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带着无尽的愧疚和遗憾结束了他31岁的生命，留下了残破不堪的大清王朝给了六岁的载淳。咸丰帝的一生是平庸且充满悲剧的，他没有攘外安内的本事，就连他的身后事也安排的不尽如人意，以至于尸骨未寒就引发了争夺最高权力的辛酉政变。
咸丰帝在临终前是做了一番自认为为万无一失的安排的，他先是任命肃顺等人为顾命八大臣，又同时赐给慈安和载淳“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以达到牵制八大臣的目的，而且还把他认为对皇权威胁最大的恭亲王奕䜣排除在最高权力层之外。
然而，咸丰没有想到，他对奕䜣的这种安排正是他的最大失误，也是促使辛酉政变爆发的根本原因之一。说起来，咸丰和奕䜣之间少年时感情十分融洽，但自从咸丰登基后，奕䜣因生母封号一事使得兄弟两人生出嫌隙，其后两人的关系虽有缓和，但在事关皇权的根本问题上，咸丰对奕䜣还是十分防备的。
咸丰帝逃亡热河之前，命奕䜣办理对英法议和之事，但是既没有授予他监国之名，也未授予其节制前敌军队及留京文武大臣的实权。咸丰估计奕䜣根本不可能议和成功，只是想借此作为缓兵之计。如议和不成则令他赶赴行在，时刻置于自己的监视之下。不料奕䜣竟议和成功，声誉鹊起，不但外国人对他多有称赞，就是那些留守在北京的王公大臣也聚集在他的周围，暗地里议论咸丰帝不顾列祖宗庙，抛弃百姓臣民而逃，而奕䜣却有临危受命，挽狂澜于既倒，有定社稷之功。
因而，对于奕䜣的防范，咸丰帝变得越来越现实起来。具体办法就是采取疏而远之，免得他不知天高地厚，产生觊觎皇位的想法，更免得那些别有用心之人，贪拥立之功，策动劝进的朝局之变。
对于当时的奕䜣来说，无论是出于维护大清王朝安全的目的，还是从维持自己权力地位的角度考虑问题，他都希望咸丰帝能立即回銮北京，以便早日脱离肃顺等人的把持控制。但奕䜣并没有料到，咸丰帝在热河重病不起，甚至到了吐血的地步。
既然咸丰一时间无法回銮，奕䜣便上奏要到热河当面请安，本来奕䜣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希望能与咸丰做一次推心置腹的深谈，消除兄弟之间的隔阂，以免被排除在最高权力之外。但咸丰帝没有批准他的请求，让他继续留在京城，这样一来，奕䜣就没有了任何余地和退路。
王闿运在《祺祥故事》中记载了咸丰帝发给奕䜣的谕旨内容，他说咸丰帝看到奕䜣的奏折后，强行挣扎坐起，依靠着睡枕，只是冷冰冰地随手在奏折上批下：“相见徒增伤感，不必来觐”几个字，由此可知咸丰帝对奕䜣的猜忌是如此之深、之重。
历史的经验告诉咸丰，顺治朝时多尔衮就是因为把持朝政而被封为“皇父摄政王”，他不能重蹈历史的覆辙，必须对自己年幼的儿子负责。因此，在权衡利弊之下，咸丰帝不得不让肃顺等人赞襄政务，让皇后和懿贵妃作为牵制，以此来达到权力平衡。
在咸丰的后事安排中，奕䜣几乎谈不上什么重用，就是利用的成分也不大。他认为另用远支宗室亲王或其他几位大臣的做法，完全是符合祖制，没有弊端的。咸丰帝的这一看法并不是没有道理，但事实证明咸丰帝犯下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因为奕䜣是咸丰及新帝血缘关系最近的亲王之一，将他排除在最高权力之外，不但奕䜣本人不甘心，就是聚集在他周围的“北京派”也不情愿，更不会心悦诚服。
虽然咸丰帝的这个安排不一定会让奕䜣有觊觎皇权的想法，但却必然会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这一点咸丰帝显然是没有看到的。恰恰这个时候，懿贵妃不满肃顺等人的专横，加上自己权力的欲望，便和奕䜣达成了协议，酝酿了夺取皇权的辛酉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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