虑消费，满足各种需求，还需要考虑生产，增加各种资源。
除了开源，还有节流和分流。一种资源有多种用途，是更多用于生产大炮还是黄油，是更多用于对外援助还是本国福利，是更强调隔离救疫还是恢复经济，都需要权衡和配置。一种资源的多种用途其实也是一种稀缺性，如果你用到了这里，你就用不到那里。或者说，一种资源有多种用途使得资源更显“稀缺”了。但也正是因为有了稀缺，才需要抉择，也才需要经济学。如果没有稀缺性，也就几乎不需要什么经济学了。天堂不需要经济学，地狱可能也不需要，或者只在一种很低级的水平上存在。但人间需要经济学。
《移民与文化》作者：（美）托马斯·索维尔 译者：刘学军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20年12月
我们再回到“经济”的本意，经济就是“节约”，之所以要“节约”就是因为稀缺。当然，古代对“节约”或“经济”的研究主要是指个人和家庭的节约经济，而且更多地指向守成而非扩展。今天的“经济”的含义是无比地扩大了，但根本的意思还是没有离开“节约”的基本含义，那就是要最有效最节省地配置资源，以产生最大或最佳的效用。
我们要反复地谈到“稀缺性”。稀缺性是怎么造成的？哪些因素增加了稀缺性，哪些因素又减少了稀缺性？稀缺性是一个反映人与自然相对关系的概念。造成稀缺的恒久性的，大致有两个原因：第一，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有限，而对于其他星球上的资源，人类暂时还鞭长莫及，即便以后有可能利用，也还是有限而不可能无限。第二，则是人的问题。人口的数量会不会不断增长？如果增长到某个极大的数量，即便科技再发达，自然环境大概也承受不了。人的主观欲望会不会也不断增长？如果是的话，即便没有人口数量的绝对增长，自然资源也会有一天不堪人类欲望的重负。多数人大概只能在迫不得已，甚至发生大灾难的情况下才会普遍降低自己的期望值，乃至接受一个“低欲望社会”。
哪些因素可以减少稀缺性呢？主要有科技的发展、人口数量的控制和物欲的降低。的确，人类目前快速发展的科技帮助人类不断发现新的可用能源，或者新的利用能源的方式，就像近两百年以来的工业革命和高科技革命，使得人类能够在人口数量暴涨的情况下还提升了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类寿命。另外，我们也看到，有些国家还主动通过计划生育控制了人口数量的增长。但在节制人的物欲这方面，人类社会看来是没有多大作为，进入现代以后反而更加刺激和鼓励物欲了。客观上会减少稀缺性的，还有那些古老的自然乃至人为方式，也就是马尔萨斯所说的瘟疫、饥馑和战争了。他的人口定律认为，资源的增加总是赶不上人口的增长。
保罗·萨缪尔森等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定律基本上被工业革命之后的技术和经济发展证明为失效了，索维尔也大致持这样一个观点。但这种看法可能还是过于乐观了。这个定律可能还是在根本处或长远地起作用，它只是被工业革命和新技术革命推迟和减缓了，只是在短期内失效。然而，不仅技术的发展会有一个度，人口的增长也会有一个度。今天的工业文明和高新技术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已经可以让地球上的人口在不长的时间里就翻上几番，增长到了数十亿人，但问题是，如果它还继续快速增长呢？如果技术发展到了某个限度，跟不上人口的增长呢？而且，技术本身就隐藏着巨大的风险，诸如基因工程、人工智能，更不要说大规模杀人的军事技术，不仅对人类的繁荣，甚至对人类的存在也构成严重威胁。我们无法指望技术从根本上解决资源有限的问题。而今天的人们似乎还在不断满足提升了的物欲的道路上疾行。
既然资源总是稀缺的，就要考虑配置的问题。而由于同一种资源还可有多种用途，配置的问题就更加复杂。有个人的配置，后来也有政府的配置，所有的个人都有购买和交换哪些东西的消费配置，而企业家还有生产资金的配置。但配置这个问题说困难又不是很困难，古典经济学认为，这种配置的大部分问题可以让价格去解决。那看似无比复杂和变动的供求关系，基本上可以通过自由竞争的市场去解决。计划经济初看起来是最简单合理和容易的，但其实是最困难的，首要的困难在于如何获得不断在变化的、分散在无数个人那里的海量供求信息。索维尔反复说明价格在自动搜集、整合信息以及调整生产和交易上的关键性作用。
这还不仅仅是一个通过掌握充分信息来规划经济的问题。假设真有人具有了这种能力，一个这样掌握信息的全能者或小群体会不会将这方面的能力转变为一种极致的权力？其实它已经是一种权力，因为这少数人要规划千百万人的经济活动。但那些被规划的人的尊严和自主性何在呢？而有了可以自动调节的价格，为什么还要一些高高在上的人来规划呢？也许适当的干预、弥补还是可以的，但全盘的管制也就意味着全盘的危险。
我们还要注意“边际”的概念。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实际是主张通过价格来调节经济活动，让各人去选择，但是，价格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是后面还有一个根本的价值，还是人们将通过对自己的边际效用来选择，从而决定供求关系？边际主义引入了人们的具体处境和主观因素，也使得经济学成为一门走向精确的科学。增值重要的是“边际”的增值，“边际”是人可以活动乃至大有作为的范围，“边际”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将经济学纳入一个精确乃至数量化的手段。有了“边际”的概念，生产和消费就不再是笼统和含糊的了。“边际”不仅告诉我们要注意效用递增的方面，也提醒我们效用递减的方面。善用“边际”的概念，也许有助于我们节制欲望：既然效用和满足会随着投入不断递减，我们是否应考虑一个恰当的“度”？毕竟，物质生活并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甚至最好不是人类追求的最高或主要的目标。
资源总是稀缺的，这是一个常识。可供分配的资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这也是一个常识。基本的常识还有，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人性也是有限的。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休谟，他认为，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的品格决定了我们需要正义。资源并不是无限的，人性也不是无限可完善的。索维尔认为：“理解人类的局限性，是智慧的开端。”
索维尔谈到产权与稀缺性的关系。他认为，“产权是法律与秩序中最容易遭到误解的一个方面”，“有幸得到大量财富的人将这种权利珍视为个人利益，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重要的是产权怎样影响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配置。产权对财产所有者的意义远没有它对整个经济的影响重要”。“产权造就了自我监管，相比第三方监管，它更有效、成本更低。”“即使是几乎没有私产的人，也能够从产权带来的更高的经济效率中受益，因为更高的经济效率能够使人们普遍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
稀缺性也影响到生命原则。我们经常听说“生命至高无上”“生命无价”，的确，生命是首要的，是首先需要尽量保存的。不过在索维尔看来，生命固然宝贵，但在一个稀缺资源具有多种用途的世界里，如果说只要能拯救哪怕一个人的生命，不管花费多大的成本都是值得的，这是经不起推敲的。“在真实世界里，没有人愿意花费国家一半的年产出，来让某个人多活三十秒。”给第三世界国家的儿童注射疫苗的平均成本很低，却能拯救许多孩子的生命。而为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做心脏移植手术费用却非常高，即使手术成功，也只能增加他很短的寿命。如果因为资金稀缺不可能同时满足两者，这时就需要权衡何种更应优先。
索维尔类型的经济学常会被认作一种“常识经济学”，甚至是一种“庸俗经济学”。经济学不是研究少数人的可能或理想的生活和行为的，而是研究所有人或至少大多数人的真实生活和行为的。我们大多也是常人、凡人。所谓“庸俗”的常识倒不足惧，让人害怕的是那种脱离常识的“深刻和理想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索维尔承认，大多数人关心的是每日的收益，他不会去谴责他们，反而不乏同情；他强调所有人都应该过上体面的生活，但他也不希望去实现一个人间天堂，因为他知道这不可能；比较而言，让大家尽快都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要现实得多，可靠得多，而且是从现在起就逐步地改善，一点一滴地改善，而不必允诺等到遥远的未来，先付出许多代价才支取，那很可能是一张空头支票。
在应用经济学方面，索维尔反对限定最低工资或不断提高标准，认为这恰恰会使许多弱势者难以找到工作，造成大量失业。他从自己在纽约离开家庭寻求独立的切身经历中感到，当年如果不是有工厂以低工资雇用他的话，他不可能获得宝贵的独立。他也反对对出租房房主的诸多限制，认为这反而容易造成有大量新入的贫困者租不到住房，富裕人士则保留和搁置自己的多套房产。
人类历史上一个基本的规则性常识就是对等的“报”了—无论是报酬，还是报仇，这也是古老的生存经验。对方投桃，报之以李。对方投枪，报之以戈。前者的“报酬”基本是在私人间进行，只有那些违反应得和对等原则的行为才由国家来进行纠正。而后者的“报仇”则在国家出现以后完全收归“国有”。市场体系就是根据一种生活的事实性常识（即相对于人的欲望的稀缺性），以及一种规则性常识（即人要对等交易，遵循应得原则）而形成的。司法体系亦是根据一种也是生活的事实性常识（即人性中总是可能存在着一种侵犯性，人间总是会有恶存在），以及一种规则性常识（即人类需要通过一种政治社会来惩罚犯罪、对等报复）而形成的。
文/何怀宏
编辑/袁春希
校对/杨许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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