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中叶，中国两次警告美国，警告美国军队不要越线。
一次是1950年。
一次是1964年。
第一次，美国根本不听。
美国人耸耸肩：一个落后的穷国，一支农民的军队，警告我们？！呵呵……美国人根本不屑一顾。
上篇 · 北纬38°线1950年9月，朝鲜内战爆发三个月后，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登陆仁川。
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出警告：“中国对邻邦北朝鲜被帝国主义者野蛮侵略，决不会坐视不救。”
侵略者置若罔闻。
仁川登陆后，美军逼近三八线，剑指鸭绿江。
北纬38°线，是战后划定的南北朝鲜分界线。
美军如果越过三八线，占领北朝鲜，陈兵中国边境，朝鲜战争的内战性质将不复存在，朝鲜战争将完全国际化。
10月3日凌晨一时，周恩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通过正式外交途径向美国政府表明：
“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管，我们要管。”
周恩来的正告，通过新德里-莫斯科-斯德哥尔摩，到达终点华盛顿。
一周后，周恩来通过中国媒体，再次重申这个警告。
对来自中国的警告，美国人不屑一顾。
查尔斯·威洛比是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的情报处长，号称“中国通”，他说：“最近中共领袖声称，如果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他们将进入北朝鲜，这不过是外交上的一种勒索。”
美国总统杜鲁门认为，周恩来的表态多半是“以介入朝鲜战争作为要挟，赤裸裸地对联合国进行讹诈”。
嘴上这么说，杜鲁门心里还是没底，他专程飞到中太平洋的威克岛，要当面听听麦克阿瑟的意见。
美国中央情报局为总统先生此行准备了分析材料，结论是：“尽管周恩来讲过那样的话，中国军队在向满洲运动，宣传上措辞激烈以及发生边境侵犯事件，但没有令人信服的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确打算全面干涉朝鲜……中国共产党人毫无疑问害怕与美国交战的后果。”
见到麦克阿瑟后，杜鲁门直奔主题：“您认为苏联和中国干涉的可能性如何？”
麦克阿瑟的回答相当傲慢：
“可能性很小。……中国人在满洲有三十万部队，其中部署在鸭绿江沿岸的大概不会超过十至十二万人，只有五至六万人可以越过鸭绿江。他们没有空军。现在我们的空军在朝鲜有基地，如果中国南下到平壤，那一定会遭受极为惨重的伤亡。”
“面对联合国军的强大攻势，他们会血流成河，如果他们干涉的话。”
麦克阿瑟的傲慢由来已久。1949年，当人民解放军逼近南京时，麦克阿瑟就放言：“给我五百架飞机就可以摧毁他们。”
他的傲慢不是没有底气。仅就武器装备而言，中美两军代差巨大。
毛泽东在做出志愿军出兵决策时，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种差距：
“根据我们所知的材料，美国一个军（两个步兵师及一个机械化师）包括坦克炮及高射炮在内，共有七公分至二十四公分口径和各种炮一千五百门，而我们一个军（三个师）只有这样的炮三十六门。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一九五一年二月才有三百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关于派志愿军入朝参战问题》1950年10月2日）
后勤补给的差距同样巨大。当时，美军已经达到13个后勤人员供应1个美军士兵的水平，而中国军队却是1个后勤人员至少要供应几百名中国士兵的作战需要。至于补给物资的质量与数量，差距更大。
在倨傲的麦克阿瑟的命令下，美军越过三八线。
10月19日，美军占领平壤。
麦克阿瑟专程从日本飞来，踏上平壤的土地，大声叫喊：“有什么大人物来欢迎我吗？金某人在哪里？”
不可一世。
中国共产党人的警告，早被他们抛到九霄云外。
显然，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什么样的武装，对中国人“勿谓言之不预”的表达是一种什么样的警告，都还缺乏基本的常识。
要扭转这种建立在无知基础上傲慢，晓之以理是很难奏效的，只能用事实说话。
就在平壤陷落的那个夜晚，就在麦克阿瑟向杜鲁门作出否定回答后的第4天，在夜幕笼罩的鸭绿江上，出现了一支支扛着枪支、穿着棉袄、装备简陋的队伍，从北岸出发，徒步行进，跨过江面，踏上南岸的朝鲜土地。
就是这样一支被美国记者称为“农民出身”的军队，很快将会让美国人明白，周恩来所说的“我们要管”，其真正含义到底是什么。
志愿军过江后立刻发现，战局在急剧恶化，他们已经无法到达预定的防御阵地，防御阵地已经全部陷落。敌军正在以机械化方式迅速北进，东线敌军已经到达鸭绿江边。
联合国军不仅越过了北纬38°线，在东线，他们已经越过了北纬41°线。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彭德怀乘吉普车走在了过江部队的前面，在黑暗中居然与敌军逆向擦肩而过，居然开到了敌军后方，事实上单车陷入了敌军包围。
联合国军中任何一国的官兵都无法想象，有哪一个国家一支大部队的最高将领，会行进在部队的最前面，会单枪匹马进入正在交战的最前线。
他们的司令麦克阿瑟先生，不仅很少出现在前线，甚至很少出现在朝鲜，在战争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居住在千里之外的东京，在豪华舒适的官邸里遥控作战。
彭德怀的行踪所幸未被敌军发现。因为敌军根本想象不到这一点。
志愿军过江后的形势就是如此严峻。立足未稳，就与敌军正面接触。
1950年10月25日，第一次战役就在这样的形势下打响。如彭德怀所说，这“是一个不期遭遇战”。就是这样一起遭遇战，装备落后的志愿军“打退美伪军的追击，立稳了足跟”，把前进到鸭绿江边的美韩军队挡回到平壤一线。
麦克阿瑟的口吻立刻发生变化。他打电报给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国军队的“这种行动不仅使在我指挥下的部队陷于困境，而且有使我军全部被歼的危险。”
“中国军队在阻击第八集团军的战斗中已经夺取主动。如果中国军队的进攻继续下去的话，也许有必要放弃继续前进的希望，甚至要撤退。”
但是，美军很快意外地发现，中国军队在第一次出手之后，突然没有了踪影，前线陷入了长时间的沉寂。近三个星期里，中国军队销声匿迹，好像消失了一样。
情报处长威洛比立即得出了结论：中国人肯定已经离开朝鲜了，他早知道会这样的。他很得意地说，他是个老中国通，早就看出北京是虚张声势。我们已经拆穿他们的手法，现在战争已经结束。
麦克阿瑟也认为，他的战斗架势已把中国人吓跑了。
麦克阿瑟决定发起新的进攻：“圣诞节攻势”，东线西线齐头并进，全线推进到鸭绿江边。
11月24日，麦克阿瑟从东京飞到朝鲜。他对美军第24师师长丘奇说：“我已经向第24师的小伙子们的妻子和母亲们打了保票，小伙子们将在圣诞节回国。可别让我当骗子。赶到鸭绿江，我就放你们走。”
麦克阿瑟放言，他的部队只会遇到“软弱无望的抵抗”，他的部队的损失将是“非常轻微”的。他对记者们说：战争基本结束，只剩下扫荡收尾而已。
次日，麦克阿瑟回到东京立即发表声明：联合国军此次进攻将很快以胜利告终。
用美国记者的话说：他相当地“飘飘然”。
麦克阿瑟的“圣诞节攻势”，一开始确实没有受到什么抵抗。
事后美国记者威廉·曼彻斯特写道，美军的“空中侦察亦无从发现”，在朝鲜北部“荒凉的危山险岭”里，“埋伏了25万纪律严明、长有一双飞毛腿的农民出身的步枪手”。
北进的美军逐渐遇到了一些抵抗。但是，这些抵抗显得都很微弱，一旦遇到美军反击，很快就后退了。沿途还扔下一些枪支装备，看上去败退得仓促又狼狈。
麦克阿瑟不了解，中国军队有一种战术，叫做诱敌深入，还有一种战术，叫做穿插包围。他还不了解，这支装备简陋落后的部队，在不畏强敌、勇猛顽强的精神上面，毫不落后。
麦克阿瑟在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里大刺刺地说：中国人欺软怕硬，显示一下力量，“会使中国人头脑理智一点”。
结果，在双方显示力量之后，“头脑理智一点”的，却是美国人自己。
11月25日晚，北进的联合国军在200公里宽的战线上同时遭到强大进攻，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打响，历时八天结束。
战役结果是：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放弃平壤，退回三八线。此役确定了抗美战争的胜利基础，恢复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全部领土”（彭德怀语）。
第一第二两次战役，联合国军败退300多公里，仅美军损失近两万人。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在第二次战役撤退途中车翻人亡。可见撤退之慌乱。
接下来的第三次战役，志愿军“一举突破三八线，夺取汉城，飞渡汉江，收复仁川港，将敌逐至三七线”（彭德怀语）。不仅再度占领美军补给基地仁川港，而且占领了南朝鲜首都汉城，再次把战线向前平均推进100公里，将美军从第一次战役开始时已经越过的北纬41°线，打退到北纬37°线。
“圣诞节攻势”失败后，美国《时代周刊》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失败。”记者霍默·比加特说：“联合国军队布局不当和麦克阿瑟将军的严重错误，都造成了敌人战略的成功。”
麦克阿瑟此时的状态呢？看到麦克阿瑟发来的电报后，国务卿艾奇逊认为，麦克阿瑟“已近乎惊慌失措”。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开始酝酿以军事的而非政治的理由召回麦克阿瑟：“真正成问题的是麦克阿瑟对自己丧失了信心，而且开始对他属下的校级军官和部队丧失信心”。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后来回忆说，那个时候华盛顿领导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上”，指示麦克阿瑟做好撤出朝鲜的一切准备。
美国前国防部长马歇尔在谈到朝鲜战争时说：“神话已经破灭，美国原来并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一个强国。”
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破产了。
1951年4月5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得出结论：“‘单靠军事行动’，是无法解决朝鲜问题的。”5月17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此作出的决定：争取结束在朝鲜的敌对行动。5月31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下达命令给接任麦克阿瑟的李奇微，要他在努力使中朝军队付出重大牺牲的情况下，争取“缔结合理的停战协定，终止敌对行动”。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开始。11月27日，原则确定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
近年流传一种说法，认为抗美援朝没有取得胜利，而是和美军打了个平手。理由是，战争始于三八线，止于三八线。
这个说法，混淆了抗美援朝战争与朝鲜战争的区别。
朝鲜战争开始于一场内战，战争始于三八线。
抗美援朝战争则开始于美军与联合国军侵略朝鲜之后，敌军已把战火烧过三八线，烧到鸭绿江边，美军在东线已经越过了四十一度线，已经到达隔江就可以清楚看到中国领土的鸭绿江南岸。
抗美援朝战争，是始于鸭绿江边，始于四十一度线，一直将敌军打退到三八线以后。
抗美援朝，是一场毫无疑义的胜利之战。
美国前总统胡佛说:“联合国军在朝鲜被共产党中国打败了，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军队足以击退中国人。”
美国任命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后说：“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将军。”
这场胜利的意义，影响到了十多年后越南战争。
下篇 · 北纬17°线越南战争与朝鲜战争有许多相似之处：
——都是由于外来入侵造成了南北分治。
——都是由于内部的统一愿望而发生了内战。
——都有一条北半球纬度线成为南北政权的政治军事分界线：一个是北纬38°线，一个是北纬17°线。
——两个南方政权都是美国在全球冷战布局中的一颗棋子。
——两个北方政权都有一个幅员辽阔的后方邻国：中国。
——还有，都有一个相同的历史人物出现：迪安·腊斯克。
那条著名的三八线，那条普普通通的地理标志线变身为大名鼎鼎的政治分界线，就是出自这位迪安·腊斯克之手。
二战结束前，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联合成立了一个协调委员会（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前身），决定如何在政治上划分战后世界，在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领导下工作。他们要对战后世界地图的画法迅速作出决定，由哪个国家去受降，哪些国家将在哪里划分为两半。这个工作性命攸关、又十分紧迫。犯一个错误，划错一条线，都将遗祸无穷。
当时在中缅印战区新德里分部担任副参谋长的腊斯克上校，被抽调到这个委员会工作。
1945年8月9日晚上，协调委员会在五角大楼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为了保护在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如何在朝鲜划分政治分界线。国防部部长助理让腊斯克和另一位上校到隔壁休息室尽快搞出一个“既能满足美国的政治意愿、又符合军事现状的折中方案”，并且“要在三十分钟之内搞出来”。
“三十分钟之内”，要划出一条事关重大的政治军事分界线，时间紧到不可理喻。腊斯克拿起一支红色铅笔，查对了旧地图，干脆利落地在朝鲜地图上划了一条直线，与四十九年前日俄分割这个国家的那条线完全重合：北纬38°线。
划完这条线以后不久，腊斯克离开军界，被马歇尔调进国务院，在联合国司工作。朝鲜内战爆发后，腊斯克被派往联合国总部，谈判促成了联合国军的成立。
“对腊斯克来说，朝鲜战争是一个困难而往往痛苦的经历”，美国记者戴维·哈尔伯斯坦写道，“他是参与决策的文职官员之一……由于他没有预料到中国会参战，所以他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
十多年后，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时候，腊斯克已经坐上美国国务卿的高位，他在美国的越南战争决策中将发挥比在朝鲜战争时更加有分量的作用。
这两场战争还有一个相似之处，美国出于抑制共产主义在亚洲蔓延的冷战目的，都把扶植南方政权、遏制甚至消灭北方政权作为其追求的战略目标。
美国是逐步陷入越南战争泥潭的。
五十年代法国军队撤出越南后，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期间，美国先是向南越提供军事援助，派遣军事顾问和情报人员。
进入六十年代，肯尼迪总统决定在越南发动一场“特种战争”，美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派遣特种部队，由美国军事顾问直接指挥南越军队与游击队作战。
约翰逊接任总统后，进一步扩大战争，直接派遣美军地面部队进入越南，全面越战爆发。
但是，不论美国政府与军方如何有扩大战争的冲动，他们有一点与在朝鲜战争时的作为完全不同，他们始终没有把越过南北政治分界线、进入北方、消灭北方政权作为战争目标。
随着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规模不断扩大，越南的北方邻国像十四年前做过的那样，开始发出了警告的声音。
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会见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时说：如果美国冒险打倒北越，中国军队就应该开过去。我们采用志愿军的形式好。
1964年7月27日，毛泽东对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说：如果美国人轰炸越南北方或在越南北方登陆，我们就要打了，我们的军队想打仗了。他要想想，中国人不是没有腿的，美国能出兵，中国人就不会出吗？我们去你们那里，跨一步就到了。
1964年8月，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欲将战火引向北越，战争升级危机在即，直接威胁中国南疆安全。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
中国政府划出的红线是：北纬17°线，日内瓦协议确定的南北分界线。
这一次，美国的态度和当年朝鲜战争时的态度完全不同。
没有一个美国政界或军界的官员放言认为：中国的警告只是“口头上的威胁”，是“外交上的一种勒索”或“姿态”。
也没有一个政界军界要人认为：中国出兵的“可能性很小”。
相反，他们对中国的警告十分重视。
美国政策规划委员会主席罗斯托特意提醒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我们得到警告，如若向北推进，战争将会升级。我还相信，又有一些战机被布置到海南和华南。”
腊斯克此时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手执红笔在地图上划出一条直线的美军上校了，他已经就任国务卿多年。而且，他参与过朝鲜战争的决策，那场战争给他留下的痛苦回忆仍未淡忘。
美国著名记者、普利策奖得主戴维·哈尔伯斯坦在他关于越南战争的纪实作品里，专门写到了腊斯克国务卿：
“后来，在越南战争期间同已经成为国务卿的腊斯克在一起工作的一些人，想要把他推向鸽派一边，想要使他在一个具体问题上转过来反对军方时，他们晓得能达到目的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中国抬出来，对他说：啊，要是我们的升级在某方面超过了某一点，万一引起中国参战怎么办？这些人很巧妙地采取这种策略，把中国抬出来以达到较广泛的鸽派目的，这是因为别的理由人家是不听的。”
腊斯克是怎么做的呢。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谈到越南战争时，斯诺道：“美国常说，南越战争要扩大到北方。”毛泽东说：“最近腊斯克纠正了他的说法，说他没有讲过这种话。”
这段美国人自己书写的历史告诉我们：在越南战争期间，在美国国务院，在国务卿腊斯克周围的那些官员，为了防止战争升级，他们所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中国抬出来”，就是提醒“万一引起中国参战怎么办”，“因为别的理由人家是不听的。”
“唯一办法就是把中国抬出来”，“别的理由人家是不听的”——因为什么？
在1965年的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期间，美方专门发表声明：扩大轰炸仅限于北越，美国绝无意同中国作战。
“绝无意同中国作战”——因为什么？
答案就是：抗美援朝。抗美援朝的教训，使美国人难以忘怀。
美国作家沃尔特·赫姆斯在《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停战谈判的帐篷和战斗前线》一书中写道：“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敌人，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由于共产党中国有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和坚强有力的领导，因此它也在朝鲜战场上赢得了自己的声誉，而且看来会成为远东与西太平洋地区共产党的领袖。”
于是，从艾森豪威尔决定介入一直到尼克松任内结束越南战争，美国在越南打了十几年，出动地面部队50多万，但是，他们始终没有越过北纬17°线一步。
当年越过北纬38°线的遭遇，使他们难以忘怀。
当年北纬38°线南北的那场战争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历史没有被世界忘记。
抗美援朝，已经成为了国家记忆。
抗美援朝，不仅仅已经成为中国的国家记忆，而且，它也深深地刻入了美国的国家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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