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平素最不解“风情”的女人们，却变成一群离“风情”最近的人。她们把平淡的生活织进针线，做出的就是曾经纳过的鞋底子，做过的眼罩，栽过的稻秧，和情欲毫无关系。
在制衣厂工作的女工们。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摄
文｜ 新京报记者 陶若谷
编辑 | 胡杰 校对 | 陆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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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口的大婶把一件红色透明短纱裙穿到模特身上，胖乎乎的手指头拽了拽飘起的裙角，又捏起V领的两个边微微往起提。摆弄好了，她从蓝白点的围裙口袋里掏出手机，给模特拍了张照片发给了老板。
内衣制衣车间一角。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摄
在江苏灌云县的伊山镇和东王集镇，无论是随手打车遇到的出租车司机，还是路边种菜的大娘，他们都骄傲地说，“我家媳妇就是做这个的”。酒店的保洁阿姨羡慕已入行的姐妹，“我是不会做，要是会我也去做啦”。
三月的苏北，制衣女工们穿着花花绿绿的厚棉衣，用一针一线缝制着世界上最便宜的。这些衣服将出现在世界各地。
而这些平素最不解“风情”的女人们，却变成一群离“风情”最近的人。她们把平淡的生活织进针线，做出的就是曾经纳过的鞋底子，做过的眼罩，栽过的稻秧，和情欲毫无关系。
“情趣的搬运工”在某网站“”的搜索栏中，各种热辣的内衣名目琳琅，按销量前10名的店铺里，有7家显示来自江苏灌云，最高的一家90天内售出2万件。
灌云是个人口100万的苏北小县，距离连云港市区约40公里。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回乡的打工者把县城挤满，一位骑电动三轮车拉客的师傅抱怨，平日不到2分钟就通过的向阳大桥，堵了整整15分钟。
节后，街头巷尾大大小小的“服装厂”门口纷纷贴起火红的招工告示——某某内衣服装厂招收缝纫工，工资4000-6000元左右，每月15号结账。
制衣车间门口的招工告示。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摄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这里就靠。”整个下午，冬妮弓着背坐在缝纫机前，头半缩在鲜红的袄子里，只露出侧脸。若不是梳在脑后的头发留下挑染过又褪色的痕迹，看不太出33岁的年纪。
她把丝带捏成一个蝴蝶结的样子，匝在黑色低领半透明内衣的胸口，5秒钟一个，除了两只手不停地忙活，身子一动不动。这个姿势，她已经保持了3个小时。
在这里，“时间就是金钱”绝不是一句空话。
冬妮在车间工作。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摄
丁字裤包三个边1毛钱，耽误20秒就少挣1毛。她手里这件新款内衣，手工费1块8一件，一天做100件。卖出去的批发价大约8块，网店挂出的零售价大约28块。如果卖到美国，仅批发价就有8美元，折合人民币约50块钱。
冬妮终于站起来，抓起一把工作台上刚做好的黑色透明蕾丝内衣，塞进草绿色的麻袋，递给一个60多岁的老爷子，老爷子每天来这里拿些内衣回家剪线头。另一个女工抱起刚做好的厚厚一摞睡裙装进篓子，问冬妮做了多少件——
80件，100件，150件……她们扯着嗓子在高分贝的缝纫机噪音里互相报着完成的件数，就像在宣读战利品。
对面仓库里，靠近楼梯口的四排货架已经空了。冬妮的老板雷丛瑞说，订单已经接到今年8月份，据他介绍，灌云县30岁至45岁的人一共有大约10万人，女性占一半，而做的女工就有2万。
空空如也的仓库货架，订单已经下到今年8月。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摄
一件先由设计师画样式图，通过电子邮件和老板确认后发给大裁缝。大裁缝按照图片缝制样衣，再派给冬妮她们，照样衣复制。蕾丝、网纱、白布条、黑丝带这些材料，由裁剪工根据制版师的尺寸剪好，被冬妮们拼接成网上的“爆款”。
冬妮她们被当地人称为“机工”，不负责设计和剪裁，唯一的工作就是在缝纫机上操作。一个机工说，“我们不生产内衣，我们只是情趣的搬运工。”
“对你们来说，这是性感什么的，”冬妮说，“但我们只看包几个边，匝几道工序，然后算工钱，没人喜欢新款。”她们对新款的衣服结构不熟悉，比老款做起来慢。她手里这件1块8的，一天如果少做20件，就少赚36块。
“我们这里是生产的源头”屋里，二十几台疯狂赶工的缝纫机只是灌云工厂的冰山一角。
伊山镇的一家制衣厂是菜市场后面的一块空闲地改造而成，绿色的塑料大棚取代了屋顶，挂在棚顶密密麻麻的吊扇没有转，却仿佛已经闻到了夏天的汗味。
建在菜市场后大棚里的一家制衣厂。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摄
新的工厂想开在城里已经没了地方，后入行的人只能把加工厂开在乡下，雇农村妇女一边带孩子，一边缝纫。
在灌云，大大小小的工厂不下七八十家，但能自主开发设计能力的工厂不超过5家。低端为主、利润低、批发走量是主要的经营模式。
“接的订单越多越赚钱，只要工人能做出来，货供给得上，就能赚钱。”雷丛瑞说，“我们这里是生产的源头”。
他厂房最靠里的几排货架编号以8开头，表示2008年。那是他们自主生产的第一批货，当时还在读高中的他，成了镇上第一个开网店卖的人。
第一批从广东进货，放在店铺里和暖宝宝一起卖。慢慢地，雷丛瑞和母亲萌生了想法——“买别人的还不如自己做，这东西总共没几块料子，一块布穿几根绳子，能有多难？”
客户要什么款式就做什么，看网上哪个好就“借鉴一下”。作为一个和服装设计完全不沾边儿的门外汉，想做哪个款式就照猫画虎地剪，然后往自己身上套，尺寸合适就让工人做。他的仓库里现在还有2008年做的一条内裤——花朵一样的粉边裹住硬硬的白纱，纱网的网眼大得像苍蝇拍。
雷丛瑞在办公室处理英国客户发来的邮件，寄过去的样品下胸围处的扣子系不上，需要重做。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那会儿供不应求，多丑也能成爆款。国外越露越容易爆，国内越含蓄越容易爆。”
从去年开始，1991年出生的雷丛瑞不再满足于现有的生产模式，也有些担心被更加年轻化和个性化的店家超越。
雷从瑞现在每天关注b站，也加入了一些95后、00后的QQ群，最初只是想知道十年后的用户现在喜欢什么，“结果发现他们已经在购买了。”学生一放假销量就下来，一开学就猛增，已经成为各家工厂老板的共识。
一年前，他在贴吧里看到一个学生喜欢的店，现在已经从皇冠做到了金冠，主要推荐的是“二次元的款式”。这个91年的“老年人”在群里很不受欢迎，只因为说了一句“顶”，就暴露了“非二次元老年人”的身份，只好默默潜水不敢吱声。
“不过，也是杞人忧天了。”他现在最迫切的希望是招工，完成订单。至于收入，“一年下来七位数吧。”
“谁穿的？反正我们不穿”尽管这些女工们拥有足以骄傲的生产业绩，但是对“衣服做给谁穿”、“自己会不会穿”的问题却格外警惕。
70岁的大娘坐在圆板凳上给白色“护士服”剪线头，听到这个问题扭过头去，和其他女工讲起了家乡话，似乎以“听不懂”来遮掩羞涩。
她伸长胳膊把衣服往远处拿，眯起眼睛盯了几秒又拿回眼前，空剪了两下，袖口的白线头还是没有掉下来。她住在七八里外的农村，除了麦收时忙一季，一年到头没有别的事情做，来厂里动动剪刀，一个月能赚将近2000块。
“谁穿的？反正我们不穿。”旁边粉衣服的大姐凑上来，拿着手里刚做好的镶白边的透明三角裤，“我送你一条，你敢要吗？”她和刘云，两个40岁人的笑声脆生生地搅在一起，她们自称“过来人”，也就是已婚。
刘云从服装厂出来做已经七八年了。花袖套磨得掉色了，她2秒钟就把细线穿进针孔，右手食指反复游走于缝纫机的针尖周围。偶尔，她也会被针扎到，血一下子涌出来。
刘云正在缝纫机前赶工。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摄
“本来机器上有个防止扎手的保护圈，我们为了赶工嫌碍事，一般都摘掉。”她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赶着去买这些衣服。
“一根绳子咋穿，搞不懂。我们只管做，从来没穿过。”
“打个比方，有人拿刀杀了人，你不能说让铁匠不打刀。”一位年轻的作坊老板这样解释他们的生意。这也成为了小镇人的共识，“她穿她的，我做我的”。
高秋霞是嫁到灌云来的外乡人，三年前和老公开了个自己的网店。
一开始卖，她很不适应。第一次有人问她穿哪款老公会喜欢，她觉得“这个人好变态”。
后来，她发现确实有人很认真地在问，“肚子上赘肉多不希望老公看见选哪款”、“胸小怎么办”，才知道普通人也会买这样的衣服，而且有男的买给老婆或女友，让她附上软绵绵的情话。
一天下午，裁剪师傅没来，她和老公决定自己动手做衣服。
“2、4、6…齐了，这是一套。”高秋霞的老公小声嘟囔着。四五米长的黑色蕾丝布料在桌面上铺开，他按高秋霞剪好的纸板模型在布料上画起弧度。
高秋霞和老公在布料上画版剪裁。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摄
他手腕上的足金链子是高秋霞买给他的，“抬胳膊都累得慌，没办法，媳妇买的不敢不戴。”
高秋霞个子很高，热情爱笑，面对老公时却“像个泼妇”。她的小店名字是老公起的，是她的真名。
忙不过来的时候，他把父母拉过来帮忙。父亲站在旁边看着一家人忙乎，“我这种身份，怎么能干这个？”
不过，她自己的父母现在依然不知道她在做。“你的衣服有没有我们能穿的啊？”她只好搪塞，“没有没有。”出了灌云，这个职业还是让高秋霞说不出口。
买她衣服的中国人，更多集中在北上广深。
和灌云人“不知道”、“没穿过”、“你问她”的回答不同，在北京上班的花花小金刚（网名）并不羞于谈论。她是一家导购网站的资深小编，夏天总是穿着吊带，“我卖的，整天裹得跟个粽子似的，卖得出去么？”
她直言，除了卖，她也会穿，会给自己买些精致的。
记者走访期间，只有一个女工承认自己穿过自己做的。“粉的，好看，只比普通睡裙稍微透一点点。”洗完澡对着镜子看看，“也挺美的。”
规划中的“衣趣小镇”“近两年，每年至少有四五千名外出打工的女性回来工作。”徐小舟说。
他是灌云县商务局负责电子商务的主任，他记得生意刚在镇上兴起时，灌云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确实不太好意思明面上扶持。”
渐渐地，大家发现这门生意不但实现了增收，还带动了周边的村民加入进来。村民把料子带回家缝，不种地的时候就做工赚钱。镇上的工人也没有上下班时间要求，方便接送小孩，“做一件算一件工钱。”
县政府于是顺应趋势，鼓励当地人学习电子商务。“每年有2000个免费名额，我们从上海、杭州聘讲师培训怎么开店，怎么推广。”徐小舟说，时代越来越开放和包容，不一定要带着有色眼镜看，把它当成一种产业就好了。
据他介绍，目前灌云县网络销售市场在全国占比达到60%，厂家和销售网店超过500家，其中年销售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超过15家。
但这也带来一系列问题——衣服档次偏低、同质化严重、厂房简陋、商家太多导致利润越来越低等。用工招工的难题也让厂家老板们头疼，“今天高兴就来，明天有事又不来了，管理很麻烦。”
徐小舟透露，随着产业发展，老城区的伊山镇已容不下更多的工厂。在县政府2017年至2020年的规划中，相邻的东王集镇将打造一个产业园，把商家聚集起来，目的是引进高端人才和品牌，建设规范化的厂房，提升产品档次。
徐小舟说，产业园取名“衣趣小镇”。“不限于情趣服装，还有家居服。这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吧。”
从漂泊到归乡晚上8点，冬妮9岁的女儿到车间等她下班。
她盯着一个嘎啦嘎啦响的机器，1厘米宽的黑布带子从里面送出来。10分钟后，这些带子将被剪成小段，缝在内衣上的肩膀上。冬妮弄完，把它们装进篓子，准备回家。
脱下厚棉衣，她要应对自己的中年人生，用尽心思维系起一个家庭。
婚后第二年，也就是2007年，她离开故乡出去打工。
之后的六年，她一直在南京的电子工厂上班。凌晨两点的夜班是她最难受的时刻，流水线旁，她整夜整夜地想女儿。尽管只有330公里路，但周末一般也不回家，“不敢回，舍不得加班费”。
“在外打工就一句话，没有尊严。”冬妮去年返回小镇，她一点都不留恋曾经去过的高级酒店、飘香的面包房和自动化的大工厂，“那是人家城里人的。”
现在，缝纫厂的工作按件计费，上下班时间自由，可以随时接送孩子，这是几乎所有女工打这份工的原因。
加工厂门口，一个女工抱着新款黑色内衣。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摄
镇上那条不知通向哪里的盐河，河道上来往的货船依旧破破烂烂，但在她心中已经流成了母亲河。起初，家里的老人不愿她做这个，“伤风败俗的破玩意儿，苦不苦钱？”一听说苦钱，“哦，那做吧。”
“苦钱”，在当地方言里是“挣钱”的意思，百科词条解释它的原意为“辛苦地挣钱”。
“什么是生活啊？生活就是，羽绒服给孩子买600的，老公买300的，我买的200的。”冬妮想了想又说，“不行，还得买一件500的，串亲戚的时候穿。”
缝纫机停下来，屋里终于安静。苏芮刚柔交错的歌声从手机里飘出，混在喇叭的丝丝杂音里，让人仿佛置身上世纪90年代的南方工厂。
有人跟着哼起来，“也许牵了手的手，前程不一定好走。也许有了伴的路，今生还要更忙碌。”
（文中冬妮、刘云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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