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三国官方作家 孔门弟子 原创
王国维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
曹操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也经历了三次根本性的变化。
曹操
读大学以前，关于曹操的印象来自于教科书、连环画、戏剧、人们间接的评论及三国演义的浅层知识，是对所接受知识的完全认同，也是对世人关于曹操之评论的直接吸收。“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句话其实是落脚在后面，此时曹操在我心中是一个唱白脸的奸雄，阴险狡诈，诡计多端，常常是一脸奸笑。尤其是他杀杨修和孔融的故事，让我认为他是一个虽然本身很有才能，却妒贤忌能，为权力不择手段、残暴的统治者。
曹操
读大学时，随着阅读面的扩大，尤其是接触到疑古派和鲁迅等关于曹操及有关曹操文本的论说，才明白其实每一个论史者都是在以自己的观点涂抹历史，他们笔下的曹操形象不过反映了他们自己的道德观点罢了。这一时期，伴随着刘备在我眼中成为一个最善于作假的伪君子，关羽不过是一个欺世盗名的假英雄，曹操在我心中成为一个在他的时代纵横捭阖的大英雄。但这一正面形象并不坚实，因为疑古派观点本身也包含着对它自身的否认：既然每个人看待历史都摆脱不了基于自身观念的有色眼镜，那历史就像康德的物自体一样，是谁也无法揭示其真面目的不可知。并且由于这一阶段，在阅读中了解到曹操性格的丰富性，我开始认为，曹操只属于他自身，是一个不可能完全解读的魔方，就曹操自身来讲，他的所作所为无所谓邪正，更不应当从道德上来评论。
曹操
读研以后，接触解释学理论并渐渐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后，我发现前面两个阶段都是对文本的执着，区别只是在于第一阶段执着于正面的文本，第二阶段是执着于反面的文本，第一阶段是执着于文本的真实性，第二阶段是执着于文本的非真实性。其实，历史的真实性正是存在于后人不断的评说中，真正的历史既不是纯粹物质实物的，也不是纯粹精神的，而体现在一种交互的呈现中。将这一理解纳入整个历史解读之流，又可以明白后人批评与赞扬的必然性，明白每一个时代都必然形成和应当形成它基于自身立场的褒贬。由此我认为，曹操本身是什么样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理解各个时代的人们为什么把他刻画成那样的形象，在这个理解的基础上理解各个时代，进而理解整个历史，再进而在整个历史的光照下，理解我们自己的时代和自己所应当做的事情。
正是在解释学的背景下，我们明白了：西晋承接曹魏，所以西晋史学家陈寿会褒扬曹操（陈寿《三国志》：“太祖运筹演谋，⋯⋯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而南北朝时期，东晋南朝的立国形势又类似蜀汉，所以裴松之赞诸葛而贬曹操（现存文献中,最早对曹操进行明显诋毁的是《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东吴人的著作《曹瞒传》）。
而只有贯通历史，了解不同时代之精神变化之后，再回到曹操的时代，才能明白，正是东汉末年礼教维系体系与宗法政治制度的全面解体，使气质层次的个性第一次觉醒，才造就了千古一曹操，他全方位的才能以及他让人震惊的猜忌和残忍，都是因为时代精神的影响，也是为了应对时代问题的不得不然。此前时代说曹操猜忌或奸诈，那是那个时代人带着道德眼镜看曹操的结果。而现代说曹操雄才大略，其实是因为汉末是一个个性觉醒的时代，必然会产生那样的人物，他们不在意道德，所以能不受教条的局限，又因为战乱的背景，智慧有实验的战场。也是因为现代又是一个气质欲望成为时代主导精神的时代，所以现代人会认同曹操。曹操未称帝，既不是因为奸诈也不是因为忠于汉室，只是因为不称帝是一种更有利的策略；曹操没有想象得那么伟大，他只是因缘际会，成就了一番功业。如果没有曹操，也会有另外一个张操、王操在竞争中胜出，而被今人视为英雄。一句话，重要的不是曹操是什么样的人，重要的是你眼中看到的曹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三个阶段可以印证于佛家三个境界，第一个阶段直接吸纳别人的观点和文本的内容，是“因缘所生法，众生以为真”，是“以假为真”的众生境界；第二个阶段认为历史文本都自觉或不自觉作伪，真正的历史在文本之外，是“万有皆是幻，佛性本真空”，是“离假求真”的小乘境界；第三个阶段认为我们只能从各时代历史文本的叙述中解读历史，但又需要有一种能够跳出来的眼光，与历史文本须是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是“因缘即菩提，佛不外众生”，是“即假证真”的大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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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孔门弟子，北京大学哲学硕士，归宗于儒学一脉，现于某高校主讲国学。经史互参，以阐华夏演进之脉络；中西对勘，以明时代精神之隐微。玩于诗词，聊为修心之余绪；游戏文字，权作行道之应几。疏狂不求闻达，淡漠唯盼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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