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史中，他属于那种最熟悉的陌生人:
但凡念过几句书的，谁不知道“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征战人未还”？
谁不知道“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
谁不知道“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他的诗，既有被评为唐人七绝压卷之作的《出塞》所满载的雄浑大气象，又有“深情幽怨，意旨微茫，使人测之无端，玩之无尽”的无尽闺怨，更有深受楚风越俗影响兼具民歌风情的“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外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无论何格调，一出，均传唱千载。
他，就是几乎天下无人不识的“诗家夫子”王昌龄。
一生行状厘不清
这样一位大才子，诗词我们熟悉，但其一生行状却存在各种是耶非耶的疑问。
我们只知王昌龄，字少伯，约生于武则天天授元年（690年），约卒于玄宗天宝十五年（756年）。《旧唐书》中，有关他的记载不过寥寥51字，《新唐书》为98字，均语焉不详。如有关他的籍贯，《新唐书》说他是江宁人，《旧唐书》说是京兆万年人，《唐才子传》又道是太原人。又比如他的流放之地“龙标”的具体位置，一说是湖南黔阳，一说是贵州隆里（锦屏）。关于两次被贬谪的罪状，只以“不护细行”四字含糊带过，甚至连遇害地点，也存在两种争议：有人说他死于濠州，也有人说他死于亳州。
诸多疑云且抛一边，我们只道他是正史里无足重轻的寻常官吏，是大唐盛世里郁郁不得志的才子之一，更是乱世里草芥般的芸芸众生中的一员，而已。
王昌龄生平既缺详尽记载，大致只可知其早岁贫寒，渔耕而读。他的《题灞池二首》其二说：“开门望长川，薄暮见渔者。借问白头翁，垂钓几年也。”后奔走干谒多年以求仕进，足迹遍河南河北，又往陇右，沿黄河游历兰州、凉州、甘州一带，再达甘肃玉门关，甚至有学者推测曾抵碎叶城。
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他边塞求功未成，但“高高秋月照长城”、“青海长云暗雪山”的苍凉景致造就了他的诗名。是时，中国版图空前壮大，强烈的自豪感与自信心遮天蔽日，正所谓大漠边关事，千秋万岁名，这使“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是如此理所当然。
王昌龄同样心怀抱负，执着功名，这些在其边塞诗中均有体现。同时，字里行间又有种大悲悯，落笔更有历史的厚重感，与他“久于贫贱，是以多知危苦之事”不无关系，他站在一个更高的视点，全面而客观地思考战争。
后登进士第，两《唐书》本传都未载其登进士第时间，徐松《登科记考》也未载。《唐才子传》说他为开元十五年的（727年）进士，与诗人顾况《监察御史储公集序》里所言一致。此时王昌龄约37岁。进士及第后，补秘书省校书郎。校书郎自古由文学之士充任，为当世所重，至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入选博学宏词科，超绝群伦，于是改任汜水县尉，这大约是他生平最为快意的一段日子。
其间，孟浩然进京，二人交往甚欢，“数年同笔砚”，同时还与王维、王缙、裴迪、储光羲等联唱迭和，名动一时。
才如江海命如丝
花无百日好，人无千日红。
好景不长，开元二十五年（737）王昌龄便遭贬岭南，《听流人水调子》里他信笔写下“岭色千重万重雨，断弦收与泪痕深”，道尽当时心境。有说他是因为同情张九龄罢相而著文惹祸，此论成立与否尚待考证，但王昌龄的个性正如其自云“得罪由己招，本性易然诺”，不宜于官场却是无疑。
开元二十七年（739）获朝廷大赦，他由岭南北返长安，游襄阳重访挚友孟浩然，“时浩然疾疹发背，且愈。相得欢甚，浪情宴谑，食鲜疾动，终于冶城南园，年五十二”（王士源《孟浩然集序》）。
或许，因为他们都沾不上这盛世的荣光，惟有以杯中酒一浇块垒，孟浩然亦可谓舍命陪君子。沈德潜曾在《唐诗别裁集》里评孟诗：“语淡而味终不薄。”
其实，王孟二人的情谊，也正合此语。由至情至性如孟浩然，颇可想见其友王昌龄为人。
开元二十八年（740），王昌龄离京赴江宁丞任，岑参在《送王大昌龄赴江宁》里感慨“泽国从一官，沧波几千里”，经东都洛阳时，李颀、綦毋潜等追饯至白马寺惜别，李颀有诗云“叹息此离别，悠悠江海行”。
王昌龄一生仕途多坎坷，所幸拥有很多朋友，他现存近200首诗作里，送别诗就占据四分之一的篇幅。李白、孟浩然、王之涣、岑参……纵然“谤议沸腾”，却有相互间的肝胆相照，朋友们的诗文唱合给了他几许暖意。
古往今来，做官总以在天子脚下为重，传统士人们眼中远离政治中心无异于被放逐在主流社会之外。王昌龄明显对江宁丞这一人微言轻的职务并不满意，常作牢骚语，如《送韦十二兵曹》诗中抱怨：“县职如长缨，终日检我身。平明趋郡府，不得展故人。”他希冀自己不会在江宁任上久留，“不应百尺松，空老钟山霭”。
性格决定命运，如他这般不拘小节，江宁任内已被人罗列出两大罪状：一曰“好酒贪杯”。从长安赴江宁任所，他在洛阳一住半年，其原因无非是“薄宦忘机栝，醉来即淹留”，其送别诗中，留下了自己饮酒必醉的数十处描写。县丞为全县之总管，既要处理公务要案，岂能因酒误事？二曰“不守本职”。开元二十八年冬日接调令，二十九年夏日才离洛阳南下江宁任所，这一年实际在任时间不足半年。
任职一年多后，又于天宝二载春离职上京，直至天宝三载冬日才始返江宁。回江宁后，又曾去太湖、浙江一带游览。这种明显以怠工作为消极反抗的手段，过于意气用事也实在太容易授人以柄。
不出几年，便再次被贬龙标，李白为此写下《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相送：“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一个人的失意，成就了另一首千古传颂的诗歌。
关于时人谓其“不护细行”、“不矜小节”，平心而论，唐人多有此病。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亦谓唐人轻狂，不护细行、不矜小节的绝非王昌龄一人，偏他却因此频遭贬谪。他出身孤寒，在承南北朝旧俗、极重家世门阀的唐代，全无靠山可言，却又有着“卷舒形性表，脱略贤哲议”的不羁个性，难免为人诟病。
王昌龄不同于他的挚友孟浩然，即使大半辈子都只是被支来使去的芝麻官，他始终期待着“黄鹤青云当一举，明珠吐著报君恩”，“明祠灵响期昭应，天泽俱从此路还”，虽也写下出世的虚无句子，却从未真正有过出世之心。
孟浩然尚有另一方净土安顿他的人生，王昌龄却无处可逃，只有不断的企盼与落空，再企盼与再落空，他的宫怨诗里，以男子写闺情，实则处处都有自己的影子。曾写下“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般血性文字的诗人，如今吟咏着“沅溪夏晚足凉风，春酒相携就竹丛。莫道弦歌愁远谪，青山明月不曾空”的一片闲适里，始终有份化解不了的苦涩，那些栏杆拍遍、拔剑击柱的壮怀激烈，只能被岁月煎熬成茫然无奈的长长叹息。
然而，对节义操守的信奉，对功业理想的执着，在磨折他灵魂的同时，也支撑着他的灵魂。这一生，说不尽的长亭短亭多少次折柳相送，他却少有消沉颓丧之语。送柴侍御那日，挥毫写下“沅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乐观旷达一如多年前那以边塞诗惊艳文坛的青年才俊。
在龙标，王昌龄也是一个颇有政绩的地方官，《黔阳县志》记载他洞悉民情，为官清廉，为政以宽，因此被老百姓赞颂道“龙标入城而鳞起，沅潕夹流而镜清”。
可惜的是，他的济志之志，他的冰心玉壶，再也等不到“鸿恩共待春江涨”，随着李三郎的开元盛世零落成泥，一切都成为了泡影。
天宝末年，安史乱起，两京沦陷，渔阳鼙鼓宣布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唐玄宗避于蜀地，太子李亨在甘肃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
肃宗即位灵武后，大赦天下，此时，曾经为“一时之秀”的王昌龄已经垂垂老矣。
66岁的他，在兵荒马乱里选择离开龙标，后世曾多方揣测他的用意，有说是去投奔永王，因为好友李白在那里，也有说是省亲，又或许他只是走向冥冥中的结局，也许在濠州，也许在亳州，被拥兵自重的刺史闾丘晓所杀，一如捏死一只蚂蚁般随意。
“才如江海命如丝”，陈独秀的这句诗，足以概括王昌龄悲剧的一生。
诗文千载亦清晖
关于他的死，《新唐书•文艺传》里如是记载：“（王昌龄）不护细行，贬龙标尉。以世乱还乡里，为刺史闾丘晓所杀。张镐按军河南，兵大集，晓最后期，将戮之，辞曰：‘有亲，乞贷余命。’镐曰：‘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晓默然。”张镐所言正道出时人不平之意。闾丘晓究竟为何事杀他，凭什么杀他？始终是无头公案，由生至死，王昌龄仿佛都由无数谜团组成，只有他的诗句，清澈优美，在粗粝荒凉的命运里闪烁珠玉般的光泽。
正史中，对这落魄才子吝啬笔墨，但散落的野史和笔记中，却有不少关于他的记载，颇能访其足迹，窥其性情。譬如左迁龙标尉时，就有“苍头拾叶供爨”、“峒蛮遮道乞诗”、“蛮女隔岸听歌”、“花联苗汉”、“琴书自随”、“江楼送客”等。龙标在唐时甚僻，属于蛮荒的五溪地区。龙标尉日子过得清贫却也清闲，常自己背着书和琴在青山绿水间散心，让跟随的老仆人沿路捡拾落叶枯枝回去当柴烧。而那座小小的芙蓉楼，承载了太多后人无法忘怀的佳句，他的才情倾倒过酋长美丽的女儿，化解过苗汉间的纠纷。而最著名的，莫过于薛用弱《集异记》里绘声绘色描述的旗亭画壁故事。
话说玄宗开元年间，王昌龄、高适、王之涣这三位诗名正盛却同样郁郁不得志的朋友，某日于酒楼小饮，恰逢天寒微雪，有宫中乐官率众梨园子弟前来宴饮，其后更有四位绝色歌妓相继而至，选奏的均为当时名曲。三人于角落里听得兴起，遂约定以各自诗作入歌最多来分个高低胜负。虽然故事最后峰回路转，以王之涣胜出结束，然而入歌最多的，始终为王昌龄的诗作。
后人传奇杂剧中多以此事为题材，但明胡应麟《庄岳委谈•笔丛》卷四十一便力言其诬妄，近人汪辟疆也认为此事不足信。然三人结交却是史实，只是与王昌龄同样出身贫寒的高适后来官至淮南、剑南西川节度使，任散骑常侍，并被封渤海县侯，而原本便为太原望族的王之涣虽仕途不显，亦得以死于安乐。其中只有王昌龄，逾耳顺之年仍不得善终。
不得善终并深受谤议的王昌龄，在文学上的成就却无人能够否认。明代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曾道：“七言绝句少伯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
李白天才英丽，气挟风雷，自是盛唐诗坛上的喷薄红日，而王昌龄其人其文，则如寂寂寒江明月心，千载之下亦难掩清晖。
王昌龄近20年的贬谪生涯，对个人固然是种磨难，然诗家不幸文章幸，其间所写下的大量诗歌为他树立了一座文字碑。更为难得的是，即使现实逼仄，理想无从触及，种种痛苦求索并没有异化他的独立人格，他始终未失雄杰之气，字里行间充溢着盛唐之音，充溢着清刚劲健之美，同时代的诗坛视他为体现“风骨”的代表，并推许他是东晋以后400年内振起颓势的“中兴高作”。
《唐诗纪事》亦云：“晚节谤议沸腾，言行相背，及沦落窜谪，竟未减才名，固知善毁者不能毁西施之美也。”
一句“善毁者不能毁西施之美”，王昌龄若泉下有知，定当含笑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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