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20天紧张拍摄，今天（9月3日）下午，云南首部易地扶贫搬迁电影《安家》在昭通靖安新区杀青。
根据知名作家沈洋中篇小说《易地记》改编，由王言英、黄慧怡、沈洋、沈力编剧，龙虎风云（北京）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乾伦担任制片人，著名导演金琛执导，中国电影金鸡奖、华表奖得主娜仁花和知名演员范雷、刘珈彤、卢映、郑昊、邵峰等实力派演员加盟主演的易地扶贫搬迁题材电影《安家》，经过半年筹备，8月17日在全国最大跨县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靖安新区正式开机拍摄。
电影《安家》以云南昭通30余万人发扬“搬不动山就搬人”的新时代愚公移山精神，搬出大山，住进全国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和全市23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扶贫故事为背景。讲述了以大山包镇副镇长兼累马寨村党支部书记为代表的乡村干部扎根山区，以村为家，把村民当亲人，克服重重困难，动员、帮助高寒贫困山区的群众搬出大山，住进城镇高楼，一步过上直过式的、新时代新生活的感人故事，是一部文艺范的主旋律电影。
据了解，电影《安家》本月中旬转入后期制作，预计今年底推出。《安家》源自沈洋中篇小说《易地记》，发表于《边疆文学》2019年第10期，被《小说选刊》2019年12期选载，曾获云南省“我和我的祖国”征文一等奖，云南省作协2019年度优秀作品奖。
导演金琛
安心才能安家，有花开就要有结果
头戴一顶白色帽子，身着橘黄色的短袖，手被晒得脱皮，耳朵上清晰看见脱皮的红点。随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就是金琛。
金琛很忙，我的采访时间只有10多分钟。9月1日下午，在昭通市委党校一个花坛旁就地而坐，开始了金琛与电影《安家》的简短采访。
金琛，曾获第8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最佳导演处女作奖、第23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导演特别奖、第1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第21届布鲁塞尔国际电影节导演特别奖等，是电影《安家》的导演。如果不是采访的需要，记者没有想到之前看过的电影《战国》、电视剧《麻雀》等，由他执导。
“安心才能安家，有了心的港湾才能有居所的港湾。我不想通过主旋律式喊口号，把她拍成一个高大全的人，而是以普通人为视角，如何走进基层，走进群众的心里，关心群众，可亲可敬。”金琛道出自己的拍摄理念。
娜仁花、范雷、刘珈彤、卢映、郑昊、邵峰、郭静等实力派演员加盟，同时有着扎扎实实的生活积累，在金琛看来，这样的团队配合比较默契。
“没有拍过这样主旋律的电影，但是我很喜欢这个剧本，借着主旋律的基调，讲述中国基层老百姓的故事，讲好一个我们内心灵魂里面震颤的故事。大山包优美的环境，诗画的场面，我想把它拍成一个文艺气质的主旋律好电影。” 金琛说，脱贫攻坚力度前所未有，党和政府易地扶贫搬迁的好政策暖人心，搬不动山就搬人，如何让群众跨越自己的思想与政策接轨，这就是《安家》的主题，帮助所有人脱离最贫困的地区，去过上美好的生活。
“能拍到一个好的作品，和自然界和环境去做斗争，手脱皮，晒太阳都是正常的，因为这是你的职业，这是一项痛苦并快乐的事。” 金琛坦言，通过半个多月辛苦拍摄，已接近尾声，就是想通过这样一个微观的角度，聚焦一个十多户人家居住的小村庄，用镜头伸进一个平凡干部和群众的内心，来展现易地搬迁的好政策，凸显大主题，在2020电影史上留下一笔。
有花开就要有结果，这，是导演金琛对《安家》的期待。
女一号娜仁花
小说写得非常生动，故事打动了我
“当时还没出剧本，看了一遍小说，写得非常生动，故事打动了我，就决定演！”娜仁花直言，这是她出演电影《安家》的最直接理由。
娜仁花，第14届华表奖获得者、第28届金鸡奖获得者等，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是当红影星，与斯琴高娃、萨仁高娃并称“蒙古族三朵金花”。
8月12日，娜仁花首次来到昭通，出演由昭通作家沈洋中篇小说《易地记》改编的电影《安家》女一号。
“我是一个参与者，要演一个有血有肉的基层干部。”娜仁花坦言，为了扮演好大山包镇副镇长兼累马寨村党支部书记赵卫国“工作狂”这个角色，不管是与老百姓拉家常，还是与酒鬼打交道，她都按照一个基层干部处理事情的方式去用心用情演绎。
13岁时，电视剧《战地黄花》开拍，娜仁花以童星身份开始了演艺生涯。之后涉足过众多农村题材，演的角色有母亲、医生等。
剧中有一个场景：走访村里的一个酒鬼，无论赵卫国怎么说，他都不愿开口，而条件只有一个，先干一杯酒，觉得心近了，才愿打开话匣子。有胃病的赵卫国无奈唯有一饮，喝醉后加上之前遭遇的种种委屈、不理解， “哇”地一声打电话向镇长倾诉惆怅。
现实生活中扶贫干部面对的动员工作，或许比这个更艰难、更无法言说，娜仁花凭借丰富的经验和演技，贴近、靠近、走近扶贫干部内心。
大山包半个月的紧张拍摄中，三千多米海拔的高原气候，加上缺氧、紫外线强，娜仁花肺不好，尽管演技精湛，她依然头疼、晚上睡不着，无论从心里还是身体上，她也在不断克服、挑战自我。
全国脱贫看云南，云南脱贫看昭通。昭通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地级市，目前全市36.24万搬迁群众已全部搬入23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新居，稳步实现由贫困山区到现代城镇、由传统农民到城镇市民的转变，这是一个历史巨变，前所未有。
电影《安家》是云南首部反映易地扶贫搬迁的电影，以昭通贫困山区群众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实现精准脱贫为素材，讲述易地搬迁群众从祖祖辈辈生活的山村搬入城镇生活的种种困惑，展现了时代变迁，凸显新时代基层群众对本真生存状态的不舍和对新生活的无限向往。固守、彷徨、犹豫、决绝，善良、单纯、复杂、可爱，每一个群众身上，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在基层干部润物无声的付出后，山沟里的百姓最终搬迁进城，住进了现代小区，彰显了党的好政策助力脱贫攻坚、斩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强力推动，讴歌了务实担当的基层干部对贫困群众的无私奉献和为民情怀。
“我已经非常尽力了，想做一个及格的作品。”拍摄时间紧、任务重，聊到对电影的期待时，娜仁花如是说！
制片陈乾伦
《安家》非常值得期待
我们先后在昭通拍了40集电视剧《万物生》和电影《安家》。之所以两次选择在昭通拍扶贫大剧，是因为昭通的扶贫工作在全国具有代表性。
昭通11个县市区中有10个国家级贫困县，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地级市，全市36.24万贫困人口彻底搬出大山过上新生活，承接6个县区4万多人的靖安新区是全国最大的跨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
在拍摄《万物生》的时候，我看到过一张照片，靖安新区上万名搬迁群众摇号分房，场面非常震撼。把来自不同县区的数万名群众搬到一起来生活，这项工作非常了不起，是讲述中国脱贫故事的一个生动样本。
当时我就有了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再拍一部讲述易地扶贫搬迁故事的片子。就易地扶贫搬迁这个角度来说，《安家》这个名字更合适，后来在网络申报环节一次成功。从想做这个事到做成这个事是春节以后的事。这么短的时间内集合了各种资源，剧本从不成熟到成熟，一路走来包括导演、演员团队都特别不容易。
电影《安家》推向世界不成问题。这部片子不仅真实真实讲述了中国扶贫故事，还
塑造了一批鲜活生动的角色，描绘了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一个群像。通篇都反映了扶贫干部用心用情为贫困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干群同心打成一片啃下脱贫攻坚“硬骨头”的故事。特别是娜仁花老师主演的赵姑妈角色，在剧中饰演副镇长兼累马寨党支部书记，是这部戏的灵魂人物，她成了，这部戏也就成了。
《安家》这部戏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讲述如何动员群众搬家。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突然要离开了，大家心里都有很多不舍，有太多太多故土难离的乡愁情结，扶贫干部做了大量工作。第二部分讲述如何顺利搬家，扶贫干部找准问题症结，从根子上去推动问题解决，最终赢得群众的支持和信任。比如，剧中的李有光长期酗酒，妻子丢下孩子跑掉了，扶贫干部经过不懈努力，最终帮他把媳妇劝回来，孩子有人照看，还养成了好的学习生活习惯，一家人和和睦睦开始新生活。第三部分讲述搬迁后的新生活。有高兴的地方，住房条件、生活环境、就医就学等都非常好。同时也有苦恼的地方，楼栋分不清、马桶不会用、经常走迷路等、不讲卫生随地吐痰等新问题也时有发生。这部分主要讲述搬迁群众从贫穷落后的小山村一步搬到窗明几净的城市小区，从思想观念、生产生活方式到精神面貌等方面，实现了从“山里人”向“城里人”的彻底转变。
电影《安家》非常值得期待。这些年我投资拍了20多部电影，先后获得了“华表奖”“百合奖”“世界民族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等荣誉。和以往的片子相比，电影《安家》在演员阵容、设备配置、团队组建等方面都是最高端的。经过紧锣密鼓的拍摄，电影《安家》在昭通顺利杀青，接下来将进入后期制作阶段，预计元旦节前后可制作完成。
演员“酒憨憨”范雷
“说着真的，关于扶贫系列的作品，我已经拍过3次了，唯有在昭通拍摄的《安家》这部电影中，感到无与伦比震撼”。9月1日，刚刚在靖安新区拍摄完电影的范雷告诉记者，在电影中，走过昭通最贫瘠的地方，但是当看到群众搬进新城，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时，内心的震撼，难以表达。
范雷，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国家一级演员，工作于第二炮兵政治部文工团。在《安家》这部电影中，范雷扮演的是“酒憨憨”这个角色，因为家庭十分贫穷，媳妇跑了，范雷想不开，心中十分抑郁，天天以酒为伴，整日里跟当地政府唱反调，惹人嫌弃。后来在基层干部润物无声的付出后，范雷最终搬迁进城，住进了现代小区，媳妇也回来了，过上了幸福的新生活。
在大山包拍摄过程中，范雷说：“停水停电 3天3夜，加上严重的高原反应，曾背着女一号漫山遍野的跑，真的是累的不行了，是心中坚定的职业信念，支撑着自己，完成拍摄的。”
当然，《安家》这部电影 通篇弥漫温馨，让人看到了艰难困苦中的丝丝光亮。范雷说：“作为一个演员，时刻都要在观察，每一个角色都要有足够的阅历，正因为全身心的投入其中，用心用情的去拍了，也才感觉到了务实担当的基层干部对贫困群众的无私奉献和为民情怀。”
戏，拍完了。见证了真正贫穷的人，真正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说起对电影的期待，范雷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除了收视长虹，在拍摄的过程中，我的努力得到导员的认可，我就知足了……”
编剧沈洋
《易地记》创作谈
搬不动山就搬人。
地处乌蒙山腹地的昭通，是我的故乡。
事实上，我的故乡离市区近百公里，是一个叫大山包的海拔三千多米的小山村，那是我的出生地。因此，对我而言，在我儿时记忆里繁华市井之昭通城，也只能算作第二故乡。我甚至从来没有想过会成为昭通城里人。更没有想到，四十多年后，我的那些父老乡亲们，那些舅舅叔叔们，会拖家带口，搬进昭通城，抑或是城郊不远处的那些叫做幸福、思源虹桥、红路、靖安、卯家湾的安置规模近万人甚至四五万人的安置区。
于是，一个具有新时代特征的名词“易地搬迁扶贫”，成为我较长一段时间驻镇挂村入户的工作内容。
故乡山民，原本住陡山、走泥路，吃粗粮、穿单衣，熬日子、归黄土，这似乎就是他们的宿命，几乎无一幸免。有些人，终其一生未走出大山。生在土墙房，埋在后山上。白天转山坡，晚上回老窝。贫困、疾病，焦虑、烦恼，成为苦寒人生之标配。
而当这一群人，有一天突然在党和政府的强力推动下，省掉了艰辛繁琐的过渡，搬进城，挖老房，斩断回家路，进城、入镇、上高楼，乘电梯、用煤气、蹲马桶，他们的日子一下子变得高大上，甚至一些老人都不知道如何按电梯按纽，下楼转一圈就找不到自己住几幢几单元几号，上演了一些啼笑皆非的事。这之间，会发生怎样的裂变。他们的思维转轨、习惯转变和生活方式的彻底变化，会发生怎样精彩的故事？这是我一直感兴趣的地方。
中篇小说《易地记》参加由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文明办主办，云南省教育厅、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协办，云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承办的云南省“我和我的祖国”征文征集活动中，荣获文学类一等奖。
我相信，作为乌蒙山深度贫困片区的昭通，这波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搬迁“移民潮”，可谓中国精准脱贫的一个缩影，很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定然是有故事的，是有小说性和戏剧性的。但这样的大场面、大手笔、历史性的突围，该怎样用小说去表现？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但在没有充分把握的情况下，我拒绝贸然动笔。我忧心自己功力不够，非但写不好浪费了素材，更担心把不准脉相，图解了政策，曲解了这个伟大时代，画不准我的那些父老乡亲的鲜活生动形象。因为，在他们身上，总是有那么多的良知和善意，总是有那么多生生不息的奋斗原动力与爆发力，总是有那么多超乎小说之外、让人意想不到的故事发生。
在长期走村串户、与群众深度交流沟通的过程中，我正巧在昭通的一个安置区遇到了一位专做易迁群众志愿服务工作的某镇副镇长，也就是我小说里塑造的“赵姑妈”。赵姑妈不是一个实打实的亲属称谓，而是广大群众对她的一个尊称。驻村女干部、吃苦耐劳、有良知、敢于挑战、有担当精神，不怕牺牲，事无巨细一律接招，待群众如亲人，通情达理。这样的干部自然是值得称道和书写的。
可是，离眼下生活太近，现实中各种要素都很全的原型，对于一个以虚构为本的小说而言，有其积极有益的一面，却也是极其危险的。我担心的问题是，怕把小说写得像极一个报告文学。因此，我极力回忆平时下乡工作时与干部群众打交道的点点滴滴，把想象的可能性放到最大，尽可能艺术地还原“赵姑妈”在做群众工作时的原始状态，把赵姑妈那知冷知热，急群众所急的细节还原，力求呈现一个生活中真实的、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党性和担当、有情怀的乡镇基层干部形象。
同时，在小说中，像李有光这样原本对生活充满希望，却在一次次的折腾中丧失了对生活的信心，甚至对社会、对政府有了敌对情绪，怀疑一切，不相信干部，大有往前迈一步就成了社会负面典型的的摇摆群众，在我的采访过程中是真有其人的，我虚构了“赵姑妈”和她的养女肖洁不怕脏不怕恶心，不厌其烦上门照顾酒鬼李有光，并亲自为他们清理垃圾、打扫卫生，尤其肖洁直接跪在地上为其找鞋子的举动，彻底融化了李有光那一颗冷漠、失望、放弃的心。小说中，赵姑妈帮助累马寨的妇女们找到一个到省耕公园打扫卫生的工作，为了第一次上岗不迟到，不会上手机闹铃、又害怕自己睡着了耽误上工而一夜合衣未睡的农村妇女，是在做易迁群众的工作中，真实发生的故事，我略加修饰，写进了小说中，这个细节，着实让我感动了一阵，心里满是辛酸。
我生活的昭通市，总人口625万，贫困群众184万，36.24万人居住在边远高寒山区，为了改善这些生活在大山深处、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贫困群众的生活，全市新建了23个集中安置区，通过“进城、入镇、上高楼”的方式，“挪穷窝、断穷根”，让贫困群众彻底搬出大山。在2018年已实现13.18万人搬出大山的基础上，今年，还将完成5.24万户、23.06万人的搬迁安置。如此气魄，这种敢于拼搏创造的奋斗精神，可谓新时代的“愚公移山”，唯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和人民能够做到，感天动地、气壮山河。
中篇小说《易地记》，就是想要记录下这场轰轰烈烈的“大搬迁”易地搬迁扶贫进程中的真实状态，记录下中国农民在时代大潮中背井离乡奔小康的感人故事。“窥一斑而知全豹”，在小说中，我尽量避开宏大场面，注重叙事的坚实与质地，小处开口，细处着墨，试图聚焦一个15户人家居住的小小村庄，把笔触伸进每一个平凡干部和群众的内心，去真实探源，客观记录下这一幕幕、一桩桩、一件件，试图在小说中凝聚人们的悲喜，留下时代的点滴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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