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籍的纪录，位处今日云南、贵州一带的少数民族，于汉朝时被泛称为西南夷，这些少数民族或编发或椎结、或游耕或土著，习俗言语都不尽相同，政治组织也不统一，其中“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且正因为滇国与夜郎在当地都属势力较盛的政权，又与中原隔绝，因此除了著名的“夜郎自大”成语故事外，滇王也曾向远道而来的汉朝使者问曰“汉孰与我大？”，这恐怕是当今一般人较罕知的。
不过汉使并未因此轻视滇国的重要性，反而回京禀报汉武帝：“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故为了从侧翼压制南越、以及开通前去身毒（印度古称）再转往大夏（中亚古国，位于今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以北地区）相约结盟夹击匈奴的道路，汉武帝大举凿路置吏收服西南夷。虽然滇王在起初面对刚攻灭南越与其他西南夷的汉朝大军时，不肯听命入朝，但当汉武帝自巴蜀征发精兵，剿除与滇国唇齿相依的劳浸与靡莫后，滇王这才“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在汉朝的兵威下暂时保住统治自身人民的权力。且在云贵高原上的众多小邦里，“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同时也给后世留下“滇王之印”的惊世文物。
另外引起后人好奇的是，滇国的起源被司马迁记为，战国时期楚国大将庄蹻领军征服滇池周遭数千里的沃土后，“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但《汉纪》、《后汉书》、《华阳国志》对于庄蹻人名、行军路线、征服区域、建国时间、还有究竟是楚国庄襄王或顷襄王派兵等重大细节，俱有不小的差异，这就让后人对滇国的族属与文化主体、制度、对外交流起了诸多争论。
尤其在考古发现中，滇池一带的古文化罕见楚文化的影响，反而与东南亚的铜鼓文化关联较深，如越南东山文化的铜鼓、青铜提桶就与滇文化风格有些相似，滇文化因此被视为云南、甚至整个东南亚铜鼓文化可能的发源地之一。故“庄蹻入滇”的真伪性，恐怕还需要更多实物与文献证据才能辨明。
滇国与东南亚、甚至印度洋与太平洋区域存有联系的迹象，除了铜鼓之外，特有的贮贝器（相当于钱筒）也供吾人了解这段传播过程的一二。比如滇国出土的鎏金骑士贮贝器、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诅盟场面贮贝器，不仅体现滇国的工艺水平，也刻画滇国社会制度与风俗，贮贝器里被当作货币使用的海贝，据调查后发现乃来自印度洋与太平洋，这更展示滇国对外交流的范围，以及云贵高原自古即与域外文化有频繁的互动，绝非封闭落后的蛮荒瘴疠之地。
此外，从出土的滇国器物，也可略窥本土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消长。譬如滇国青铜器里，牛、虎、豹、鹿、鸟、蛇、猴等禽兽形象占了颇大比例，其中以牛的比例居多，且遍及生活用具与兵器，贮贝器、针线盒、尊、枕头、扣饰、戈、钺，全焊铸着造型或立或卧的牛只，亦有单独的牛形铜器。学者认为，牛只在滇文化里可能是受崇拜的对象。
不过自从汉朝征服滇国后，汉式铜器开始大量出现于滇国社会里，原先特有的牛形青铜生活器具逐渐消失，反而是牛形的礼兵器仍有保留。学者吴敬称：“随着滇人与汉文化的融合不断加深，虽然一些上层人士仍保留了一些较为典型的滇文化青铜器，但是其民众可能已不再将牛作为崇拜对象和权力象征来看待”。而到了东汉时期，牛形青铜器等滇国特有器物基本已告绝迹，宣告滇文化的式微。
滇国到底在何时、又是因何消亡，目前学者仍无定论。不过滇人并未就此彻底消失，在学者考究之下，他们可能成了今日彝族的族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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