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韩国电影《素媛》，曾在许多观众的脑海中留下深深的阴影，素媛的无助绝望让人恻隐，也让世界各国纷纷开始关注针对未成年人的性犯罪。近日，“素媛案”罪犯原型赵斗淳刑满释放在即，韩国MBC电视台向公众公开了赵斗淳的长相。电视台节目组认为，国民安全大于罪犯肖像权，因此决定公开其肖像。消息一出，立刻引发热议，许多国内网友都认为，中国也应该像韩国一样登记性犯罪者的信息并向全社会公开。“公布所有性侵犯照片”的主张，同样不缺拥趸。
事实上，国内不少地方已经开始探索类似制度的实施。例如2016年，浙江慈溪公检法就曾联合出台《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实施办法》，规定性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人员，其个人信息将会公布在网络上，以便公众查询。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公检法在2017年也曾联合发布《关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从业禁止及信息公开》，规定除作案时不满18周岁或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等情形以外，所有性侵害未成年人的严重刑事犯罪人员，自刑事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都将被公开个人信息。
性侵未成年人这种逾越社会道德底线的恶行，是整个社会同仇敌忾的对象。许多声音认为，通过性侵者信息登记与公开机制，一方面能够让社会对性侵者提高警惕，另一方面又能威慑性侵者，提高他们的犯罪成本，防止再犯。从这个角度上看，这种做法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不过，如果仅因正义感的驱动，就忽视了这种做法的法治隐患，则无疑走入了另一个极端，事实上，从其他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这也是一套充满争议性的机制。
以美国为例，在通过《性侵害者登记与公告法案》（Sex Offender Registration and Notification Act，SORNA）后，美国逐渐形成了完整的对性侵者的记录、追踪与信息公开的制度。除了肤色、体重与身高等基本信息之外，刑满释放的性侵者还需要定期向警方提供自己的住址、社保编号、工作信息、近照与驾照等更详细的信息。居民可以通过政府网站查阅到这些信息，有的州还要求性侵者自己主动向居住社区的居民公布信息。
按照最初的想法，如此严格的制度安排，应该能有效地威慑性侵者，降低性侵害的概率。但目前的研究表明，尽管该机制得到了公众的广泛拥护，但它能够起到的作用却并不及预期，研究人员很难找到性侵案件的下降与性侵害者登记与公告制度之间的相关性。美国司法部在2017年提出的一份报告指出，该机制的效果非常含混。同时，该报告指出，许多网民津津乐道的限制性侵者住址的方法，也缺乏有效性的证据。
很多情况下，由于自身信息被广泛公布，性侵者会面临社区的排挤与工作单位的歧视，让他们普遍遭受经济困难与精神上的困扰，无法回归到正常生活，反而会使这些刚释放的性侵者再次犯案。事实上，我国的监狱法明确规定，刑满释放人员依法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这一条文不仅是为了维护刑满释放人员的基本人权，也是为了预防和减少犯罪，因为如果刑满释放犯遭到过度的排挤，走回犯罪之路，便会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我们当然痛恨性侵者，痛恨他们对他人美好生活的摧残，也痛恨他们对社会良知的践踏，但社会的治理不能只凭义愤填膺的感情。性侵害者登记与公告制度需要耗费大量社会资源，而这种做法的效果却模糊不明。管理性犯罪者，不妨从更谨慎的措施开始实验。英国与澳大利亚同样要求性侵者登记信息并定期更新，但并不直接向公众开放，民众可以通过要求信息公开的方式查询。除了强制管理，美国司法部以及诸多研究也指出，对性侵者的医疗追踪与社区支持，可能会有更大帮助，而这也是阻止他们再次犯罪的有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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