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轻人，在汹涌不堪的现实面前，有的无从选择，粉身碎骨；有的则硬着头皮，为了生存面对这个尴尬。”
口述/耿军
采访/艾江涛
厚厚的积雪，不时闪过的运煤车，衰败的街巷，简陋的内室。导演耿军的影像中，始终充斥着家乡鹤岗市南山区郊区生活的记忆。
1976年，耿军出生在黑龙江省依兰县。家里因为地少，在他四五岁时搬到尚志县，也就是如今已划归哈尔滨市的尚志市。8岁那年，父母为了让他和弟弟有更好的读书条件，全家又搬到了黑龙江西北角一个以煤闻名的边城：鹤岗。用耿军的话说，这段搬家史，完成了从农业区，到林业区，再到煤矿工业区的跃迁。
《轻松 愉快》
1996年来北京打拼前，耿军一直生活在那个承载他所有青春记忆的片区。2015年，回老家拍摄电影《轻松加愉快》时，他发现这里已逐渐凋敝，没有了昔日兴盛的景象。第二年起，在政府的棚户区改造计划中，这里被陆续拆迁殆尽，一切定格于最后的影像记录。
“电影中拍摄的那个片区，承载了我们这代人从所谓的国营时代，到公私合营时代，再到个体时代的记忆。”这也是耿军喜欢以此为影片取景地的原因。
因为煤矿工作太危险，改行开出租车，却因为陷入毁灭性的爱情而自杀的青年；希望寻找更体面的工作，却长期待业，最终为朋友出头而被打残的青年；游走于工地与发廊之间，在受伤与失落中，最终硬着头皮面对现实的青年。耿军把自己的镜头，对准了在家乡与自己一起成长的一个个失败的个体命运。
那种命运，是一种生活的循环。耿军说，如果自己不来北京，1995年中专毕业后，自己也会陷入那样一种循环：跟随父母在家养鸡，买饲料，收拾鸡粪，卖鸡蛋，淘汰鸡。对于那些矿上子弟来说，如果不是考学远走他乡，则陷入另一种循环：下井、打零工、混迹街头，最终或者牺牲，或者成为安稳的一员。
2003年，因结核病在家休养的耿军，拍摄了自己的第一个短片《山楂》，讲述一个到当地煤矿打工的外来者，受到别人欺负，想在离开前报复，却因胆怯懦弱最终放弃的故事。那种情感上的共鸣，正源于耿军在北京，同样作为外来务工者五六年的生活经历。
直到今天，耿军始终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在京务工人员。他愿意用家乡而非故乡，指称那个生活多年依然与他有着太多联系的地方。作为家乡的叛徒，无论对于过去的记忆，还是眼下的现实，他都无意美化：“家乡的生活是一种你讨厌的循环。到北京之后，你发现这里是另外一种循环。你真的以为你来到了更好的地方吗？未必。”
在北京朝阳区黑鳍工作室，当我看完耿军的几部电影，走出放映室时，发现他已在一张沙发上酣然入睡，鼾声如雷。
以下为耿军口述。
矿区的转变我八岁到了鹤岗，搬到一个叫南山区获胜村的地方，也是我在电影中主要描述的地方。我家附近就有三个煤矿，我们那儿叫南山区，最大的矿是南山矿。周围矿上有四所学校，我就读的学校属于南山矿，叫南岗小学。
因为是矿区，路不平，有大上坡大下坡，我们经常会扒运煤车、运粮食的车、运蔬菜的车去学校。有时候车速太快，到学校路口下不来，一直要到下面铁道口，车速慢下来，才能下来。
1997年，黑龙江省鹤岗矿务局兴安煤矿向每位采煤工提供了一张免费服务卡（周确 摄/新华社供图）
矿工子弟分两块。像我们那种地方，基本上男人是一家之主，女的一大半不上班，那种家庭靠一个男的，养两三个孩子，过得也不太好。还有一种双职工家庭，两口子上班，养一个孩子，这种家庭里面有水果，有奶糖。在那个匮乏的年代，我们基本上厚着脸皮，忍着害臊，去人家家里吃点东西。
上小学那会儿，因为我们住郊区平房，洗澡很难，经常走差不多三公里路，到一个大煤矿的公共浴池洗澡。
矿区的澡堂，浴池差不多有300平方米那么大，人最密集的时候，可能会有上百人围在四周，完了中间还有人。煤矿里上班的很多年轻人把那儿当游泳池，在里面游来游去。那个时候煤矿经济好，三班倒。一升井，工人们从煤矿大门出来，很有气势。我们去洗，要赶在工人没下班的时候，澡堂里面干净。有时去正赶上他们下班，整个浴池瞬间就黑掉了。
《白日焰火》
中学时，我就读的学校叫南山矿第三中学。因为是矿区学校，每年五月份植树，我们都能吃到矿区的保健饭，像过节一样。这些保健饭，平时做给井下的矿工吃，有面包、咸鸭蛋、香肠。面包好到什么程度？鸡蛋放得特别多，糖馅儿，最牛的还有肉馅儿。那些矿上的子弟，上学时候会带保健饭，我们带的是妈妈蒸的馒头和炒菜，经常交换着吃。
鹤岗那会儿有很多外来者，我家好多邻居，就有从四川、河南来煤矿讨生活的人。他们跟我们最大的区别是语言不通。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在东北永远穿不暖，永远是冻得脸色发紫。
那会儿大家还是认国企，认国营单位铁饭碗这件事，因为那是一种安全感，你在这里上班是正式的职工，工龄到了工资会涨，会分房子，退休了有医疗保障。东北受苏联影响挺重，尤其在黑龙江这边，工人老大哥老大姐，我为祖国献石油，集体效益越好，我们个体就越好，整个处在一种集体性思维的氛围。
但慢慢地，我们这种不在煤矿工作的家庭过得越来越有模有样，大家会有一个最基本的认识：你可以不去煤矿上班，还可以开一个食杂店，做点小生意，所谓选择越来越多。
有件事对我影响挺大，让我长大以后死活不愿去煤矿上班。那应该还是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我和弟弟抬了一桶鸡蛋去集市上卖，路过附近的向阳煤矿，发现矿上大门关着，外边围了很多人，原来里边发生了“冒顶”。家属围在外边，等着抢救的希望。我的同学周长东的弟弟，就在那次矿难里死了，也就十几岁。还有一个邻居，姓刘，女儿18岁的时候，爸爸就在矿难中去世了。我记得，冬天她穿一件粉色的羽绒服，戴着黑孝。这些事，影响到我们长大后的选择。
90年代末，煤矿改制，职工下岗，对我自己来说没有直观感受，唯一的感觉是什么？当年那些国营饭馆、商店都改制了，大家消费能力似乎没那么高了。那会儿走了很多人。很多本地人也会奔走他乡。我有个邻居是前面矿上双职工家庭的子弟，那会儿也在矿上工作，脱去工作服，他会换上一身特牛的行头：穿着白衬衣、大衣，打着领带，觉得自己像刘德华。煤矿不景气后，这个人忽然消失了。多年后，碰到他在哈尔滨卖瓜。为什么不在本地卖瓜？觉得脸放不下来。
还有那种彻底混不起来的，加入所谓的传销组织，和熟人用电话打感情牌，骗点钱后销声匿迹。还有跟女的在一起的，这个女的比他大很多，在歌厅做小姐，他吃软饭。这些事情在身边，其实都很常见。
那个时候有首特别流行的歌曲，叫《从头再来》。当时会觉得这首歌真他妈棒，但是现在会觉得真他妈操蛋。你全身心地相信体制，后来这个制度一变化，你就被甩了出来，有点像从家犬变成丧家犬。
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在北方逐渐发酵。电视里面可口可乐、海飞丝的广告，勾引着我们对物质的饥渴。我家附近也开起了一家发廊，叫海鸥发廊。
开发廊的姐俩儿，二十出头，特别漂亮。我们那帮青春期的孩子，一般都在家里剃头，并不是这里的消费群体。虽然没有胆量进去消费，但上学路过都会放慢脚步，看看谁在里边。只要看停在门口的是摩托车还是汽车，就知道什么人在里边理发。
有那种长期泡在里面的人，一天天待着，泡妞。几年下来，你发现一拨一拨的人败下阵来，没有泡成。发廊的老板后来在二十六七岁时，选了一个看上去比较老实的当地人嫁了，发廊易主给一个叫小娟的女孩，就是我拍的电影《青年》中小霞的原型。小娟是个比我们小一岁的女孩。她是附近最懂审美的，有技术优势，让我们会有一个（很美的）错觉，后来想想，她也没有那么好看。这个地方依然特别聚人。在我2006年拍摄《青年》的时候，这个承载了我一段青春记忆的发廊，进入它最后的时刻。不久，彻底消失。
巧合的是，今年过春节我又碰到了小娟。她是我朋友勇哥的干妹妹，到他家拜年。酒桌上，小娟喝了有一斤多白酒。我们躺倒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听她聊天。她的婚姻并不幸福，找了一个男的，赌博，吸毒，最终又回到单身。
舞厅更加直接。90年代初，我们上小学五六年级到初一初二那段时间，舞厅最流行。我们这群嘴上刚长绒毛的小崽子，都去过舞厅。那时候，女孩去舞厅免费，男孩两块钱通票，什么概念？早上进去，晚上回去也无所谓。
我们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会觉得那个地方男的女的搂在一起跳舞，好像不是好人去的地方。但那里对我们，又存在着巨大的吸引力，我偷偷去过几次。因为老踩人脚，节奏感也不好，后来就不去了。那些跳得好的人也会被舞台耽误。那是吃软饭的一个绝佳场所，身边有家庭生活不幸的中年妇女，到那消遣寂寞，身边十七八岁的男孩很容易和她们搭上。
我们那儿现在也有这种舞厅，不过已经特别宽泛，里面还有旱冰。我后来总结，这是流行文化传到我们那儿后，形成的“穷鬼大乐园”。两块钱玩一天，解决一下寂寞问题。对青春期的我们来说，主要解决好奇。
文学让我没有成为混子在那样的环境中，我之所以没变成一个游手好闲或坑蒙拐骗的混子，可能跟文学有点关系。
上中学时，我们班男生都在看武侠，女生看言情。我和我的中学同学李正民，有一天突然决定写武侠小说。你写一张，我写一张，后来我们互相刁难，拿本字典，闭着眼睛翻，用翻到的第一个字开头。比如你翻到一个“李”字，可以用它起个人名，但如果翻到尴尬的“尬”字，你没法以这个字开头。就这样写了差不多一个多月，胡编乱造，最后写不下去了。
1993年，我上中专的时候，当代文学开始爆发。我们班有个曲宪利，家里有很多书。大家发现他在闷头看一本书，传来传去，传到我手里，就是贾平凹的《废都》。那本书很奇怪，所有性描写的段落都用方格代替，我们搞不明白这件事。由于曲宪利的原因，我办了鹤岗图书馆的图书证。对我们来说，图书馆是另外一个世界，不但有当代文学，还有《悲惨世界》《93年》《战争与和平》这些。
看了《悲惨世界》，你会被里面那种人性的光芒吓一跳。看完《百年孤独》《包法利夫人》，等我20岁第一次看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便会觉得，怎么这么低档的文学在国内会那么热销？虽然从小接受的是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的教育，但我看完它觉得虚假。我现实生活中看到的人，和这些英雄人物是两码事。这帮成年人的生活是怎样的呢？他们带着盒饭上班，回家后，老婆家务，小孩上学，安居乐业。
对我们最大的刺激，来自外面进来的流行歌曲、摇滚乐、电影。
1991年，在上中学那会儿，我们几个同学背着家人坐一宿火车到哈尔滨。我的同学在报纸上发现了一个招演员的信息，我们黑龙江最有名的导演李文歧刚拍了一个特别厉害的电视剧《赵尚志》，在招收演员。下了火车，我们找到青年文化馆，导演说：“你们没看清我写的是什么，我招的是儿童演员，小伙子，你们不是儿童。”后来我们又去了哈尔滨话剧院，和那些演员合影。那会儿，文化这块挺让人向往，但其实那时候也看不清楚，只是觉得，别他妈此生就耗在这儿。
中专出来后，我不想去煤矿上班，找不到自己满意的工作：可以一天挣15块钱，一个月挣450元。也不想跟父母去养鸡。那个时候干了一件事，就是摸索着写剧本。
那时候对电影感兴趣，但个人弄不了这件事。怎么才能弄呢？一是当演员，一是当编剧。我在鹤岗图书馆看到刘恒的剧本《菊豆》，觉得没什么难的，就试着写呗。1996年，我带着自己写的剧本《画圈》到北京，变成了来京务工人员。
马在车上，青年在轮椅上在北京，旁听电影学院老师的课程，和周围爱好电影的年轻人一起讨论电影。2004年、2005年的时候，我已经拍摄了几个短片。那会儿我还在广告公司打工，时间相对自由，每年都会回家待一个多月。
回家以后你会发现，身边的朋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时候一起长大的几个人都死了。有的为了爱情喝了农药，有的为了友情跟人打仗干残了，还有人为多挣点钱从建筑工地掉下来受了伤。这些真实的故事，后来都成为电影《青年》中的原型。
《轻松 愉快》
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金财的原型叫管国，比我大两岁，是我中学同学的哥哥。他开始就是在煤矿上班，虽然挣得还不错，一个月有五六百元，但终究危险。为了改变家庭命运，他买了辆车跑出租，一个月能挣上千块钱。他谈了场恋爱，女方家庭希望女儿读个卫校，回来再结婚，但读卫校的两万多块学费需要男方来出。当时他面临一个最现实的经济问题，就是刚买了辆出租车，拿不出钱。女方要钱的理由，也有点牵强。在我身边，就发生过所谓的骗婚。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女儿来到这个城市，媒人牵线后，介绍给了我隔壁家老大。结果半个月后，母亲带着女儿和3万元彩礼，人间蒸发。
拿不出钱，女方便断然拒绝他再和女儿来往。问题是管国挺认这个女孩。女孩不是所谓农村种地人家的姑娘，有点城市化，有点洋气，如果跟他好，他的自尊心会受到巨大补偿。
我那个同学的哥哥，先跑到女方家剁了一截手指，包了包，脸色煞白地回来了。第二次去的时候，他就带着农药去了，想用那个东西去镇住那个家庭。但那种荒诞性，就像电影里描述的，女方家长以为拿瓶咳嗽糖浆吓唬人，没想到这哥们儿玩真的。服药以后，我身边的那些朋友把他送往医院，去往急诊室的路上，他说了最后一句话：我不想死。
这件事在2001年左右发生时，我们都不理解。后来慢慢理解，因为在我们那儿，时髦一点的女性资源太贫瘠了，大部分人在市场卖蔬菜、卖鸡蛋，或者在工厂上班，那种脱离自己生活范围的女孩的陌生感，带来巨大的吸引力。
影片第二个故事，关于所谓友情。故事的原型是我中学隔壁班的同学，就叫国庆。他的父亲是上海知青，娶了当地老婆。我们小学初中都在一个学校，他的母亲去世早，只有父亲带着他，家里一直过得也不太好。他步入社会后，也在煤矿上班，但不愿意在井下干活，有段时间便成了待业青年。你知道青年人会有一个特别日常的行为，喝喝大酒，呼朋唤友，所谓“朋友一生一起走，金钱美女啥都有”这种江湖屁话。他这个人，有点够朋友不过脑子，名声特别好。大家提起来，会说这哥们儿够意思。到哪儿去，他都不空手，搬一箱啤酒或者两瓶白酒、揣两包烟什么的，成为他的习惯。他也没什么钱，就是死撑也要这么办，这种人在东北特别多，他是一个典型。
他打仗也没有多么厉害，但是会替朋友出头。结果遇到埋伏，对方也没手软，打坏了。他真实的处境比电影中描述的还要惨，颈椎受伤，几乎瘫掉，后来由于长期卧床得了褥疮，不知道最后用什么方式，自己从楼上折腾下去，死了。
国庆这个角色身上还融合了我另外一个发小的故事。他比我稍长一两岁，他和父亲都在煤矿上班，一次意外受伤后，在家养伤。家里父亲沉迷赌博，母亲沉迷练功，没有时间照顾他，经常发生口角。一天吵架后，这哥们儿一较劲，自杀了。几个月后，他的父亲买了一包长白山烟，在家前面的小树林也上吊自杀了。
电影中，铁英的原型也是我隔壁班的一个同学。我们家离得特别近，隔一条马路。他是隔壁班的体育委员，身体挺好，辍学之后一直在工地打零工。为了多挣一点钱，在工地受伤了。大家以为他会傻掉，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又恢复了。铁英正是当年海鸥发廊的常客。再过了一两年，说这人哪儿去了？后来发现在附近的麻将馆里，他跟一帮妇女在打麻将。
影片结尾，铁英恢复以后，又走向了发廊，发现发廊门口停了一辆奥迪车，一个更有实力的人可能在里面。这些年轻人，在汹涌不堪的现实面前，有的无从选择，粉身碎骨；有的则硬着头皮，为了生存面对这个尴尬。他们后来怎样？我觉得可能有点像《站台》，崔明亮抱着孩子睡着，淹没在平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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