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孙甘露的新作《千里江山图》出版，无疑值得关注。当年的先锋派主将，“我是少年酒坛子”的豪放绚丽；“信使之函”满纸荒唐言却抑制不住字字珠玑，诗意流淌；而“请女人猜谜”诡异灵动，玄机四伏……。一晃30多年，其中孙甘露也有其他作品，他写得谨慎，小心翼翼，怕是伤着文字，划伤时代的皮肤。甘露干脆把自己献给了文学事业，为上海作协做着日常工作，举办巨型的上海国际国际文学周，偶尔在一些新作的研讨会上发表精辟点到为止的言辞。甘露是令人敬重的作家，日久弥新，他存在，他就永远保持一个作家的状态。虽然归来不再是少年，《千里江山图》却不得不让人惊叹笔法精湛，针脚绵密，机锋内敛。虽然故事危机四伏，分明是十面埋伏的狰狞；他却写得如宋明工笔般的秀丽。20世纪的惨烈，像里尔克的豹子被关进笼子，我们翻动书页，却看到豹子踱着精巧的步子，在那个笼子里，谨慎丈量自己的命运。
书名《千里江山图》用的是北宋年间的名画为题，名画《千里江山图》传为宋徽宗赵佶亲授弟子王希孟在18岁时用了半年时间绘成。《千里江山图》显然表达了徽宗心目中的社稷江山的理想，山青水秀，雄奇气派，太平盛世，天人合一，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足。当然，孙甘露的立意在当下，这是就是当今时代常说的“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而小说的故事设置是1933年早春发生在上海的故事，我地下党围绕一次秘密任务与敌特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千里江山图》是小说中的接头暗号，小说当然有点题之笔，陈千里到诊所找林石，他以书画商人的身份说“我想找一幅宋画。”林石：“那可不好找。”陈千里：“受人之托，找不到也得找。”林石：“那您说说看是哪一幅？”陈千里：“《千里江山图》。”林石：“你打开窗朝外面看。”陈千里：“说的是，这些人就是江山。”小说的主题由此很清楚，就是一批共产党的忠诚战士为人民打下江山所付出的血的代价，他们不惜牺牲年轻的生命，就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人民过上平等自由幸福的生活。这一主题当然是当今的主流主题，或者说红色主题，无数的作品都在处理同一主题，但孙甘露依然能把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其笔法正如宋明工笔画，在故事设置、情节结构安排、人物刻画方面，都显示出孙甘露的艺术力道。
小说开场就紧张惊险，我地下党一次布置工作的秘密会议在一个图书馆的密室，不想有内奸向特务机关通报消息，开场就是紧急的疏散和逃离。在这样危急关头，人物一个一个出场，表现也一场比一场危险。地下工作最危险的是出了内奸，那就意味着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下，生死就是瞬间之事。既要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又要防止内奸出卖。猜疑也在革命者内部蔓延，这同样具有杀伤力。谁是内奸？故事突然间展开了两条线索，一条是完成护送浩瀚同志的任务；另一条是要识别谁是内奸。这两条线索归结到敌特叶启年、游天啸那里，时刻牵动敌特的阴谋与凶险的暗杀。整个故事，悬念十足，紧张惊险，环环相扣，危机四伏。
小说的主题固然是歌颂革命志士英勇无畏，为党的事业视死如归；但小说的写法吸取了谍战小说和影片的特点，完全可以当作精彩绝伦的谍战故事来读。这促使我去思考一个理论问题，“红色写作”——如果可以创立这个概念的话，同样可以有艺术性。此前写红色谍战成功的作品有麦家的《解密》《暗算》《风声》《风语》系列小说，其中多部改编成电影也非常成功。麦家的《解密》英文版被收进英国“企鹅经典”文库，这也说明写红色主题并非就只能成为意识形态宣传读物，其文学性和艺术价值同样可以得到承认。所以，对于艺术手法高超的作家来说，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当然，如今写地下党的影视作品尤其多，但成功的小说并不多见，麦家的小说并不仅仅属于这个类型，他的小说还具有多元综合的艺术特点，是故其艺术性体现得比较复杂。五六十年代写地下党作品成功的例子有《野火春风斗古城》，要说那时的条条框框比现在要多，但这部作品无疑非常成功，直至今天读来还是同样引人入胜。要说“红色写作”与艺术探索最早结合的作品当推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该作品虽然受到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影响，但莫言却把我爷爷我奶奶的爱恨情仇的故事讲得如歌如诉，再有余占鳌抗日的故事穿行于其中，历史被托起了高度，并被赋予了20世纪的本质。
显然，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无疑要归在典型的“红色写作”的纲要下，这不只是这一群地下党洒热血，抛头颅，最终有一个长长的牺牲人物的名单——革命志士用鲜血染红了江山。小说中着笔不多的老方，却有一个惊人的细节，“那个字很可能是老方用血写的，他自己的血。那是个未写完整的‘山’。”显然，甘露要强调这江山不是赭石朱红画下的山水，而是用鲜血染就的土地。
《千里江山图》在艺术上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在情节处理上的紧张性与紧凑性。尽管说这是谍战叙事的基本特征，但具体动用却并非易事，做到入情入理，合乎逻辑，令人信服却是要靠叙述功夫。小说以失败开场，以有内奸为悬念展开叙述，一开始就是一个组织成员悉数亮相，人物群体相互关联，故事的展开井然有序，错落有致。陈千里出场，林石被怀疑，陈千里还怀疑崔文泰是内奸，后来凌汶和易君年南下，谁能想易君年就是内奸，就是特务卢忠德假冒。很显然，敌我双方相互潜伏，卢忠德这个“西施”潜伏在我地下党组织中，破坏性极大。但我地下党的潜伏更是厉害，特务头目叶启年的女儿叶桃就是地下党，多少有价值的情报从她这里送出，但她英勇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另一个人物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穆川始终写得隐晦，莫测高深，读者十有八九可以推测，他可能是一个级别相当高的潜伏人员。因为这些线索的交叉，使得险象环生，危机四伏，故事的每一个推进环节都加强了紧凑性，生发出紧张性。
这篇小说值得肯定的是写人物，毕竟是老道的作家，对每个人物都握得紧，刻画得准确精细。正面的人物如陈千里，林石、凌汶、梁士超……，每个人的经历、职业、性格不同，人物形象表现出来的特点也就各异，这才有丰富多样的地下党的群体形象。红色面孔并非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也没有虚张声势，发宣言做议论那些套话，孙甘露让每个人物在行动中去展现自己的性格。因为故事的动态性，人物的运动感很强，这仿佛是动作片一样，人物摆脱了静态存在的沉闷，人物的机警、心理活动、智慧以及身手都在行动中透示出来。固然，主要人物我地下党陈千里和敌方叶启年写得相当成功，这俩人一直暗地较量，又有正面交锋，而且还有家国爱恨。叶启年一直认为是陈千里把女儿叶桃引入共产党而潜伏在身边；哪想到实际上是叶桃把陈千里带进组织，引导他走上红色革命道路。叶桃之死与叶启年脱不了干系，虽然并非叶启年直接“大义灭亲”，但他显然怕“家事外扬”。这当然是一个悲剧，本来陈千里和叶桃或许能相爱一生，陈千里会是叶启年的乘龙快婿，但20世纪的酷烈把这些原本可能性的“亲情伦理”，皆转向党国的敌意，变成了欲置对方于死地的深仇大恨。在中国20世纪的进程中的这些生命和亲情代价，孙甘露隐而不显，含而不露，在追求客观性和紧凑性的同时，略微少了一点反思性——这当然是苛求，红色写作中的反思性是一大难题，人性、个人选择、爱恨情仇，都被特殊的历史情势所决定。个体生命、命运如何揭示和深化，确实是一个难题。但不管如何，孙甘露笔下的女性，叶桃和凌汶虽然着墨不多，但却写得栩栩如生，她们永远带有孙甘露笔下的女性的那种属性，优雅、美丽、坚决，她们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她们用行动给20世纪的中国历史写下了革命的红色篇章。
当然，孙甘露的小说最值得称道的永远是他的语言，他是一个始终用语言写作的作家，不管写什么题材，不管年月发生什么变化，他的语言质地不会褪色，这是一个道地的作家的可贵品质。这部小说之所以可以创造出紧凑性和紧张感，人物刻画几笔就神情毕现，根本还是得益于孙甘露的语言。即使去掉了先锋小说的那些绚丽和华美，在简洁质朴中，依然可以感觉到孙甘露的叙述语言的那种洁净、准确、精炼和细致。有语言背书，孙甘露这部小说用《千里江山图》为名，也算是自然天成。传统工笔的精致细腻，荡气回肠的神韵，在孙甘露的精雕细刻的语言中，也显山露水；然而，更重要的是，在20世纪的生死酷烈中，它们前后呼应，共同演绎着千年绵延的一个民族的命运。
作者：陈晓明（文艺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编辑：郭超豪
策划：邢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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