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记者陈一帆 张宇琪 金一清）盲人走盲道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他们会遇到哪些障碍？又有着怎样的期盼？新华社记者日前在多地城市的街头，分别跟随3位盲人体验盲道，倾听他们的真实感受。
“盲道设施日益完善，赞！”
早上6点上班，晚上10点或11点下班，手持一根盲杖，“笃笃”“嗒嗒”地敲击着地面……这差不多是穆怀鹏每天的生活节奏。
今年43岁的穆怀鹏在天津经营着一家中医推拿馆。他从16岁开始学做推拿，至今已有20多年。2012年他参演了娄烨的电影《推拿》，成为走上柏林电影节红毯的盲人演员。
工作之余，穆怀鹏沿着盲道散步。新华社记者 张宇琪 摄
穆怀鹏习惯先叫一辆网约车，坐到家附近的地铁站，智能手机的视障模式帮助他完成这项在别人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到了地铁口，他直接选择坐下行扶梯进入地铁站，“踏到扶梯的金属踏板后，再往前迈两小步就行。”说话间，他的双脚已稳稳踏上扶梯台阶，悠悠下行。
台阶尽头是金属盲道，穆怀鹏盲杖的尖端顺利捕捉到道路的指引，“这盲道对于盲人朋友可太重要了”，但过了安检后，脚下的盲道没了，“有的地铁站安检没有设置在盲道路线上，刚开始走时有点不方便，但走得多也就习惯了。”
和往常一样，这时总会有地铁站工作人员笑盈盈地迎上来帮忙。“工作人员基本上都认识我，有他们领着我更方便。”穆怀鹏说。
“走完这条不到500米的路，历经重重艰险”
日益完善的盲道设施为盲人出行提供了便利，但一些“不友好”的盲道，却让盲人出行“步步惊心”。
斯勇是西部地区某市一所特殊教育学校的音乐老师。临近饭点，他需要走出学校到附近餐馆就餐。这条不到500米的路，斯勇花了一个多月才适应。
“每天盲道的情况都有新变化，盲杖就是我的雷达。”斯勇说，学校门前马路的红绿灯没有语音提示，他只能凭经验快速走过这条四车道的马路，“通常都是靠耳朵听，如果有车来，就慢一点走，有时会有热心路人帮忙。”而过了马路，真正的“旅程”才刚开始。
刚踏上盲道，斯勇身旁就有一个绿化树木被挖掉后形成的大坑，前方一处突起的井盖覆盖了一半盲道，而斯勇只能用盲杖去探测这些障碍物。“全凭我的经验去猜测大概是什么东西，心里有数才不会被绊倒。最难的是商铺前的电瓶车充电线，这个很难探测到，容易被绊倒。”斯勇说。
斯勇在路上行走，盲道旁边有一个绿化树木被挖掉后形成的大坑。新华社记者 金一清 摄
横在盲道上的私家车和工程车，同样让斯勇感到忧心。一不留神，他的头就很容易撞到工程车的车尾，而遇到完全占领盲道的私家车，他的做法是用盲杖探测后，绕着圈越过这个“庞然大物”。
没走多远，一个光缆交接箱立在盲道上，斯勇用盲杖一点一点去探，绕了过去，但没想到破碎的盲道砖块又差点让他崴了脚。斯勇很无奈，“每天要历经重重艰险，才能到达餐馆。”
“宁可用盲杖行走慢车道，也不愿走盲道”
盲道受阻，同样困扰着盲人陶进。
在广西南宁市，陶进从家里到上班的推拿馆，需要横跨一条马路，转一班公交车，一共有8站。这条路陶进走了许多年，即便熟记在心，有时还会感到不放心。
下车后需要穿过人流密集的路段，对陶进而言是不小的挑战。“盲人最怕周围嘈杂，会影响判断。”陶进说，这时盲道尤其重要。他不停地用盲杖在地上左右敲击，判断前方是否有障碍物。“横空出世”的电线杆、垃圾箱……很多时候他不得不绕道而行，但不时驶来的电动车，又让他避之不及。
陶进走在一条被挤占的盲道上。新华社记者 陈一帆 摄
陶进说，盲道被占用很普遍，更可怕的是“陷阱”。走到一个路口，他突然停了下来，用盲杖敲击试探，“这个地方，应该有个石墩，前两天我就撞到了。”他撩开裤腿，只见小腿上有好几个淤青和伤口，这些防不胜防的障碍物让他心有余悸，“更别提那些临时的施工工地给盲人带来的威胁。”
陶进感慨，“很多时候，我们宁可用盲杖敲击马路牙子在不安全的慢车道上行走，也不愿意走那些磕磕碰碰的盲道。”
多年来，陶进一直呼吁各方重视盲道建设的问题。他说，盲道是盲人出行的“眼睛”，一旦被占用或破损就会给盲人出行带来极大不便，“希望有关部门能多倾听盲人群体的心声，加大维护和执法力度，让我们脚下的路越来越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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