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日，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的决定又有了后续——
白宫称，紧急情况下，医生需要遵守美国联邦法律为女性提供堕胎服务。
图源：新浪微博
怎么说呢？
这条声明，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为美国女性拥有堕胎权开了那么一条不大的口子。
但这条“口子”前面，还是有太多太多的先决条件。
这项当初许多人付出血泪代价争取到的女性本就该拥有的权利，如今变得千疮百孔。
这样的局面让很多人再次开始缅怀金斯伯格大法官——
一个终其一生，都在为女性权益而战斗的女性。
金斯伯格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大法官。
一方面，她在暮年时期成为了无数年轻人的偶像、超级英雄和super diva。
另一方面，她被政客评价是“女巫、恶棍、女魔头”，被特朗普评价“是最高法院里的耻辱”。
但当金斯伯格离世，“宿敌”特朗普也改变了对她的评价：
“不管你同不同意，她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她度过了了不起的一生……”
坚强的后盾
回望金斯伯格传奇的一生，无法避开她身边最重要的两个角色：
母亲和丈夫马蒂。
母亲的教育，奠定了金斯伯格一生的性格基调。
而丈夫马蒂，终其一生都在为金斯伯格的事业保驾护航。
1933年出生的金斯伯格，是土生土长的布鲁克林人。
父母都是美国的第一、二代移民，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但他们深知教育的重要性。
尤其是母亲。
母亲对金斯伯格慈爱，但十分严厉。每天督促她完成家庭作业和钢琴练习，也不能在外玩耍太久。
从小，金斯伯格就表现出了和身边其他人不同的性格特点：
她最喜欢像男孩一样在车库的屋顶跳来跳去、不喜欢聊八卦、闲谈。
大多数时候，金斯伯格更像个沉思者。
内敛，又十分冷静。
她与妈妈的关系极为亲近，只可惜，母亲在她14岁时得了癌症。
本想坚持到陪伴金斯伯格顺利读完高中，最终却还是在毕业前夕撒手人寰，年仅47岁。
但母亲坚强的意志以及对她的教育，在她身上延续了下去。
母亲跟她说“做淑女，保持独立”。
做淑女，指的是，不要被无谓的愤怒和负面情绪控制住。
保持独立，母亲的解释是“假如你能遇见白马王子并一同度过余生，这当然很好。但是，要能照顾好自己”。
所幸，在那样一个企业可以随意解雇怀孕女员工的年代，她确实碰到了一生的灵魂伴侣，马蒂。
两人18岁相遇。
那时的马蒂就已经坚信，一个女人的工作，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职场，都和男人的工作同样重要。
而在余下的日子里，他也用自己的行为践行着这句话，并且成为了金斯伯格“背后的男人”。
金斯伯格评价马蒂是一个完美的约会对象，因为他性格上有难以想象的完美之处：
“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关心我是否有脑子的男孩。”
这句话乍一听有点好笑，细想下来又有些心酸。
在50年代，当时的男性对女性是否有聪明才智并不关心。更悲哀的是，知道这一点的就读于康奈尔大学的姑娘们也会试图掩盖住自己的锋芒与聪明才智。
“但是马蒂不同，他十分自信，从未把我视作某种威胁。”
跟马蒂在一起之后，金斯伯格也意识到，一个人可以为了帮助社会去做一些事情。
她决定做一名律师。
1956年，早已大学毕业、与马蒂结婚的金斯伯格，考上了哈佛法学院。
这在那个年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为一直到50年代早期，才有女性就读于哈佛法学院，且比例仅有2%左右。
在超过500名学生的班级中，作为仅有的9名女学生之一，金斯伯格常常会有一种自己被展示于人前的感觉。
「像动物园里的珍稀动物。」
「每当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时，你丢的不仅是自己的脸，也很丢全体女性的脸。」
可见的歧视，被冠以优惠之名，让身在其中的女性，都被一种无法诉诸于口的「不舒服」的体验笼罩。
更夸张的是，曾经的哈佛法学院校长，在为一年级的全体女学举行晚宴时，问出了一句现在看来听来依然刺耳的问题：
“如何解释你们占据了一个本应属于男性的法学院席位。”
这样的屈辱时刻还有很多很多，当时的人们更认为世道皆是如此。
男性不觉得被优待，女性则秉持一贯的顺从。
但是即将改变这一切的金斯伯格，正在一步步成长。
进入哈佛法学院的第二年，金斯伯格凭借在540名学生中排名前25的成绩登上了《哈佛法律评论》。
当马蒂进入法学院的第三年时，被确诊了恶性癌症。
金斯伯格开始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她不仅需要完成自己的学业，需要照顾女儿和生病的丈夫、还要兼顾丈夫的学业。
于是，向同学借笔记、熟悉案例，让马蒂的朋友过来帮他赶学习进度成了金斯伯格的日常，每天只能睡两个小时。
据她的儿子和女儿回忆，小时候常常半夜醒来，发现母亲凌晨四五点仍在案前工作。
桌上全是文件，她一手端着咖啡，一手拿着西梅干，周一到周五皆是如此。
正是这段痛苦的经历，让她适应了高强度的工作，为之后为女性权益而奋斗的漫长战役打下了基础。
毕业后，金斯伯格去纽约律所找工作，结果却仅仅因为女性身份而被拒绝聘用。
即使她优秀到上过《哈佛法律评论》，尽管她以全届并列第一的成绩毕业。
当时的她，还不懂为什么身为女性会面对如此之多的阻碍。
当她经历得越来越多时，她决心改变这一切。
大法官的成长之路
毕业后，一位宪法学教授出面帮忙，才为金斯伯格谋得了一份法官助理的工作。
教授甚至保证说：「如果她不能胜任，就再给你找一个男生」。
金斯伯格这才如愿以偿，走上了从事法律相关工作的道路。
此后的30年间，金斯伯格担任过法学院教授、做过志愿律师、成为了哥伦比亚大学首位拥有终生教职的女性教授、被总统提名为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
直到1993年，金斯伯格被克林顿总统提名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这一路，是美国的女权运动发展得声势浩大的一路，也是金斯伯格切身体会到女性所遭受到的歧视的一路。
只是，金斯伯格已经不再是那个保持「一贯的驯服」的女性。
她成了那个始终冲在前面的女性。
1973年，金斯伯格在最高法院第一次以辩护律师的身份，为一位空军女兵进行了一场辩护。
空军女兵弗朗蒂罗发现，其他的已婚男同事都得到了住房补贴，但是她没有。
她找到财务室想要纠正这个错误，得到的所有人的回复是：
“美国空军能够接纳你来服役已经是三生有幸了”。
当时盛行的说法是，“好女孩不会提意见，好女孩不会提要求”。
身边的人也这么说：好女孩不会提起诉讼，更不用说已经有幸被接纳服役，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但是弗朗蒂罗想要的，只是被平等对待而已，于是坚持提起了诉讼，并一路打到了最高法院。
金斯伯格站在了法庭上替弗朗蒂辩护。
她面对的是九位男性法官，九位从未意识到女性面临的性格歧视、女性被作为“二等公民”对待的男性法官。
而金斯伯格要做的，就是让他们知道这些现实。
即使紧张到饭都没来得及吃，即使刚开口时声音都在发抖。
但金斯伯格很快就平静下来，用铿锵有力的陈述吸引住了所有人：
现今的性别观念
将女性在职场受到的不公
美化为对女性的保护
这使得女性生来便应当成为家庭主妇的观点
成为一种共识
这些区别对待造成了同一种后果
它们让女性被禁锢于低人一等的社会地位之中
而之后她引用的平权倡议者萨拉·格莉姆克的那句陈述，时至今日依然振聋发聩：
“我不为女性争取优待，我所求的仅是让男人把把踩在我们脖子上的脚挪开。”
最终，她们胜诉了，七位大法官投票，推翻了政府政策。
但这只是一次胜利，只针对这个案子，她们以一票之差失去了让这个案例成为审查标准的机会。
金斯伯格态度格外冷静。
她预想的，是要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辩护，甚至要重复六七遍。
而她要做的，便是不慌不忙，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
1971年~1980年间，金斯伯格一直作为女权联盟女权项目的律师工作，而这期间，她一共发起了6次诉讼。
也正是这6次诉讼，成就了后来的金斯伯格。
但最能体现金斯伯格作为女权律师智慧的，当属——
1975年的「温伯格诉维森菲尔德案」。
这起案子中，金斯伯格为一位刚刚失去自己的妻子，只能单身抚养孩子的鳏夫辩护。
这位男性因为全心照顾孩子，长达八个月没有做过任何能够获得实际报酬的工作。
他去申请单亲家庭的抚恤金，却被告知这是“母亲抚恤金”。
而他，因为是男性，而不符合条件。
社会和制度都默认抚养孩子主要是母亲的事，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全职爸爸”的可能性存在。
金斯伯格接手了这个案件。
因为这正是金斯伯格一直想向大众传达的那点：
性别歧视，伤害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她希望通过一个个独立案件逐渐建构起女性平权的概念，从而推进变革。
事实证明，金斯伯格的策略是对的。
鳏夫案的胜诉，影响了金斯伯格下一个十年中的一系列诉讼，也一步步地走到更高的位置。
1993年，卡特总统上台，金斯伯格获得了大法官的提名。
两人在白宫进行会面，15分钟后就确定，正式提名金斯伯格为大法官。
自此，金斯伯格真正来到了法律世界的巅峰。
也成为了美国最高法院史上的第二位女大法官。
永远的异议者
金斯伯格正式成为大法官之后，金斯伯格并没有停下她的脚步。
她在这个男性为主导的世界中，始终以一个「异议者」的身份存在。
或者说，一个「进攻者」。
她的矛头对准的，永远是存在性别歧视的角落。
著名的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案——
这座具有150年历史的军事学院，被诉只招收男性学生的招生政策，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
她宣布判决时提说：
只要她们符合条件，就能就读。
任何否定女性拥有平等权利、 依据自身能力追求事业取得成功参与社会做出贡献的法律都是根本无效的。
2006年，一位年过花甲的女士临近退休才发现——
她与其他三位男性同事职位一样，薪水却比他们少了40%。
原因依然仅仅是因为，她是女性。
法官判决说，她确实受到了歧视，但诉讼时效已过。
尽管结果已定，但金斯伯格无法接受，她依然站出来发表了自己的异议：
“女性在职场中的薪酬歧视，往往以十分隐蔽的形式出现。一开始，女性不会察觉，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女性才会意识到薪酬歧视的真正存在。”
她的声音最终确实被听到了。
2009年，奥巴马上任签署的第一项法案，是《莉莉·莱德贝特公平薪酬法》。
2007年，在一项妇女与劳工权利的案件中，她站出来为女性堕胎权辩护。
她坚持认为，女性才是自己人生的掌控者。
早在1993年的大法官任职会上，金斯伯格就提出了对女性堕胎权的支持。
“当政府控制着女性的堕胎权时，她就没有被当成是一位能为人生选择完全负起责任的成年人来对待。”
而这，也是为何她一直反对「罗诉韦德案」。
因为援引自「隐私权」的「罗诉韦德案」，依然没有把女性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
事实证明，这点也确实为此后50年间，两大党派不断挑战、推翻「罗诉韦德案」埋下了祸根。
金斯伯格一生都以一个「异议者」的姿态战斗。
直到2013年。
80岁的金斯伯格一夜之间成了年轻人追捧的网红。
有人称她为“臭名昭著的RBG”，这是对已故说唱歌手“臭名昭著的BIG”名号的模仿。
有网页策划者把金斯伯格的照片放进红色背景，然后头顶加上皇冠，旁边写上“No Truth without Ruth”（没有鲁斯，你就无法拼凑出真相）。
紧接着，金斯伯格的头像出现在年轻人的T恤上、杯子上，甚至作为纹身出现在了年轻人的身上。
这一切源于她的大胆。
随着年纪渐长，金斯伯格越来越敢说，直言不讳，她在采访和庭审中的犀利言论：
“大多数男性无法理解避孕对于女性的重要性，我希望他们能‘进化’出这部分能力”；
“国会对异性和同性婚姻的区别对待，就像在说脱脂牛奶不是牛奶一样可笑”
......
这些言论引起了观众们的强烈共鸣，愤怒的情绪蔓延到许多年轻人的身上和心里。
「长久以来，在我们的文化中，年长的女性要么是慈眉善目的老奶奶，要么是恶毒的瘪嘴老巫婆」。
而金斯伯格，犀利睿智的公共形象改变了「美国社会对掌握权力的年长女性的想象」。
金斯伯格何止是犀利睿智。
1999年第一次患癌之后，金斯伯格就开始坚持健身。
在她儿时的同伴们已经到了做俯卧撑下得去却起不来的年纪，她还可以完整地做完25个俯卧撑。
直到两年前，金斯伯格由于转移性胰腺癌的并发症在华盛顿去世，享年87岁。
我想起此前曾有记者曾问她：“你打算什么时候考虑退休？”
金斯伯格说：
“我会一直坚持工作，只要我还能全力以赴。当我无力继续时，就到了让位的时候，我会退休。”
金斯伯格做到了。
她走完了奋斗到最后一刻的一生。
以金斯伯格之名，以女性之名。
但以女性之名的道路，显然还没到终点。
接下来，轮到我们了。
点个「在看」，让我们一步一步地，稳稳地向前走。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