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答卷
2012年至2022年，中国这十年注定不凡。我们党始终以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过程。
这十年，党的群众路线深入人心，“八项规定”撬动党风政风为之一变；好干部的标准伫立在新时代潮头，树立在人民心中，干部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节约型政府省出了资金，催生了高效，真正把钱用在抓发展、惠民生的“刀刃”上。
这十年，我们看见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战略方针下，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不断健全完善，反腐败斗争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守护着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
这十年，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高度彰显，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得到有效遏制；门好进、脸好看、事好办了，群众眼前有了明白账，心里有了定心丸；基层基础工作得到加强，基层治理能力显著提高，人民群众关心关切的问题“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十年来，党和人民之间愈发紧密的血肉联系，从不同维度诠 释了伟大中国力量的深刻内涵。这份写入新时代的答卷，弥足珍贵，历久弥新。
7月21日，102个中央部门同日“晒”出年度收支“账本”。今年是中央部门连续向社会公开部门决算的第12年，“三公”经费大幅减少是“账本”中每年必有的特点。
从往年的数据看，2011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决算为93亿元，到2020年，已不足2011年的三分之一。2021年，数据已降至26.81亿元。“政府过紧日子”的观念深入人心。
“七八年前，四五本；五六年前，两三本；从三四年前开始，就没有超过两本。去年、前年，就只有薄薄的一本，不到1厘米厚。”陈思从2018年起担任四川自贡市贡井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主任。翻看往年的账本，他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账本越来越薄，接待支出越来越少。根据今年自贡市政府工作报告，过去五年，全市“三公”经费已压减27%。
2012年12月，短短600多字的“八项规定”撬动了一场改写国家账本、转变党风政风的深刻变革。十年来，从中央到各地，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让作风改进的力度越来越大，让“民心账本”的温度越来越高。
景区真正用来“度假”了
2011年，刚到都江堰旅游景区管理局都江堰景区管理处工作的冉涛感到头疼的事，就是处理游客投诉。
如在旅游旺季，停车位特别紧张的时候，景区停车场仍有一块地方圈起来不准停车，就有游客反映情况。即便知道这是为前来“指导”的领导准备的车位，但冉涛到了现场，只能用“有人预定了车位”这样的解释搪塞过去。
11年来，冉涛在管理局做过内勤，也在青城山景区管理处工作过，从今年起担任都江堰景区管理处处长。“过去，景区停有公务车是常有的事，本地外地牌照的都有。而且各地要讲排场、比阔气，很多时候有好几辆车前呼后拥，有十多个陪同人员。”
在冉涛的印象里，“八项规定”出台之前，管理处经常收到来自各地单位的来函。办公室一个月就能收到十几封来“考察学习”的函，节假日之前最密集。最多的一次，冉涛一天陪同了4个“学习考察团”。
不少受访对象告诉记者，在“八项规定”出台之前，借公务之名行旅游之实，或者“半公务半旅游”的情况太普遍了。特别是在旅游资源丰富的地方，干部陪吃、陪喝、陪游成了“常态”。
“别人的节假日在旅游景区过，我们的节假日也在旅游景区过，但一个是度假、一个是渡劫啊！”说起曾经在某县级接待办工作的经历，刘斌哭笑不得。
“节假日就是接待办的‘工作日’。”刘斌告诉记者，每逢节假日来临时，各种名义的考察调研函就接踵而至。接待办要制定详细的接待方案，很多时候“第一站”就安排在旅游景区，包括安排门票、食宿，费用都算进公务接待。
在旅游资源丰富的安徽黟县，接待此类“公差旅游”的任务也十分繁重。当地干部曹伟宏曾描述了这样的场景：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县政府办的两个副主任一个在县城负责“送”，一个在景区负责“接”，就像“接待流水线”。
几乎所有的采访对象都告诉记者，自从“八项规定”出台后，这种情况很快就消失了。这种变化有多大，一名在乐山工作的干部这样描述：“过去一年要陪客人上50次峨眉山，差不多可以‘住’在景区了。‘八项规定’出台后，自己陪家人也就去一两次，景区真正成了可以‘度假’的地方。”
“八项规定”出台之后，多个省份陆续推行公车标识化，广东、浙江、四川等省加装GPS定位，部分地区陆续建立了公车管理平台，对公车实行全方位动态监管。
“公务车是否停在景区，很容易被平台监测到。另外，群众如果在景区看到贴有‘公务用车’标识的车辆，也能向纪检监察机关或者公务用车管理部门及时反映情况。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违规公务考察。”冉涛说，同时，全国大部分旅游景区实行实名制购票。按照规定，景区门票一律不准公款报销，谁批准谁自掏腰包，还会被追责。
十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通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的力度也在加大。但仍有个别党员干部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接受管理服务对象的旅游安排，甚至提出让管理服务对象为自己的旅游买单。
9月2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对辽宁省纪检监察机关近期查处的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进行通报。其中包括辽宁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刘启波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安排问题。2021年4月30日至5月4日，刘启波接受辽阳县某私营企业主安排，先后到上海、杭州等地旅游，相关费用均由该私营企业主支付。
“通报的力度越来越大，通报对象的级别越来越高，起到的震慑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四风’隐形变异的问题也更加值得重视，必须驰而不息纠正‘四风’。”一名省级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人说。
从“比档次”到“讲效率”
“过去，接待是要比的，比档次、比价钱、比领导重视。”一名曾在市委办工作的干部告诉记者，当地曾经出现过一次比较尴尬的情况，两名同级别的副省级领导同一天在该市调研，但用餐的时候市委书记陪了一边，由于出现临时状况，后来没去陪另一边，结果另一边的氛围就不太愉快。
一顿饭有多重要？有采访对象说，当时大家觉得把领导陪好了，不仅是“尽地主之谊”这么简单。
西部某市级职能部门的一名干部几年前听单位领导讲党课时说过这么一件事。时间在党的十八大之前，当时上面来了一位领导，在项目建设方面有一定话语权。该部门也是第一次接待这位领导，希望留下个好印象，争取能获得更多项目，于是在对方来的当天安排了一顿“接风宴”。
菜品已经是最贵的了，但该领导却一直不太高兴，后面在喝酒的时候说：“这个酒有点年轻了。”这边马上理解到对方的意思，只得把酒换成了同一品牌的年份酒，价格高了恐怕不止十倍。“当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听到这个例子挺震惊的。不知道项目是不是争取下来了，但如果每次要靠这样才能获得上级领导的青睐，这种风气肯定是不正常的，而且会影响年轻干部对事业的信心。”这名干部感慨到，自己在“八项规定”出台之后进入机关，是“赶上了好时候”。
另外，过去一些单位还形成了一种“拜年”的习俗。记者在多地采访时了解到，一些垂管单位会在春节前到上级部门拜访，所谓的“拜年”就是请上级领导吃饭，有的还会挨个请每个处室吃一顿，有的不仅吃饭，还要送年货。这些都被列入公务接待费用。
在“八项规定”出台之前，普通的三、四线城市高档餐厅云集的现象并不罕见。邹启维是一家餐饮公司的项目经理，从2008年进入该公司在某地级市市中心经营的一家大型酒店工作。
“以前铺张浪费的情况太严重了，感觉好多单位都在比贵、比档次。”她告诉记者，在“八项规定”出台之前，酒店餐厅的十几个包间几乎天天都是满的，基本上每桌都会上龙虾、鲍鱼、鱼翅这些最贵的菜，人均消费多则三四百元、少则一两百元。另外每桌还要点2—3瓶名贵酒和名贵香烟，这些占了餐费金额的很大一部分。“现在，酒店以散客居多，一周才会有两三个包间服务，而且大多数是私人宴请。”
青神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卢明春在十年前担任眉山市东坡区委常委、区委办主任。他告诉记者，在“八项规定”出台之前，接待工作占区委办工作考核的重要部分，一周接待四五天是常有的事，既有公务接待，也有商务接待。“说实话，既花时间，也不利于身体健康。”
“八项规定”究竟有多深入人心？卢明春讲道，当时区委领导在一些会议场合讲起来时，常常流露出喜不自胜的神情，并且安排下面定期不定期地前往各单位暗访，抽查接待账本，看相关部门是不是在认真落实要求。
“我当时只觉得，回家吃饭，是最幸福的一件事。”如今回过头来看，卢明春觉得，这十年来风气改善的背后是干部观念的转变。“过去无论是在区县还是乡镇，总觉得没把上级领导接待好就是工作没干好。现在无论是上级还是基层，都更加专注于公事，把时间精力花在工作上，接待用餐已经不是那么重要的事了。”
商务接待也是如此。“以前是‘客随主便’，地方考虑的是把接待安排得好一点，表现得热情一点，就可以给外来投资者留下的印象好一点。其实投资者考虑的实际因素更多，包括成本要素以及自身的战略布局等等，不是看一顿饭的规格高不高就能做决定的。”卢明春后来担任眉山经济开发区新区党工委书记，跟企业打交道的时候更多，这种感受也越来越深，“要向企业表达招商的诚意，不如把服务做好，把营商环境搞好”。
在接待客商这方面，四川雅安经济开发区经济合作局副局长郑仪也有类似的感受。“以前有‘三部曲’的说法，晚饭、烧烤、KTV，有时晚上12点才结束。但我们也慢慢发现，企业看的是一顿饭能不能吃出效率，而不是吃出感情，这更考验招商者的水平。把问题想简单点，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就简单了。”
社风人情回归真味
近几年，邹启维所在的酒店开始谋求转型。“八项规定”出台以后，杜绝餐饮浪费等规定也相继施行，地方上出台了严禁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大操大办的相关规定。有的党员干部想在该酒店给子女办婚宴，按要求每桌不能超过2000元，酒店就想办法调整菜式，推出经济实惠的本地菜，推荐价格适中的酒水。
一些从事餐饮行业的人士告诉记者，严禁公款吃喝之后，高档餐厅遭遇“寒冬”在所难免，要活下来必须放下“身段”，走平民路线。
作为高端餐饮业代表的“北京宴”在2012年刚开业时，每天的营业额都在50万元左右。当时这里和很多北京的高端餐饮一样，政府部门或企业宴请居多。“八项规定”出台后，“北京宴”的日营业额一度下降到只有2000元。
2013年，“八项规定”出台的第二年，部分高档餐厅纷纷开始“自救”，“北京宴”开始在服务上下功夫，推出私人订制服务，“全聚德”推出烤鸭自助餐，“净雅大酒店”继“湘鄂情”之后，回归大众餐饮，开始卖起火锅和包子。
2013年12月，整治“会所中的歪风”成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治“四风”的重要举措。
开心茶馆由前高档会所“西湖会”转型而来，随着“会所中的歪风”被严肃整治，对民众打开了平价大门。
当年，浙江省启动整治“会所中的歪风”专项行动，在西湖边排摸出的30家高档经营场所（私人会所）中，“西湖会”是转型试点的第一家。
过去，“西湖会”是一家奢华私人会所，主打高端消费，不对寻常百姓开放，曾是西湖景区内最早的高档会所之一。如今，这里卖5元一只茶叶蛋、15元一碗西湖藕粉、26元一碗片儿川等等，茶馆除了茶品也供应小吃快餐，商务套餐也不过40元。店里顾客以老年人和周边游客为主，可以接待600人，天气好的时候经常客满。
在整治过程中，北京在市属公园内发现私人会所性质的场所和高档餐饮性质的场所共14处。这些公园里建私园，尽显宫廷气派。
后来，紫竹院内人均消费几百上千元的“问月楼”餐厅整改为茶餐厅，位于龙潭公园的龙潭书院也由私人会所改为公共场所，北海公园内的“御膳堂”“上林苑”均停业整顿，整改为中低档消费的大众餐厅。
一系列关于公款消费的规定出台后，餐饮行业面临“洗牌”。与此同时，党风政风向好带动社会民风转变，各地也在推动移风易俗，提倡简办红白喜事。这时，一个主打民间风味的餐饮行业群体正在迅速崛起——乡厨。
2015年，已经从事餐饮行业9年的郝晋源决定，不再继续做高档餐饮，把自己开在荣县旭阳镇光斗山村的一间农家乐搞起来，顺便把乡村群宴服务做大。作为荣县餐饮协会会长，郝晋源也带动全县乡厨群体一起干。
从事20多年乡厨的双石镇李子桥社区居民刘大忠在2020年底加入了协会，随着本地特色菜逐渐取代海鲜类菜品，加上采购成本大大降低，每桌的标准从以前的一千多元普遍降到了五六百元，每次的桌数控制在20桌以内。“虽然每次的收入少了，但是我的回头客多了，收入水平并没有降低。”刘大忠说，没有铺张浪费，宴席中的人情味反而更浓了。
让郝晋源感到欣慰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荣县特色美食打响了名号，以麻辣鸡、浑浆豆花、羊肉汤并称的“荣州三绝”成为当地美食品牌，并被列入该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荣州麻辣鸡被认定为省级“天府名菜”。
同时，乡厨的地位也开始受到重视。2021年，云南大理“巍山乡厨”获全国“我最关注的劳务品牌”。同年，苏州举办的“乡厨争霸”农家乐技能大赛，评出20道“苏式”农家金牌菜、8个农家乐创意摆台。
“‘八项规定’，既有力度，也有温度。”多名受访对象表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用十年诠释了删繁就简之美，拉近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距离，明晰了人情交往的“度”和“真”。（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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