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行本《老子》第五章中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一句；初读这句话，对于一部分读者而言，或有石破天惊的震撼效果：圣人不胸怀仁义，又怎么能称为“圣人”呢？
有人据此一语说，老子思想有冷酷无情的地方，但这其实却是曲解和误读。当然，说老子思想冷酷无情，这种看法其来有自；太史公在《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中评价韩非子时，有“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源于道德之意”之语，或为始作俑者。
众所周知，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因而后世反对法家专制严苛、刻薄寡恩的人，多引此言以说明韩非子的无情源于老子“天地不仁”一语；比如，苏轼在《韩非论》中就曾引用了上述说法。今人解经者中有出于对法家思想“每个人都是奴畜的对象”的抗议，也蹈袭此说。但这种解读不能无误；人们多注意到太史公在评价韩非子时所用“其极惨礉少恩”一语，但接下来一语“皆原道德之意”里面说的“皆”，还包括他对庄子与申不害的评价，而不是单就韩非子而言。
但真正的问题还不在这里，因为这句话完整的说法是：“皆原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太史公的意思很明确：韩非子的思想可能有他从老子学说中获得的启发，但老子学说远比韩非子理解的深远；换言之，韩非子的理解可能就是误解。当然，通过有意或无意的误读而阐述自己的思想，这在思想史上是常见的现象。既然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今天在读这些过于有名的说法时就要多多留心，尽可能回避各种门户之见。
我们仔细看就会发现，老子根本没有说圣人没有仁义的美德在身，更没有说圣人行事会违背仁义，而只是说圣人在治理天下时应该效法自然，以自然对待万物的方式对待百姓。“任自然，无为无造”，这一点在王弼、河上公的注释中都很明确。那什么是自然的方式呢？这又涉及对“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理解了。这句话字面意思并不难解：天地生育滋养万物，遵循雨露均沾的普惠做法，没有对哪种生物抱有特别的爱怜和垂青，但天地万物却彼此适应，形成了一套天然和谐的生态体系，每一种生物都获得了各自生存和活动的空间。而且，我们如果观察大自然的食物链，看到诸如蝎子、蜘蛛等同类相互吞噬、互为彼此的食物，看到动物各种“残酷”的猎食行动，甚至想到人类对一些动物的“虐食”乃至对他人施加的种种可怕的残暴行为，我们会由衷地感叹：天地确实不会对任何存在有怜悯慈悲之情。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看似毫无仁爱观念的大自然体系，却有着生生不息的巨大能量，周而复始，永不枯竭。从天地的视角来审视，大自然毫无偏私，不做任何无意义的事情。这难道不会给有着最高智慧的圣人带来深刻的启示吗？有道在身的君王在进行统治的时候，对待人民不也应该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吗？——不错，这正是“圣人不仁”的真意。大自然对待万物无心施为，而万物却各自得到了自然的哺育，得到了自由繁殖和生长；同样，圣人如果以无心施为的方式对待人民，那人民自然会得到天地万物的滋养，各自得到自由自在的空间。
明刊本《道德经》
圣人取法天地，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如同自然界中的生物以丰富多样著称，社会生活中的人在价值观念上也是多种多样，因此为政者就要同天地一样，为多样的人保留自由自在的空间。这种政策的结果，就是人们都获得了各自的自由，获得了各自的自我实现。如果用“仁”这一有着最高人道主义精神的说法来描述，老子这种不以“仁”为出发点的为政方法，因为为所有人都保留了自由自主的可能，对他们各自的主体性加以了保护，可以说反倒成就了天地间的“大仁”。后世解经者对此多有阐述，唐代有名的道教思想代表人物吕洞宾，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发现了“天地之至仁”；南宋时代的范应元亦有“圣人体此道以博爱，其仁亦至矣，而不言仁”的说法。
当代学者鄢圣华在《老子旨归》中对本章胜意尤有阐发，他写道：“‘法自然’，是说不在乎官员们是否以仁（爱民）自律，而要确保官员不主观任意地行使权力，不得不有所不为，让制度的运行确保民众的自然（自由自在）不被打扰或侵犯，做到法民众的自然”。这些说法，事实上将权力的本性完全揭示了出来。控制与强制，往往是造成人间各种惨祸的罪魁祸首。
我们要留意的是，将老子的意思解释为对儒学“仁”观念自身的批评，这并不是老子的本意。那么，什么是儒家所说的真正的“仁”？其实，“仁”是孔子学说中最核心的概念，相当于“道”在老子学说中的地位。如果只是从形式上看，通观《论语》全篇，孔子面对弟子什么是仁的询问，只是因材施教般地给出了一些说法，并未给出关于“仁”的明确界定，但我们并不能这么简单地看问题。
在那些关于仁的说法中，针对樊迟给出的“爱人”与针对颜渊给出的“克己复礼为仁”最为著名（《论语?颜渊第十二》）。其实，将两种说法合起来，我们就可看到“仁”的真精神。在孔门弟子中，樊迟以天资平庸纯朴著称，而“仁者爱人”的说法，也最容易为凡俗的众人所理解。凡俗的人们如果将“仁者爱人”视为人类智慧导师的金科玉律，并能有所践行，就能极大改善共同体生活的秩序，表现为道德水准的上升。与此相对，颜渊是孔门弟子中天资最高的人，所以孔子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回答。“克己复礼为仁”这一句话丰富而深刻的含义，在沉睡了大约一千五百年后，在宋代新儒家的精神世界中才得到了清晰而完全的揭示。
我们且看宋代新儒学的集大成者朱子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这一句的讲解：“仁者，本心之全德。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复，反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我们之所以说这个注释是对孔子“仁”的思想最为整全的揭示，就是因为朱子的目光穿透了“仁”“礼”这些“常名”、这些概念表象，直观到了“道”自身——“仁者，本心之全德”，说的正是心灵的完全觉醒的状态。德者，得也；“全德”就是“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因此，成为“仁者”就是成为一个真正觉醒的人；这样的人对他人、对万物都有同情与慈爱之心，又是天理之当然、天道之必然。这同样意味着，“爱人”从本质上说仅仅是经过“克己复礼”后，“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的自然表现。当然，很多圣人显现出的那种对世人的无限爱愿，更是本性使然，而不需要一番“克己复礼”的工夫；孟子所谓“尧舜，性之也”（《孟子·尽心上》），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用老子的概念，“仁”就是“道”，在它所显现出的众多作用，亦即众多的“德”中，有一个虽然高于但毕竟接近人们直观感受到的根本“美德”，那就是“爱人”。明代高僧大师憨山指出，因孔子为名教宗主，“故对中下学人，不敢轻言破我执”，而只有对颜子才说出“仁”的真实本质：“克己。”破除我执，其实也就是任自然的意思。此诚为不刊之论。
仇实父《老子出关图》
既然“仁”是作为人的生命意识的最为彻底的觉醒，我们就可以说“仁”同样是对生命本质的直观，它注定表现为极少数人的自我意识。圣人自然是仁者，是一位觉者，但正因如此，他才看到了众生的平等，以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的方式对待众人和世界。本句中两度出现的“刍狗”比喻，我们要在这个万物平等的意义上，才能把握老子深刻的哲学洞察。——“刍狗”即古人捆扎草为狗以用于祭祀，祭祀前为尊贵之物，用后旋即抛弃。这或许是对大自然的生命机制最为生动的比喻。在凡俗的人们眼中，圣人行事显现出的是一片慈悲的胸怀，但圣人自己知道，他们只是遵循大道、遵循天理天道行事而已，是“克己复礼”后“人欲净尽，天理流行”的自然。圣人行事并非出于世俗的仁义观念，故曰“圣人不仁”。
另一方面，为政者怀有仁义，这又是他们身居高位、尊位的必备条件。如果他们行事不仁不义，必然会遭到身败国破的命运。“圣人不仁”，是说有道的君王虽然如高天大地般有抚育众生的大仁大德，却并不是出于利己主义的政治计算而行事。《庄子》中大量对“仁义”的激烈批评，本质上是对“假仁假义”这种政治骗术的批评。其实，圣人依循天理天道进行统治，圣人所制作的礼乐政刑无非是“道”在人间政治事务上的表达，无非是“道”的表象而已。
因此，老子“圣人不仁”在政治哲学上的含义要从孔子“为政以德”（《论语·为政第二》）的意义上去把握，二者说的是同一件事，只是在概念表象上有所差别。庄子本人也有类似的说法：“夫圣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庄子·应帝王第七》）——圣人治理天下是用法度治理外物吗？不是，圣人一定先治理自己的身心，然后行不言之教，能保证人民做到顺其自然、各尽其性而已。近代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曾有言：“在我的国土上，每个人应当关心他自己的拯救，他自己认为怎么最好就怎么做吧。”此王以英明著称，由此语录亦可见一斑。就此而言，老子学说诚如太史公所言“深远矣”。后人每见“刍狗”或“仁义”时，常常火冒三丈，其心情固然可以理解，其学风则不禁让人蹙眉。
腓特烈大帝
李永晶（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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