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去金成铁，时来铁似金；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孟达在《三国志》中无传，其事零散见于《蜀书》、《典略》、《晋书》与《华阳国志》。达一生“三易其主”，先后侍奉刘璋、刘备、曹丕。最终死于司马懿之手。
达以“恃才好术”闻名。昔日魏护军刘晔、便直言其“日久必反”。
晔以为（孟）达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术，必不能感恩怀义。新城与吴蜀接连，若有变态，为国生患。--《魏书十四 刘晔传》
无论在正史还是演义中，孟达的主要形象，均是“反复小人”。
有趣之处，是孟达钻营有道，在魏、蜀、吴三国均预留后路，却最终身首异处。可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孟达在曹魏的人脉是曹丕、桓阶、夏侯尚；在蜀汉的人脉是诸葛亮、李严；在东吴的人脉未详孰是，但亦有关通记录。
讽刺之处，是“钻营一生”的孟达，其“三国人脉”皆因机缘巧合、而化为尘土；自己也随之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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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国的“金汤之固”人事可尽，天命无常。
孟达在曹魏经营的核心人脉有三：皇帝曹丕、征南将军夏侯尚、尚书令桓阶。
（1）曹丕
孟达叛走魏国在延康元年（220年2-7月），于谯县拜谒曹丕。
彼时“篡汉大业”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作为蜀汉核心阶层的一员，孟达的到来，无疑为曹丕“代汉受命”的理论，增加了舆论支持。
注：从《孟达与刘备书》可以看出、孟达亦在“参与劝进”的一百二十人之中。书见《魏略》，文多不载。
曹丕喜爱文学，有“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谓。而作为故凉州刺史孟他之子的孟达，亦熟读经史。从孟达给刘备、刘封的书信中，便知其才华横溢、诗书满腹。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曹丕《典论》
曹丕遂与孟达同载
孟达自上庸入魏伊始，其文豪之名，便传遍北国。以至曹丕在谯县接见时，亲挽其手，谈笑风生。
达既至谯，进见闲雅，才辩过人，众莫不属目。--《魏略》
甚至孟达初见魏王，便得到“同乘一车”的破格礼遇，宠待足见一斑。
（魏王）执达手，抚其背戏之曰：“卿得无为刘备刺客邪？”遂与同载。--《魏略》
曹丕合上庸郡、西城郡、房陵郡三郡为“新城郡”（即旧东三郡），使孟达出任“首任新城太守”。地位显赫，无与伦比。
（2）夏侯尚
上庸、房陵、西城三郡，旧时属益州刺史部。自孟达叛变，被曹丕划入荆州刺史部。故孟达受到曹魏荆州方面的节制。
彼时的荆州都督是征南将军夏侯尚。尚是曹丕的“布衣之交”，又娶曹真姊妹，故文帝特爱宠之。
尚有筹画智略，文帝器之，与为布衣之交。--王沈《魏书》
夏侯尚是延康元年的首任四常侍（散骑常侍）之一，之后被授予都督荆、豫的重任。曹丕甚至亲笔书写“卿在外、可自行杀人活人”，比肩天子，引动群臣非议。
（文帝）诏征南将军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将，特当任使。恩施足死，惠爱可怀。作威作福，杀人活人。”--《魏书十四 蒋济传》
夏侯尚显贵、又是孟达的直属上司，故特为孟达所留意。
达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魏略》
达擅权术，尤其注意维护与夏侯尚的关系，二人私交甚笃。
（3）桓阶
桓阶是曹丕党羽，文帝时任尚书令。在曹植夺嫡时，桓阶力挺曹丕，面折廷诤，始终不贰。其操守甚至引得曹操叹息。故文帝践祚，桓阶立刻平步青云。
阶数陈文帝（即曹丕）德优齿长，宜为储副，公规密谏，前后恳至。--《魏书二十二 桓阶传》
孟达在外是新城太守，在内则是散骑常侍。从孟达曾出任“安定太守”（在凉州）的履历中，不难看出他的职位曾历经调动；而黄初年间（220-226）郡守调动需“返京述职”（见《曹魏名臣奏》），故孟达在洛阳时，也尤其注意同桓阶搞好关系。
（达）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魏略》
与夏侯尚相似，桓阶亦与曹魏宗室联姻，其子尚公主。
（桓）嘉尚升迁亭公主。--《魏书二十二 桓阶传》
曹丕是皇帝，帝国元首；桓阶是尚书令，即中枢行政首领；夏侯尚是征南将军都督荆州军事，即孟达的直属上司。且不用说桓阶、夏侯尚还兼备“皇帝亲信”与“曹氏外戚”的双重身份。
一言蔽之，孟达的关系网，在文帝朝可谓“密不透风、牢不可破”。
讽刺之处就在于此。
桓阶在黄初二年（221）发病，不久即死。曹丕闻讯、流涕累日。
阶疾笃，遣使者即拜太常，薨，帝为之流涕，谥曰贞侯。--《魏书二十二 桓阶传》
黄初五年（224）夏侯尚因宠爱小妾，冷落正妻（即曹真姊妹）。曹丕闻讯大怒，杀尚妾。尚惊吓过度，一病不起，两年后（226）一命呜呼。
尚有爱妾嬖幸，宠夺適室；適室，曹氏女也。故文帝遣人绞杀之。尚悲感，发病恍惚。--《魏书九 夏侯尚传》
文帝杀尚妾，尚发病恍惚
尚死同年（226），曹丕亦突发重病，匆匆立了太子，便撒手人寰。
孟达在魏国苦心经营的三位“保护神”，竟在七年之内先后死去，瞬间“惶惶不可终日”。
蜀国的“旧日人脉”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刘晔、费诗等人，对孟达均有清晰认识，即所谓“恃才好术、终必为乱”。
孟达作为“屡易主君”的叛臣，其“狡兔三窟”的手段相当娴熟。
达叛离上庸（220），作书于刘备，自卑自污，以此求免，最终保全了“在成都为质”的家小。
伏想殿下（即刘备）圣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举。臣诚小人，不能始终，知而为之，敢谓非罪！臣每闻交绝无恶声，去臣无怨辞，臣过奉教于君子，愿君王勉之也。--《孟子度与刘备书》
达子孟兴，在蜀国还一路做到了“议督军”，活到了邓艾破蜀（263）之时。
达子（孟）兴为议督军，是岁徙还扶风。--《魏略》
至于《孟达与刘封书》，更是脍炙人口，龙翔凤舞，堪称“人性分析”的典范。
注：关于刘封之死、我之前多有述论，不再赘言。
孟达仕宦曹魏时，在蜀国亦有所关通，主要往来对象即李严与诸葛亮。
李严是荆州南阳人，与孟达、法正（司隶扶风）均属东州系统，同气相闻。
孟达、法正是好友；李严则是法正死后、被刘备擢拔的“新任东州代表”，故与孟达常有书信，言语间颇为亲昵。考虑到李严“腹藏鳞甲、不可狎近”，孟达与李严的私交应该相当好。
严与孟达书曰：“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蜀书十 李严传》
忧深责重，思得良伴
诸葛亮对孟达的态度相对复杂。一方面痛恨孟达的反复无常、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利用孟达在东三郡的特殊地位，来筹备北伐大计。
故亮一面与孟达书信交通，同时对费诗等人骂辱孟达亦“不置可否”。
诗进曰：“孟达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后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与书邪！”亮默然不答。--《蜀书十一 费诗传》
彼时屡有传言，称孟达滞留蜀中的家属，已经遭到诸葛亮处决。达皆不置信，最终证实确系谣言。可见孟达对自己在蜀中的人脉，亦颇为自信。
达与严、亮另有玉玦、鸡舌香等礼物往来，可谓在魏蜀二国间游刃有余。
太和元年，诸葛亮从成都到汉中，（孟）达又欲应亮。遗亮玉玦、织成、障汗、苏合香。--《战略》
黄初年间（220-226）桓阶、夏侯尚、曹丕的先后离世，是促使孟达回归蜀汉的主要诱因。但诸葛亮对孟达并不信任，故在司马懿轻兵奔袭时，食言自肥，坐视孟达覆灭。
甚至有学者认为，诸葛亮诱降孟达，本就是借曹魏之手除掉孟达，同时借除掉孟达的契机来削弱李严的“阴谋”。
注：见田余庆《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文多不载。
这种观点阴谋色彩略强，可暂搁置不论。但诸葛亮“前恭后倨、坐视夷灭”却是史实。
《费诗传》称“亮以为达无诚款之心”，此语甚为迷惑。彼时孟达全家质押在成都，其身边已无任子可遣。纵使达在魏国另立家室，恐怕子嗣亦应质押洛阳。不知所谓“诚款”指代何物。
亮亦以达无款诚之心，故不救助也。--《蜀书十一 费诗传》
亮亦以达无款诚之心，故不救助
孟达死时（228），李严与诸葛亮均未见异动。
彼时李严在巴郡江州，离汉中颇有些距离，远水不救近渴。诸葛亮近在汉中，又故意坐视孟达覆灭。
如参考《晋书》，则是诸葛亮遣使赴魏诈降，故意泄露孟达之事，促其败死。
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诈降，过仪，因漏泄其谋。达闻其谋漏泄，将举兵。--《晋书 宣帝纪》
此事不见于《三国志》及《魏略》、《典略》与《魏书》，最早见于《战略》。问题是《战略》作者司马彪，亦晋朝宗室。考虑到《晋书》的秽史属性，颇疑此处是在借“贬低诸葛亮”而“抬高司马懿”，故搁置不表。
吴国的“关通后路”鹪鹩尚存一枝，狡兔犹藏三窟。
东三郡（即新城郡）的位置比较特殊，在今湖北西北与陕西东南交界处。
因此，孟达的辖区也就成了魏蜀吴三国的交通枢纽（虽然因地形问题，通过东三郡往来的情况不多）。其北侧是曹魏，西侧是蜀汉，东侧则是孙吴。
按记载，可明显看到孟达在新城太守任上、与吴国亦有往来。只不过未详使者何人。
吴主孙权亦招之（即孟达）。--《华阳国志 卷七》
新城郡地理位置
考虑到彼时吴蜀联合，且孟达旧仕蜀汉，家属与人脉也多在川蜀，故降吴不如归蜀。因此其在吴国的经营，应远不如在魏、蜀之甚。
且“吴蜀既盟”的情况下，若事有变态，即使奔吴、亦不免被械送归蜀；若诸事顺利，归蜀获利远胜于吴。因此权衡利弊，孟达的主要倾向、还是在魏蜀之间。
小结孟达的悲剧、在于已经尽力经营了人脉、分散了风险、预留了后路，却终因“各种偶然”，仍然难逃一死。就如同一个“饮食寡淡”的苦行僧、最终死于消化道疾病一般。
孟达的人脉经营，集中在魏、蜀二国。
其在魏国的后台是曹丕、桓阶、夏侯尚。一位帝国元首、一位行政中枢、一位直属上司。按理已经做到了“滴水不漏、固若金汤”，最终三子却皆壮年而死，导致孟达一夜之间失去庇佑。
达非魏武旧人，在魏又无根基。其受宠魏文，平步青云，不知引来几多忌恨。
览查其仕宦履历，官阶变迁主要集中在曹魏西部边境（散骑常侍、新城太守、安定太守），很难与中原、河北大族产生勾连往来。在“三位大佬儿”相继死去之后，孟达的末日也便不远。
蜀国旧友李严大约是真心招降孟达，二者出自共同的利益集团（东州系），李严为与诸葛亮分庭抗礼，甚至对达说出“共辅朝政”一类的迫切之语。
诸葛亮在招降孟达时，亦有“依依东望”等温言软语。
（亮曰）寻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东望，故遣有书。--《蜀书十一 费诗传》
注：此处被卢弼讥为“诸葛公亦谲（狡诈）矣”。可见亮之心术深沉。
但观“新城之乱”始末舛谬，可知亮心不款。
甚至“上庸反正”很可能一开始就是个圈套，乃借刀杀人之计。司马懿是刀俎，孟达是鱼肉，诸葛亮则是幕后策划。
达恃才好术，钻营一生，却不免落得如此讽刺的下场。真可谓机关算尽，终误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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