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福泽谕吉思想产生背景(先有独立人格的国民)(1)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原本是个贫弱的小国,为何能在短短数十年内超越清朝称为亚洲霸主?人类社会是观念的产物,日本社会制度的变迁,得益于思想文教的变化。福泽谕吉被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他为日本带来的改变至今无人能及,他所倡导的独立、平等精神是如何影响日本人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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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应具备“独立心”

一个国家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举国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气,那么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强盛”。——这是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众多名言中,最具含金量的一句。

现行1万日元大钞正面,印着福泽谕吉的头像。一万元是日本钱币最高面额,旧款一万日元的主人是日本“释迦牟尼”圣德太子,而福泽以新换旧,可见在日本历史的地位和影响力超过了圣德太子。

举世皆知,近代日本崛起于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成于“三杰”: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桂小五郎)。“三杰”里并无福泽谕吉,但是为什么日本人在最高价值的钱币上留下了福泽,而不是西乡、大久保呢?

这主要是因为,维新三杰都是政治家,这些政治家推动的是对日本国家制度的改变,而福泽谕吉是思想家,他改变的,是日本的世道人心。

福泽谕吉对日本人心的最成功改造,是令近代日本人由“人身依附之心”集体转向“独立之心”。

虽然福泽谕吉没像西乡隆盛那样,用武力推翻幕府、推行政改,但在倒幕维新的多事之秋中,他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办学办报,在兵荒马乱中坚持开启民智,鼓吹西化。

福泽谕吉对明治维新的贡献,相当于亚当斯密加上约翰洛克对英国的贡献。可以说,他是明治维新的思想导师与精神领袖。明治维新成功后,作为“突出贡献者”,福泽谕吉当然也受到天皇和首相盛情邀请,入阁做官,但他却一再拒绝,终生没有做官。

当时日本虽处近代,但依然存有东方传统,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飞黄腾达做个一官半职,在这种情况下,有机会做大官的福泽却不愿做官,人们不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

福泽谕吉给出的答案是——“愿做独立的榜样”。他指出,人人想作官的弊端——那种情况有如苍蝇麇集在腐食上一样。人人都认为不依赖政府就没有发迹的机会,因而就毫无自身独立的想法。

福泽谕吉认为:一个国家的强盛之道,首先在于强民,而强民的标志,是国民具有独立之心。人人想作官的思想是孔子儒学教育的遗害。所谓“青云之志”乃是祖先遗传下来的“官场迷信”,他希望能从这种迷信中把人们唤醒,使之懂得文明独立的本义。

谁也不曾想到,这个日本“独立之父”,早年竟然还是“儒家信徒”。福泽谕吉1835年出身于武士家庭。家境贫寒,直到14岁才入当地的私塾学习汉学,而立之年成为远近闻名的汉学家。汉学家福泽谕吉的思想巨变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正值不惑的他三次赴欧美考察,其思想受到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于是曾经主张“和魂汉才”的福泽谕吉的思想发生巨变,开始重大转型、投向“和魂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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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国家的“水质”

福泽谕吉的思想巨变在他的著作《劝学篇》及《文明论概略》中体现深刻。在《劝学篇》里,他把学问当作个人及国家独立的工具。福泽谕吉将学问分为两种:有形的学问(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无形的学问(心理学、神学、理学等)。在福泽谕吉眼里,实用的知识最为重要,而远离生活实际的知识则次之。

福泽谕吉反对脱离实际的学问,出于这种思想,他开始排斥孔子,摒弃儒学及汉学。因为他判定儒学及汉学是近代社会“脱离实际的学问”。福泽谕吉认为,世上的事物千千万万,教师不可能将它们全部传授给学生,因此,发展能力比传授知识更为重要。所谓能力,即研究和处理事物的能力。而能力不是单一的,它包括记忆能力、推理能力、想象能力。这些是独立的人与独立的国家最需要的有用东西,而落伍的儒学是提供不了的、无用的。

学者福泽谕吉思想产生背景(先有独立人格的国民)(2)

福泽谕吉主张重视实用知识的学习,他眼中的“实用知识”就是指洋学,即西方科学。所以他大力提倡学习西洋科学,他不仅重视数学等自然科学,对法学、社会学等西方社会科学也更为推崇。

福泽谕吉的“弃汉从洋”和“独立”思想在近代日本影响巨大,近代日本禀承他的思想,在明治维新时期的近代化过程中明确提出“和魂洋才”的标志性口号。并且,在他创办的庆应大学和《时事新报》影响下,一批独立知识精英、新日本人脱颖而出。

福泽谕吉称自己对政治不热心,其实,笔者依其一生作为而分析——他并非对政治不关心,而是看不起官,不屑做官。他并不认为,一个校长的影响力就不如一个首相。他给自己的角色定位,应该是“日本国家大校长”。

作为“日本国家大校长”,他与日本政治家一道改变了日本。如果把国家比喻成一杯水,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日本政治家改变的是杯子的形状,而他改变的,则是水质。

作为现代日本之父,《脱亚论》的作者。福泽谕吉,在解析中国儒学,倡导西学维新的论述中,从“人与人平等”作为切入点,并宣扬“人心解放”和“人欲解放”的自由精神。

福泽在他的论述中指出,三纲五常的关系模式并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和普世的。孔子为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经验局限,他的学说虽然代代相传,但永远只能基于治与被治的模式上,并非是放之四海的真理,一旦知识进步,文明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失效,而人类知识和文明的进步其实是独立于儒学而发展的。儒生除了死读书和做官之外一无所成。

福泽高度赞扬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于解开了人们精神上的枷锁,使人的心灵和思想得到了解放。注重精神之独立自由是所有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为之奋斗的目标。只有中国的儒学,永远让你匍匐在孔子的脚下,不得站立起来。

福泽福泽谕吉是日本文化维新运动的开山鼻祖,在日本历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让日本彻底摆脱了孔儒的羁绊,大步向现代文明国家迈进。福泽谕吉是现代日本的指路明灯,他的头像被印在10000日圆的正面,供世人永久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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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自由独立,国家才能"独立自尊”

福泽谕吉坚决反对封建社会的身份制度。他激烈地抨击封建时代的专制压抑。福泽在其著作《劝学篇》第一篇开篇第一句即是“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可见其对于封建专制的抨击和对自由平等的肯定。更在《劝学篇》后续篇章中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近代化思想。此外,他也吸收了西方的社会契约论,提出要使国民和政府的力量相对均衡。这种均衡说体现了福泽独特的政治理念,反映出他并非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学说。

此外,福泽在其著作《劝学篇》中强调“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而要达到个人的自由独立,就必须要具备数学、地理、物理、历史等等现代科学知识。福泽的代表性语言就是“独立自尊”,这也成为了他死后的戒名。福泽毫无疑问是明治维新时代的最高级别的精神导师之一。其著名著作是《劝学篇》17篇,《福翁自传》,《脱亚论》。尤其是《劝学篇》十七篇,在当时的日本几乎人手一本。

福泽谕吉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在日本弘扬西方文明,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相应的价值观。他在《时事新报》发表了著名的短文《脱亚论》,积极地提倡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应该放弃中华思想和儒教的精神,而吸收学习西洋文明。基于优胜劣汰的思想,他认定东方文明必定失败,因此他呼吁与东亚邻国绝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视为与邻国同样的“野蛮”之地。他对当时的东亚其他国家采取蔑视的态度,比如将满日甲午战争描述为一场“文野(文明与野蛮)之战”;认为朝鲜王朝‎、清朝是“恶友”。故而《脱亚论》又被认为是日本思想界对亚洲的“绝交书”。

福泽谕吉对于西洋文明并非没有取舍。可以说在其自由主义的表象之下,始终贯彻不移的是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此后,也有人批评福泽是一位肯定侵略行为的种族歧视主义者。但是,根据平山洋的《福泽谕吉的真实》(文春新书)的文字,其实这应该归因于《福泽谕吉传》的作者、《时事新报》的主笔、《福泽全集》的主编石河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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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脱亚论》,事实上当时福泽认为日本、中国之间如同近邻。而日本已经将旧的茅草房改建成石房,但中国仍然是茅草房。所以福泽认为应该想方法令中国也改建为石房,不然代表中国的茅草房着火一样会影响到改建成石房的日本。为了代表日本的房子的安全,日本应该不惜强占还是草房的中国、朝鲜,帮助其改建成石房。而且事实上,福泽甚至还通过出资购买武器来资助过当时朝鲜的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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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国人没有独立的精神,国家独立的权利还是不能伸张。其理由有以下三点:

首先,没有独立精神的人,就不会深切地关怀国事。

所谓独立,就是没有依赖他人的心理,能够自己支配自己。例如自己能够辨明事理,处置得宜,就是不依赖他人智慧的独立;又如能够靠自己身心的操劳维持个人生活者,就是不依赖他人钱财的独立。如果人人没有独立之心,专想依赖他人,那么全国就都是些依赖他人的人,没有人来负责,这就好比盲人行列里没有带路的人,是要不得的。有人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假定社会上有一千个瞎子和一千个明眼人,认为只要由智者在上统治人民,人民服从上面的意志就行。这种议论虽然出自孔子,其实是大谬不然的。

在一个国家里面,才德足以担任统治者的,千人中不过一人。假如有个百万人口的国家,其中智者不过千人,其余九十九万多人都是无知的小民。智者以才德来统治这些人民,或爱民如子,或抚牧如羊;他们恩威并用,指示方向,人民也不知不觉地服从上面的命令,从而国内听不到盗窃杀人的事情,治理得很安稳。可是国人中便有主客的分别,主人是那一千个力能统治国家的智者,其余都是不闻不问的客人。既是客人,自然就用不着操心,只要依从主人就行,结果对于国家一定是漠不关心,不如主人爱国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国内的事情还能勉强对付,一旦与外国发生战事,就不行了。那时候无知的人民虽不至倒戈相向,但因自居客位,就会认为没有牺牲性命的价值,以致多数逃跑,结果这个国家虽有百万人口,到了需要保卫的时候,却只剩下少数的人,要想国家独立就很困难了。

由此可见,为了抵御外侮,保卫国家,必须使全国充满自由独立的风气。人人不分贵贱上下都应该把国家兴亡的责任承担在自己肩上,也不分智愚明昧,都应该尽国民应尽的义务。英国人和日本人都爱护自己的国家,因为本国的国土不是属于别国人,而是属于自己的,所以爱国应该和爱自己的家一样。为了国家,不仅要牺牲财产,就是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这就是报国的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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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政府管理政务,人民受其统治,只是为着便利而划分。如果面临关系全国之事,就人民的职责来说,是没有理由只把国事交给政府,而袖手旁观的。只要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就有在那个国家里面自由自在地饮食起居的权利;既有他的权利,也就不能不有他的义务。

从前在战国时代①,骏河的今川义元率领数万兵力进攻织田信长时,信长在桶狭设伏邀击今川所部人马,斩杀义元。今川的将兵都象小蜘蛛一样不战而散,当时负有盛名的今川政权便一朝灭亡,连痕迹也没有了。然而两三年以前的普法战争,法国皇帝拿破仑在战争初起时就被普国生擒,可是法国人不但不因此失望,反而越加奋发,努力抗战。以后虽然守城数月,付出很大牺牲,才停战讲和,但法国却保持了原状。这次战役与今川战争相比,却不能同日而语。因为骏河的人民仅依靠今川一人,自居客位,不认为骏河是他的祖国;至于法国爱国之士,则多深忧国难,不待人劝,就自动为本国作战,所以才有这样的不同。由此可见:在抵御外侮、保卫祖国时,全国人民要有独立的精神,才能深切地关心国事,否则是不可能的。

其次,在国内得不到独立地位的人,也不能在接触外人时保持独立的权利。

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一定依赖别人;依赖别人的人一定怕人;怕人的人一定阿谀谄媚人。若常常怕人和谄媚人,逐渐成了习惯以后,他的脸皮就同铁一样厚。对于可耻的事也不知羞耻,应当与人讲理的时候也不敢讲理,见人只知道屈服。所谓习惯、本性即指此事,成了习惯就不容易改变了。譬如现在日本平民已经被准许冠姓和骑马;法院的作风也有所改变;表面上平民与士族是平等了,可是旧习惯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变过来的。因为平民的本性还是与旧日平民无异,所以在言语应对方面还是很卑屈。一见上面的人,就说不出一点道理来;叫他站就站;叫他舞就舞。那种柔顺的样子,就象家里所喂的瘦狗,真可以说是毫无气节和不知羞耻之极。

在以前锁国的时代,旧幕府实行严加约束的政策时,人民没有气节不仅不妨碍政事,反而便于统治。因此官吏就有意使人民陷于无知无识,一味恭顺,并以此为得计。可是到了现在与外国交往之日,如果还是这样,就有大害了。

学者福泽谕吉思想产生背景(先有独立人格的国民)(6)

譬如,乡下商人想和外国商人交易,怀着恐惧的心情来到横滨。首先见到外国人身体魁伟、资本雄厚、洋行很大、轮船很快,就已经胆战心惊,等到接近外商,与他们讲价钱,或遇外商强词夺理时,不但惊讶,又畏惧他们的威风,结果明知他们无理,也只有忍受巨大的损失和耻辱。这种损失和耻辱不是属于他一个人,而是属于一国的,实在是糊涂愚蠢。但如追溯其根源,却在于其先辈世代缺乏独立精神的商人的劣根性。商人常受武士欺凌,常在法院里挨骂,就是遇见下级的步卒,也要把他当作大人先生来奉承,其灵魂已彻底腐烂,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洗净。这些胆小的人们,一旦遇到那些大胆和剽悍的外国人,是没有理由不胆战心惊的。这就是在国内不能独立的人对外也不能独立的明证。

最后,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会仗势作坏事。

在旧幕府时代,有一种叫做“名目金”①的勾当,即假借权势强大的“御三家”②的名义放贷款,办法非常蛮横,实在令人可恨。如果有人借钱不还,本可再三向政府控告,但他们因害怕政府而不敢去控告,却用卑鄙手段,假借他人的名义,依仗他人的权威来催还贷款。这真是一种卑劣行为。现在虽然听不到出借“名目金”的人,但社会上难免没有假借外国人名义放贷款的人。

由于我们没有得到确证,所以不好明白指出,但如想起往事,也就不能不对今世之人有所怀疑了。今后万一要与外人杂处,而有人假借外人的名义来干坏事,就不能不说是国家之祸。因此,人民若无独立精神,虽然便于管理,却不能因此而疏忽大意,因为灾祸往往出于意外。国民独立精神愈少,卖国之祸即随之增大,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仗势作坏事。

注:①名目金:即借用有势力的如御三家、大名、寺社的名义出借的贷款。利息高,诉讼有优先权,对贷款人有利。——校者

②指德川时代的水户、纪州及尾张三家(藩),首代藩主均系德川家康(首代将军)之子,在诸侯中最为显贵。——译者

以上三点都是由于人民没有独立精神而产生的灾祸。生当今世,只要有爱国心,则无论官民都应该首先谋求自身的独立,行有余力,再帮助他人独立。父兄教导子弟独立;老师勉励学生独立;士农工商全都应当独立起来,进而保卫国家。总之,政府与其束缚人民而独自操心国事,实不如解放人民而与人民同甘共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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