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世纪上半叶,一大批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结伴同行。他们虽来自不同国家,很多人却从此爱上中国,“一辈子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国际友人与中国人民并肩前行,见证了中国的沧桑巨变,有些还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友好合作,与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结下了深厚缘分。

“你们亲人当年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今年9月,中共中央、国家主席复信爱泼斯坦、柯鲁克等国际友人的亲属,向那些曾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并肩战斗,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宝贵贡献的国际友人致以深切缅怀。

外国专家满嘴京腔(70岁老外一口京腔)(1)

伊莎白·柯鲁克(新华社照片)

“Mom, would you like a piece of this cookie?”70岁的柯马凯将一小块曲奇饼干轻轻推到母亲面前,然后拿起一把白瓷茶壶,将茉莉花茶倒进印有蟠龙纹的中式茶杯里,桌上热饮品的香气溢了出来——一顿中外搭配的下午茶。

今年11月9日,加拿大人伊莎白·柯鲁克在北京家中迎来106岁的生日。白天,她睡了个很长时间的午觉,到了傍晚,小儿子柯马凯不得不将她叫醒:“妈妈,你从午饭后睡到傍晚,需要一些新鲜空气,一会儿我们下楼散会儿步。”

这是一处僻静的家属大院,位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西校区内。1955年举家搬入后,伊莎白潜心外语教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外语人才,其中一些人至今仍活跃在中国的外交舞台上。2019年,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授予她“友谊勋章”,表彰她为中国教育事业和对外交流作出的杰出贡献。

在母亲的影响下,拥有英国和加拿大双重国籍的柯马凯早已把中国当作自己的家乡。20世纪90年代,他创办面向来华外国人员子女的北京京西学校,这里的毕业生像种子一样把中国文化播往世界各地。2004年,柯马凯获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

我们在北京秋天最宜人的那几天登门拜访,来接我们的柯马凯穿着布鞋,一口京腔,俨然是个地道的老北京。如今,母亲老得越来越快,柯马凯一边照顾她,一边以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和家人朋友一道继续关心并参与中国的发展。

我们的访问,就从陪母子俩一起散步开始。

“服从组织安排”

或许父亲是英国人的缘故,在北京出生的柯马凯身上依然保留着英式幽默的痕迹。初次见面,我们坐进他的车里,见副驾驶前贴着一张纸:“请系安全带,否则付司机500元(Buckle up, or pay driver ¥500)。”见我们好奇,他耸肩摊手:“至今我没收到任何一笔钱。”

车开进北外校园,在一栋老式公寓楼前停下,暗灰色的墙面很陈旧,看上去和普通公寓楼没什么区别。这是一栋建于1954年的房子,这些年在楼道里装了轮椅专用滑轨。不过,在保姆的搀扶下,106岁的伊莎白仍可以自己慢慢上下楼。

但大多数时候,这位老英国共产党党员的体力已大不如前,身体常止不住微微颤抖。柯马凯搀着母亲从卧室走出来,得知我们来自上海,听儿子说我们报纸有个“liberation(解放)”,她抬头看向我们轻轻说道:“I am very happy to see you.”

从入住那天起,伊莎白在这栋楼里一住就是66年。年轻时,这位出生于成都的国际主义战士曾深入中国农村做研究,出版了多本记录中国革命的著作。如今,她的记忆力已大不如前,家中的小黑板上写着歪歪扭扭的英文:“I 'd like to have a nice walk and sleep.”

但她的眼神依旧清亮。这让我想起北外校史馆里陈列的那张照片:1947年底,伊莎白对太行山脚下的解放区进行田野调查,身穿土布军装的她骑在马背上,拉着缰绳,风把她的长发吹了起来,看向镜头的脸,自信、潇洒、昂扬。

外国专家满嘴京腔(70岁老外一口京腔)(2)

伊莎白骑在马背上(资料照片)

那年11月,伊莎白和已是英国共产党党员的丈夫戴维·柯鲁克来到十里店村调研土改。临辞归国之际,夫妻俩受到中共中央外事工作负责人的深情挽留,经过慎重考虑,他们决定“服从组织安排”,参与创建中央外事学校,并留在中国任教,帮助共产党培养外语人才。

这一留,就是一辈子。当年的学校几次移迁、改名,发展到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大学。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已经怀有身孕的伊莎白从石家庄随共产党搭卡车进京。开国大典时,在长安街边临时搭起的木质看台上,伊莎白抱着刚出生6个月的大儿子目睹了新中国的成立。

在学校里,伊莎白夫妇俩参与了新中国第一套大学英语教程的编写和《汉英词典》的编纂。校史馆内,至今仍展示着伊莎白捐赠的外语教材。

如今,老人家中的陈设几乎仍保留着那个时代的风格,泛黄的书籍、用布盖好的沙发、挂在墙上的书法,显示着岁月的痕迹。桌上放着柯马凯用A4纸打印的大字号诗集,里面收录了几十首伊莎白喜欢的诗歌,还有《团结就是力量》《社会主义好》《东方红》等中国革命歌曲的歌词拼音。

岁月在革命者身上留下的痕迹同样清晰。皱纹密布的脸顶着满头银发,坐在餐桌前的伊莎白喃喃自语,旁人已无法听清她在说什么。她身后的墙上,挂着毛主席的画像和诗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西面墙上写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个字,中间则是周总理像。

傍晚,夕阳照亮了摆满书籍、影碟和相框的书架。其中有《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等介绍中国革命的纪录片,还有介绍西方文化的书籍。但家中最显眼的,则是摆在客厅正中央的一个蓝色方盒,里面装着“友谊勋章”。

“你们可以打开盒子看看。”见我们探头好奇,柯马凯露出神秘微笑,替母亲做了决定。掀起沉甸甸的盒盖,勋章光洁耀眼。柯马凯凑到母亲耳边,乐呵呵地说:“Mom, they are admiring your ‘gold medal'.”

伊莎白没有回答,她只是轻轻点头,看着勋章的方向微笑。

“看来老妈得醒一醒了。”柯马凯淘气似地朝我们眨眨眼:“一会儿下楼给她买根冰棍儿就高兴了,她爱吃冰棍儿。”

“都是为革命作贡献”

傍晚,伊莎白坐在轮椅里,柯马凯推着母亲在院里散步。不时有人上前打招呼:“带妈妈出来散步啦?”“对,遛弯儿来。”柯马凯转头悄悄和我们说:“这些老人都在这住了60年啦,他们是看着我长大的。”

一个世纪前,柯马凯的先辈踏上中国土地,他的父母,以英国共产党党员和国际友人的身份参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他的家族见证了古老东方国家从艰难走向胜利的历程。在北京度过童年和少年时期后,1988年柯马凯回到中国,在北京定居后便再没有离开。

半个多世纪过去,从小生活的家属大院格局没有太大变化,一些当年的街坊邻居都还在。退休前,他们多是学校教师,同伊莎白一家相熟,而且并不把他们当外人看待。“都是为革命作贡献。”

柯马凯的幼儿园是在院里上的。如今,这里至少住着三位他上幼儿园时的阿姨。小时候,阿姨们管叫柯马凯叫“迈克尔”。有一次,柯马凯到上海参加会议,被一位阿姨的女儿认出,她正在上海一所招收外籍人子女的国际学校里教书。

一种集体生活方式已经远去。20世纪50年代,单位实行供给制,一天三顿都吃食堂,衣服都不用自己买,理发店、洗衣房、澡堂、食堂、锅炉房都在一处。柯马凯家楼下曾是一片麦地,从窗户望下去金灿灿一片。他笑说:“那时候,老区来的人爱劳动!”

最早时,柯马凯一家住在筒子楼里,共有三层,每层有一个大走廊,并排有十几间房。“早晨六七点就得起床,拿着脸盆缸子牙膏牙刷赶紧去抢位子,水槽只有一个龙头,没有热水,要热水得到锅炉房去打。”

走在校园里,柯马凯饶有兴致地向我们讲述童年生活在此的种种细节:“你看那塔楼下面原来是个大礼堂。”“那片,原来都是筒子楼。”“这边是公厕,那边是澡堂。”

“作为70岁的人,我免不了有些怀旧。”路过健身场时,柯马凯回忆起这里原来每周六会放露天电影,在二楼窗户摆一个放映机,用两根杆子撑起幕布,再用绳子绑好,大家从家里搬来小凳子排排坐,成为那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年轻时,柯马凯是个性格内向的孩子,因为长相被一些中国大人逗过趣儿:“英国佬,不吃枣,吃枣不吐核,放屁打嘟噜”。但他并不在意:“小孩子们,难免开开玩笑。”

外国专家满嘴京腔(70岁老外一口京腔)(3)

20世纪60年代,伊莎白带着孩子们去爬长城,中间是柯马凯(采访对象 供图)

柯马凯对中国人的亲密感,部分来自他从小所受的父母的影响。在儿时的记忆中,课堂上的父母始终精力十足,他们和同学亲密无间。“我父亲愿意跟年轻人在一起,他一直吃学生食堂,边吃边和学生聊天,关心他们的生活和思想。”

“那是一个合作大于竞争的年代。”柯马凯记得,那时,母亲经常鼓励学习好的学生帮助带动学习差的学生,她还常把需要帮助的学生请到家中答疑解惑。

“我小学放学回家就在里屋做作业,我爸妈就在客厅帮学生补课。”多年以后,有一次,柯马凯去政府办事,经办人员正是伊莎白当年的一位学生,他一眼认出:“这不是迈克尔嘛!我是看着你长大的!”

伊莎白夫妇当年的很多学生,有人进入外交部,至今依旧活跃在中国的外交舞台上,他们年轻时,也曾在柯马凯家客厅的餐桌上补习过作业。

“人类学家的视角”

采访那几天,北京天空碧蓝如洗。我们走到北外附近的国际大厦附近,柯马凯指着车流不息的西三环感慨:“我小时候这儿还是一条土路。”一直到20世纪六十年代末,西直门城楼还在,离北外校门不过5公里,一路过去,路边还有庄稼地。

半个多世纪来,中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他和母亲都未曾料想到的。

以英语教育者被人们认识的伊莎白,第一次重返中国时的身份还是人类学家,四川藏族部落、羌族山寨间、解放区农村的田间地头,都留下了这位外国学者的身影。

彼时,国际革命运动和反法西斯斗争轰轰烈烈。她后来的丈夫奔赴西班牙进行反法西斯斗争,负伤住院,在医生白求恩那借到一本斯诺的《西行漫记》,从此对中国革命产生兴趣。

1959年,两人合作撰写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在英国伦敦出版。20年后,内容更为翔实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在美国纽约问世,这两部基于实地调查的著作,使西方人有了真实了解中国土改运动的机会。

某种程度上,今天的外国比从前更需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机会。受父母影响,柯马凯常说,他要用人类学视角审视北京的发展变迁,这是他爱这里的方式。

这些年,柯马凯关注环保事业。我们走过大院时,一股农药的味道飘在空中。“有人就觉得这些虫子杀得越干净越好,我可不是那样。”他皱眉快步离开:“要维护生物多样性,就得有能够共存的环境。”

儿时的北京似乎有更多趣味。“小时候能见到天牛,两个大犄角,跟牛魔王似的。”前几天,柯马凯走在路上,看到树上掉下个“吊死鬼儿”,“把我给激动的,多少年没见到了!”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曾经住在寻常百姓家屋檐里的雨燕,越来越难觅栖息地。柯马凯便和学生、街道社区里的老头老太一起,几十个人组成一队,走进胡同、街道、社区,动员商家给雨燕留窝。他笑说:“我是人群中唯一的‘大鼻子’。”

柯马凯喜欢逛北京的胡同,他说,那些不断拆盖、分合的杂居院落“像个活物”,是城市生命力的体现。但这些年,北京城的面目也变得陌生起来。“现在中国物质发展很迅速,但在推动现代化、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也要把中国的文化特色保留好。”

海淀原来有一条军机处胡同,柯马凯看史料里说晚清大太监李莲英曾在那有个宅子,便去探访,看见院门口坐着几个老人。正在那东张西望看时,老人问他:“你找谁?”柯马凯答:“听说李莲英跟这儿住过。”

“你猜他说什么,李莲英?没有没有,这儿没这么个人。”说完,柯马凯哈哈大笑。

柯马凯在美国教书的朋友带外国学生游学团来中国时,每次都找他带领学生游胡同,因为他转的都是真胡同,住的是真居民。“不是骑着个三轮车在那介绍,请几个大爷大妈坐在那。”

这些年,消失的胡同也带走了一种古老的生活方式。柯马凯小时候在崇文小学上学,逛得最多的是挨着胡同的花市,那时有很多养花养虫遛鸟的人,现在已很难见到,仅有的也深藏在胡同深处。

但柯马凯有办法敲开那些紧闭的大门。他找居民聊天,谈历史、谈建筑,一般聊上5分钟以后,对方就让他进去看看。“可能我长着一张洋面孔,人家也觉得新鲜,要是换个中国面孔,说不定成功率还低一点。”

“一辈子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采访那天,他从北京京西学校开完会赶回北外和我们见面,虽然作为创始人的他正一步步退居幕后,但对外交流的工作一直没停下。“国际友谊是挺重要的工作,现在有些西方国家恶毒攻击中国,我觉得中国更要广交朋友。”

1988年,伊莎白的好友,第一个加入新中国国籍的外国人马海德去世;2000年,伊莎白的丈夫,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戴维·柯鲁克去世;2005年,好友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去世……

当第一批“白求恩”远去,会有新的“白求恩”出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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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马凯家的全家福,摄于20世纪80年代(采访对象 供图)

柯马凯继承起父母关注教育的志向。改革开放后,来北京工作的外国人数量增加,很多都是短期逗留,亟须能满足他们子女教育需求的国际学校。1994年,柯马凯和几位朋友联合创办的北京京西学校开学,这是一所专门面向外国人子女的国际学校。

谈及学校的培养目标,柯马凯反复强调:“我希望京西出来的学生,无论待了1年还是10年,一辈子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欣赏中国的文化,包括传统文化,也包括新文化。”

如何让外国人真正了解、认同中国?柯马凯说得直接:“我倒觉得不如跑到街道办事处,跟几位大妈在那聊聊,你们社区的年轻人都干什么?老人怎么办?残疾人怎么领补助?社区治安怎么搞?戴红袖章的人是干啥的?中国社会是很有趣的。”

“人的感情不是靠啃书本啃出来,是靠跟活人打交道建立起来的。”柯马凯曾经带着20多个美国学生转过积水潭医院附近的居民区,基本上见不到一个游客,90%以上都是在当地生活工作的街坊。“北京居民可爱聊天了,特别友好,我带美国学生到居委会里头或者街道办事处去,都乐意聊。”

这种沉浸式的观察方式来自他的父母。20世纪40年代,伊莎白在农村做调研时,与农民同吃同住,还经常端着饭碗蹲在地上和农民一起吃饭。面对贫穷落后的中国,这位国际主义战士不仅没有歧视,反而和质朴的中国人民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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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西部山区的十里店村,伊莎白与当地村民交谈(资料照片)

“authentic experience”(真实的体验)无疑感染了柯马凯。虽然在城里长大,柯马凯对农村和农民有着特殊的感情。每年,他都会带着京西学校的孩子们前往北京郊区农村进行实地调查,这是学校课程里的一部分。

他把几十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孩子分到不同的人家里,老百姓给外国孩子包饺子吃,孩子们坐在家里,感受到的完全是原汁原味的中国家庭生活。“孩子们会好奇,那屋住的是谁?这屋又是谁?爷爷奶奶住在哪?洗衣机搁在哪个窝棚里头?对中国的了解就更深入了。”

有一次,柯马凯带着5个高年级学生去农村考察土地利用变革问题,在一户农家,学生第一次见到北方的炕,觉得神奇,说我们晚上就睡炕。一顿喂柴烧火,屋里乌烟瘴气,但几个外国学生却觉得其乐无穷,特别高兴。

1949年,伊莎白跟着共产党的队伍进入北京,那时,毛泽东说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当时,伊莎白觉得,主席怎么这么谦虚,几十年过去,她才意识到,社会主义建设确实是个漫长的过程。

她已经为之奉献了一辈子,她的后代们,仍在矢志不渝——儿子柯马凯创办了京西学校,而孙女,现在在英语幼儿园当教师。

栏目主编:张骏 文字编辑:顾杰

来源:作者:顾杰 刘雪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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